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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3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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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西奇器:那些科学传播的往事

□ 江晓原  ■ 刘 兵

 

  □ “科学传播”虽然是现代的话头,不过科学(和技术)当然早就在传播了。如果我们回顾在中国发生过的科学传播——姑且还是用这个措词吧——的往事,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地方对今天仍有教益。
  以些有许多人批评过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批评的出发点是恨中国没有尽快全盘西化。其实中国在历史上,经常接受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知识,而且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对待它们的。
  联系到本书所研究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的作者王徴,也是同样情形。王徴虔心皈依天主教,却在他年轻的妾申氏的去留问题上大受困扰,因为教义禁止纳妾;王徴在明朝灭亡时自杀尽忠,又使后来的教会人士评价他时大受困扰,因为教义禁止自杀。尽管王徴在“思想道德”层面上有过如此痛苦而惊人的挣扎和努力,他在向中国读者介绍“远西奇器”时,仍然没有丝毫违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本原则的打算。
  
  ■ 在过去,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理解中,我也一直默认着这样的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是导致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被顺利接纳并且生根发展的重大阻碍。其实,这种观念本身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在人们默认这个观念的同时,似乎又隐含地预设了另外的判断,即因为有这样的阻碍,而使得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生根发展受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不过,如果超出上述带有价值色彩的判断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另有一些奇想呢?例如说,如果说那时的一些中国人(而且是有影响有决策实力的中国人)在倡导“中学为体”,那个体究竟是什么?至少,在我的印象里,在结合到科学和技术(在广义上的理解中)的问题上,几乎一直就没有说清那个“体”是什么?这是其一。
  其二,是假定有了这样一个“体”,是不是就一定非要用西来的科学将其取代?以及,这样的取代如果真正成功了,好处是什么?代价又是什么呢?
  以上两点如果相对搞清了,再来思考为什么西来的东西会在传播到中国后出现变形,恐怕就会更好理解、更好评论一些。你说呢? 
  
  □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最近正好有一些新的想法。我认为“体”和“用”其实有不止一个层面。比如,从《奇器图说》出发,如果说具体的机械装置和设备是“用”,那么其力学原理可以视为“体”;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上升一个层面,那我们可以将力学原理之类的视为“用”,而将整个关于自然的观念体系视为“体”;如果再上一层,我们又可以将关于自然的观念视为“用”,而将更基础的哲学体系视为“体”……,如此等等。
  在这样一层层的“体—用结构”图景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尽力在每一个层面上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到了今天,我们也没有违背这个原则。所以,“全盘西化”在中国其实不可能发生。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并不认为“全盘西化”是一个应该呼唤的局面。如果中国真的“西学为体,西学为用”了,那将是一个荒谬的局面——幸好它是不会出现的。现在我们采纳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保持我们的核心文化观念,这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人拼命要“脱亚入欧”百余年了,它那“大和魂”也没有完全消散。况且“脱亚入欧”是不是真的给日本带来了福祉,还要再往下看呢。

    ■ 我很高兴地听到你如此回答。正好,昨天晚上,有一个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科学史教授在这里做报告,讲的仍是西方科学技术如何被引进到日本这样的一个老话题,结合的是东京工业大学在其中的角色。在听此报告的过程中,我也有选择性地注意和想到,日本近现代引入西方科学技术,其实也是坚持日本之“体”而在相当程度上只取西学之“用”,这才带来了日本后来在技术发展上另具特色的局面。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关心所谓的体用之争呢?现在还有许多人拼命要以西学之体取代中学之体,尤其是当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特殊的追求目标时,更是如此。
你说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尽力在每一个层面上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传播与会通》的研究对象《奇器图说》在传播西洋技术时,出现中国文化的“型塑”,也就很自然很正常了。不过,很遗憾的是,至少在我印象中,写作此书的中、德学者似乎没有这么明确地讲出你的这种看法。

  □ 他们确实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也许,有些人仍然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好的状态?再说对于研究《奇器图说》这样一本书而言,讨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毕竟不一定是他们的义务。
  不过这本《传播与会通》,还是有不少新颖的地方。
  首先,国内国外多人合作,根据个人的条件,每人负责一个方面。比如《奇器图说》的两位作者是来华耶稣会士邓玉函和王徴,我们就看到关于邓玉函的部分由西方学者撰写,而关于王徴的部分就由中国学者撰写,这样倒是真做到了古人所谓的“随才器使”。
  其次,本书在结构上相当全面,全书内容堪称“内史”与“外史”齐飞,研究共校订一帙。对一部古籍如此作为,确实可以说是“全面而深入”了。
  最后,本书在编辑、装帧上花了很大功夫,非但图文并茂,对于一本学术著作来说,简直有点奢侈了(特别是下册的处理)。这也导致本书定价偏高,而且使本书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中:一方面,因图文并茂装帧漂亮,具备了某种程度的大众阅读资质,但另一方面,因主题的学术化和偏高的定价,又使得此书变成一本小众读物。

    ■ 我觉得,你对此书的特点和优点,已经总结得很全面了。我只想补充一点:近些年来,在国际上的科学史研究中,有一个发展趋势,即开始以特殊的热情关注对于图形文本的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也带有当下有些时尚的“视觉文化”研究的味道,又往往需要引入一些新的基础性理论来支撑,例如像修辞学、符号学等等。就此来说,我觉得,此书也大致有些这方面的意味(尤其是在出版的版式编排方面)。当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在目前发展中的视觉科学史研究方面的一些特殊方法,借鉴与传统科学史研究有所不同的基础理论,那将是可期待在未来出现的工作。


  《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张柏春等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定价:120元(全两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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