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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2期


认识文明进化的“挑战应战”与“冲突融合”
——科学史家董光璧先生访谈录

刘兵*/问  董光璧/答

 

摘 要:董光璧先生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科学史研究,在物理学史研究、中国科学史研究、科学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诸多科学史家当中,董当璧先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有创造力的学者,董光璧先生成果众多,尤其是,他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中轴转换原理,论证了当代科学中滋长着的新科学范式的特征,发现了当代科学中孕育了的生成论的新科学研究纲领,阐明了当代科学思想三大转向与中国科学传统的契合。他多年来对于易学与科学的研究,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和相关思想,成为中国科学史家对于科学史及相关学科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董光璧;科学史;易学


  刘:董先生你好。很高兴这次有机会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稿约同您做访谈。从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念科学史的研究生时,就已经知道您,开始读您的著作了。作为一位科学史界的老前辈,现在许多年轻人虽然在读您的书,但可能对您的经历却不很了解,您是否可以先就此谈谈?
  董:我的经历非常简单,基本上是出了校门就进机关门。读18年书,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6年。由于日寇侵华的破坏和解放战争的使命,我进大学的年龄要比一般同学大五六岁,甚至比年轻的老师还要大些。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后留校,在四清运动、文化革命和三线建设中磨练十多年,是许良英先生主持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引发了我对科学史的强烈兴趣。因为北京大学不给我研究机会而转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但这里并不是我理想的研究机构,最后我落脚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这里有满足我独立思考和自由研究的基本环境,但是在该唱“收场戏”的时候才唱了“开场戏”,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

  刘:从您的经历来看,作为学习理科出身而后又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学者,这种理科背景有什么优势?对您后来的研究工作有什么影响?现在有许多学习科学史的学生是学文科出身的,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不理想的情况,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董:科学史的学科归属应是历史学,它要求从业者既掌握历史方法又熟悉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科学。对于科学史研究的两类从业人员,数理化出身的和文史哲出身的,在研究方法上和研究对象上各有所长。文史哲出身者的优势在于受过历史学方法的基础训练,而数理化出身者的优势在于比较熟悉研究对象。我虽学业出身理科,但也有点特殊之处。我是由河北唐山一中保送上北京大学的,我的志愿是读中文系或者法律系,由于校方的建议我读了物理系。不久北大物理系又分出地球物理系、技术物理系和无线电电子学系,我又选择了无线电电子学系。当时的中学语文老师和我自己都有些惋惜,因为我在文学方面似乎表露了一点天赋,我是唐山一中蓓蕾文学社的主要成员。一个喜欢文史哲的中学生,在无线电物理专业的波谱学和量子电子学专门化完成了学业,几经展转而最后加入了自然科学科学史研究行列。对我的科学史研究兴趣来说,学了物理学还是值得庆幸的,虽然我不时地幻想回到文学创造上去。

  刘:在科学史这个领域里,你涉及的方向非常多,做出的工作也很有影响。就我所知,您的研究涉及到物理学史、中国古代科学史、中国近现代科学史,还涉及到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和科技政策等方面,对于这些方向不同但又有某种相关性的研究,您自己认为在你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上,在自己的满意程度上,或者说,在研究所花费的精力上,是怎样一种排序呢?
  董:我的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一个坚定而又明确的研究方向,古代的和近代的、世界的和中国的起头并进,以至我们所里的不少同人长期不认为我在研究科学史。但在我的心里却有非常明确的思考方向,理解科学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探索科学发展的未来之路。从我早年的两篇论文,《我国古代“元气论”和希腊古代“原子论”》(1975年)和《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1985年),你可以看出我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努力方向。从我后来的两本著作,《传统与后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1996年)和《静悄悄的革命——科学的今天和明天》(1998年),你可以看到我的这种努力还是有所收获的。我在这里把自己的收获主观地概括为,认识了文明进化的“挑战应战”和“冲突融合”两种机制,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中轴转换原理,论证了当代科学中滋长着的新科学范式的特征,发现了当代科学中孕育了的生成论的新科学研究纲领,阐明了当代科学思想三大转向与中国科学传统的契合。若是把我的研究解体并按传统的科学史分支排序,应该是物理学史(包括世界和中国)研究、中国科学史(包括现代和古代)研究、科学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研究,而这样一来也就面目全非了。

  刘:在物理学史方面,你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最主要的心得是什么?因为物理学史已经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很悠久的历史,而且与其他科学的分科史相比,也最先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学科,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中,应该怎样做工作才是一种恰当的策略?才能做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
  董:我在物理学史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了《EPR关联之谜》(与田昆玉合作,1988年)、《物理时空新探》(主编,1991年)、《世界物理学史》(与田昆玉合作,1994年)、《马赫思想研究》(1994年)、《伟大孤独的遐想者——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与刘文霞合作,1996年)、《科学史的沉思》(一些论文的集结,2001年)和《中国现代物理学史》(2007年)等著作,还有待出版的《物理学思想史》等书稿。你会从我的这些作品中看到它们得以存在的个性,但就我的研究目标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在物理学史研究中的有两大收获,发现了量子物理学中孕育的生成论的研究纲领,和基于四种基本物理相互作用统一的启而提出社会中轴转换原理。这些重要的收获并非我所预期的,因而也不是通过刻意追求而最终获得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心得的话,曾国藩那句名言,“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确是寓意深刻的。它是否可以作为当今物理学史研究的一种策略?

  刘:我大学本科也是学物理出身,后来转向科学史,也最先做的是物理学史方面的工作。其实,目前就绝对人数来说,国内科学史界从事物理学史的人可能是最多的,那么,您认为就国内物理学史的研究来说,在过去的发展中有些什么教训?从目前的现状来说,又存在着什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董:我习惯于自己埋头思考自己疑惑的问题,难以顾及其他同行们的研究进展的全面情况,不可能对国内物理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给出中肯的评论。不过我也不是一点情况都不了解,自己毕竟中国物理学史研究群体中的一员,并且在同一个政治文化大环境下工作。对于近五十多年来的物理学史研究,我认为最有影响的工作是许良英先生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1976—1979),我不希望再出现《物理学发展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1959年)和《现代物理学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1977年)类似的著作,我期盼年轻一代能超越我们这一代,走出模仿舶来品的研究风格。

  刘:在您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中,与国内大多数“主流”的科学史家有所不同而且也是很有特色的区别,是您对易学与科学,以及相关地,对于像道家与科学发展的关注和研究。你能否谈谈是怎样转向了这样一个研究方面?
  董:我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并不是转向,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古代希腊原子论和古代中国元气论进行比较研究。我早在1981年就撰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中国古典哲学对于后现代科学的意义。屈从于一位眼光短浅的编辑,它被改造成一个书评——《介绍<物理学之道>》,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我对中国古代的关心的初衷在于,寻找新科学起飞之翼,寻找新科学诞生的种子。我在易学和道家研究领域的工作,《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年)、《当代新道家》(1991年)、《易学科学史纲》(1994年)和《易学与科学》(1997年),比我的物理学史研究更有影响,而且其影响在中国哲学史界比在中国科学史界更大。

  刘:关于易学的研究,如果说在科学史领域之外,已经是非常热门的一个领域了。您现在还是国内易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对于这种易学热,你有什么评价?
  董:近些年来的易学热是对传统的尊重,我从中看到的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传统不仅是不能凭人的意志可以割断的,而且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还有可能成为创造的源泉。当代易学热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假借《周易》之名的算命术流行,在尚无把握个人命运之具体科学方法的今天,人们求助于神秘的预测方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说“《周易》不神秘。算命不科学”,对于这产生在三千年前的经典文献,还没有那位严肃的学者谁敢说真正懂得它。总有一天这种热会冷下来的,留下一批真正的研究者继续重新发现真理的工作,我期待着道尔顿把原子论哲学改造成科学原子论那样的创造性的研究。

  刘:在将易学与科学联系起来这方面,也有不少的人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我觉得,一方面,有些人的研究在建立易学与科学的关系方面显得有些牵强。而许多“主流”的科学史家,或是对此不感兴趣,或是对这样的研究持否定或排斥的态度,您认为这里面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面?
  董:轻率地在易学与科学之间建立牵强附会的联系是易学热中的主要学术问题,科学界和科学史界对它的警惕和批评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易学和科学之关系的研究采取否定和排斥态度有其历史的和认识的根源,其历史根源可以上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其认识根源则是对真理要重新发现缺乏基本的认识。易学和科学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学问,而且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即“以科学治易学“和“以易学治科学”。前者致力于以科学理解易学,属于易学哲学研究的范畴。后者的功力在借助于易学的启发而发展科学,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它们之所以可能就在于,科学是反映自然规律的,自有古今相通之理。

  刘:近些年来,国际上也开始出现了对于“非主流”科学史,或者说,是对那些以往在科学史中不太被关注的非西方国家科学史和地方性知识之历史的研究。这自然会导至一种对传统的西方中心的、一元化的科学观的修正,当然,就此也有许多争议。结合您本人的研究,您对此是怎样看的?
  董:科学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和发展历程,其源流脉络是有迹可寻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在溯源的意义上有古代科学之说,其思想渊源被上溯到古希腊文明。既然有古代希腊科学,在类比意义上也谈论古代中国科学,谈论任何国家或民族的科学。自然规律不会因发现它的地域或民族而变,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发现和表述的方式。这是我通过对中国和西方一些比较研究的结论,也是我进一步扩展研究的指导思想。

  刘:近些年来,在国内,近现代科学史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的研究领域,您在这方面,也是最早开始进行研究的前辈,也最先写出了几本有影响的专著。你能简要地总结一下您在这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吗?
  董:我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方面有两项耗费精力比较多的研究,首先是主持了“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主编并出版了近三百万字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1997年)。我在其中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作为集体编写这部著作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先行出版了《中国近现代代科学技术史论纲》(1992年)。它经修改作为导言和结语以及各卷引论纳入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后来又集结在一起并加上三篇论文成为一个新版《20世纪中国科学》(2007年)。其次是在张柏春和王扬宗两位首席科学家主持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中承担了物理学史研究,作为路甬祥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之一,出版了《中国现代物理学史》(2007年)。虽然我是很认真去做这些工作的,尽管通过这些工作也是有所收获的,但我对自己现有的工作还不够满意。或许杜石然先生早就给出预评“有比没有好”是对的。

  刘:依然是近些年来,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科学文化研究和普及传播性的工作。其实,您对此领域也是有所涉及的,在这方面,您的总体性评价是怎样的?
  董:我撰写过《天地之初——自然的演进和生命的诞生》(与田昆玉合作,1996年)《人与科学》(2002年)等科普读物,也参加过北京几次大型科普展览的策划,甚至参加科普列车下乡。科学普及工作是多方面的,学术界理解的科普长期以来都是撰写大众科学读物,而且主要是针对青少年的科学养成教育。而政府部门理解的科普还包括技术推广活动,主要是帮助成人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近些年来科学的生活方式,成为城乡百姓对科普需求的热点。虽然我们中国有过许多大规模科普活动的经验,抗美援朝期间的爱国卫生运动、文化命期间的赤脚医生培训、杂交水稻和塑料大蓬的推广,但对于“公众理解科学”的根本目的仍然普遍地缺乏正确的理解。

  刘:在我的印象中,在老一辈的科学史家当中,您是一位非常开明、也非常宽容的人。从科学史和科学文化的研究来看,您对于当下国内争议很多的“科学主义”问题持什么立场呢?
  董:我一直没有参加有关科学主义的讨论,并不是我对此漠不关心或者没有自己的态度。我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论纲》(1992年)中曾明确指出,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科学泛化。我认为当代有关科学主义的严肃认真的讨论,有利于中国学术界和广大公众正确理解科学。矫正科学主义的要点不是科学是把“双刃剑”,而是科学的“可错性”。

  刘:虽然科技政策不是您研究的最主要的领域,但这个领域目前的研究者人数非常之多,问题也非常之多。你可否简要地谈谈您在这个领域的工作以及您对这个领域之现状的评价?
  董:我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和战略问题的思考限于历史的视角。在科学技术政策方面,我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第三章“当代中国科技方略”中,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科技政策给出了自己的历史评论。在科学技术战略方面,我在《二十一世纪科学与中国》(2004年)中集结1996——2002年发表的十四篇论文。当代中国有关科学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研究带给我的感觉是气魄还不够宏大,我想在这里强调我的一个还远未受到应有重视的观点,即传统是创造未来的必要条件。

  刘:谢谢您就我这么多问题给予了认真的回答。最后,我还想提一个要求,即作为一位科学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您对于科学史这个学科的未来有什么预想?还有,可否向进入这个学科学习和从事研究的年轻人提些什么建议和忠告?
  董:过去和未来都是以现在为参照的,任何历史都是现在的历史,研究历史是为了未来。以理性重塑历史,让历史昭告未来。尊重传统!尊重科学!尊重创新!

  刘:再次谢谢您接受这次访谈,并讲出了这么多重要的、有启发性的观点。


* 作者简介:刘兵(1958—),男,辽宁海城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8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8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5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它文章30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编史学与科学文化传播。

 

20090411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