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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年第4期


华北农具的生态与社会文化研究

  朱洪启 刘兵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摘 要:本文对华北农具进行了生态与社会文化的考察。研究指出,农具,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同时,农具及其使用习俗也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农具被内化为村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展现并生成着一系列权力关系。
关键词:华北农具;生态环境;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农具,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同时,农具及其使用习俗也蕴含了丰富的社会信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物,农具是“镶嵌”于人们生活中的,与具体的农村社区之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经济状况等有着紧密联系。正如普里查德所言,“从一种观点来看,技术是一种生态学过程,即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从另一种观点看,物质文化可以被视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因为物质对象是社会关系赖以绕之运作的链条,物质文化越简单,通过它所表达出来的关系就越繁多……他们不仅创造了他们的物质文化,并使自己依附于它,而且也通过它建立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依据它来看待这些关系。”([1],107页)

一、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农具体系

  农具,作为农业生产的手段,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是其首要特征,即每一地区的农具,都必须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要适应当地的地形、气候、土壤等因素,农具体系反映了农民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
  华北气候干燥,降水稀少,为了有效利用土壤中的水分,华北农民创造了一套旱作农法,及与此旱作农法相配套的农具体系。

1、华北的旱作农法与农具体系
  华北是我国主要的旱作农业区,水是制约华北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以河北为例,明清时期500多年中,河北就有380多年发生旱灾,平均一年多就有一次。([2],28页)同时,由于华北土壤的毛细管作用很强,这也导致土壤中的水分蒸发旺盛。怎样保蓄和充分利用有限的自然降水,这是华北农业生产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人们在与“旱魔”斗争的过程中,创造和采取了多种抗旱保墒技术措施。汉代的《氾胜之书》提出了:“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的耕作栽培总原则。抗旱保墒就是其主要目标之一。
  华北地区以保墒抗旱为主要目标的“耕——耙——耢”旱作技术体系在魏晋时期已形成,而与此相对应的旱作农具体系,也日趋成熟。
  据二瓶贞一,松田良一的调查,在近代的华北,农具约有100种,其中,整地用约15种,中耕用约30种,收获用7种,谷物调制加工用约20种,其它约30种。([3],2-7页)从该调查可看出,抗旱保墒农具是华北农具体系的核心。

2、华北传统农具的特征
  关于华北传统农具的特点,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华北的农具是非常原始的农具,构造简单;另一种说法是,华北的农具与华北的气候、土质、农法、农民的习惯等非常适合,是非常合理的农具。([3],1页)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但也不可否认,华北的大部分农具构造相当简单,农具的效率也不高且颇费人力。
  华北传统农具的种类和样式丰富多彩,这充分反映了人们认识自然的俗民智慧(folk knowledge)。每一地区的农具,都必须适应当地的地形、气候、土壤、作物种类、耕作方法等。如,在山东,随各地的土质及作业内容的不同,犁镵的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犁镜又有平面与疙瘩的差别。又如镢,因地区、用途、土质、耕作习惯不同,柄的长短,镢头的大小、宽窄、长短不同。([4],76-77页)
农具,是农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农具是影响农民生活方式的一大要素,农具是农民生活秩序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农具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信息,透过农具及其使用,我们可以发现诸多关于农家经济、农村社会的特性。

二、近代华北农具在村落中的分布与村落内的权力关系

  在近代的华北,由于农家经济贫困,农户的经济支出主要集中于生活性消费方面[5],进行生产性投入的资金已是不多,即使有也主要投入对农户来说比较重要的购入土地上,而对于农具的投资非常少,农具资本只占农业资本的1.0%—3.7%([6],298页)。这就导致大多数小农户不可能购置比较全的农具,在生产活动中,往往会面临缺乏农具的情况。
  根据20世纪30年代初对河北省深泽县农村的一份调查材料显示([7],607-608页),农户对耙、犁杖、种什、双辘轳、水车等比较贵重的农具拥有率最低,例如犁杖,平均每家仅有0.04部,也就是说平均每25户才拥有一部。
  农户平均拥有率最低的大农具,通常集中在经营耕地多,经济实力强的农户中,这些农户拥有了村落中绝大多数大农具,如犁、种什、耙、大车等等,他们所拥有的农具全且质量高。[8]
  为了解决小农农具的不足及村落内农具分布不均的问题,近代华北村落中有几种方式:一是贫困农户合伙购置某种农具,二是农具的借用(农户之间相互借用,尤其是贫困农户向富裕农户借用农具),三是设有村落共有农具,四是农具的租用,五是换工,以人力换取农具的使用。
  
1、农具的共有共用
  在近代的华北农村,农户的耕种面积通常都很狭小,而农田生产各个环节和收获加工过程又必须具备一些大型的专用农具。专用大型农具不仅价格很高,而且平时使用的频率也不高。一家一户都全套添置,不仅为农户经济所不胜负担,而且一年中短暂使用而后长期闲置也会造成资源浪费。于是,各地农村约定俗成地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大型农具的共有共用关系。

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大农具的所有情况表([9],246页)

 

专有(户)

二户共有(户)

三户共有(户)

四户共有(户)

所有实数(件)

大车

14

2

9

4

19

推车

4

2

 

 

5

劐子犁

30

 

9

8

35

碾子

6

 

3

8

9

32

6

9

12

41


专有(户)二户共有(户)三户共有(户)四户共有(户)所有实数(件)大车14户2户9户4户19件推车425劐子犁309835碾子6389磨32691241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孙家庙村,对于大型农具,有相当一部分农户采取几户共同配置的办法。
  几户共同配置农具,对于其出资购买农具以及日常合作的细节,缺乏相关记载,我们可参照近代华北役畜的共同饲育的习俗来考察,因为在近代的华北,农户共有役畜也是非常普遍的,并且,与农户共有农具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处于同样的社会语境中。
  共有役畜的农户,在购买役畜时,往往根据各自的耕地规模来确定出资的比例,并且依据其出资的比重不同,其使用的量也会有差异。如有的农户因为自己耕地多,愿意多出一部分钱,如两家伙喂一个役畜,他愿意出三分之二的钱,这时牲口就由他喂养、使用两天,再轮到另一农户喂养、使用一天。
  从共有役畜的相关习俗来看,对于出资多少以及如何在各户之间轮流使用,农户之间事先都有明确的约定。
  共有农具、役畜的农户间关系融洽,这是实现农具、役畜共有,并在实践中贯彻好其最初约定,达到最佳使用农具、役畜的关键条件。农具、役畜的共有关系,主要存在于同族、亲戚及好朋友间,共有可减轻相互的负担。对于共有农具、役畜的使用方法,都事先商讨好,并且一般都只是口头契约。在实践中,人们靠共有的生活常识的判断来实行这些习惯。
  用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农户共同配置农具,可有效解决生产工具的缺乏问题,但并不只是存有对农具的需求就可在农户间结成合作关系。农户在合作的过程中,无处不体现着其“文化批评”,如和谁合作,如何合作,出了问题如何处理等等,反映了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
  农户间共有农具的原因,除了农户经济贫困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户分家造成的。
  在分家时,大型农具往往不分开,而是以后几家共同使用。如河北沙井村赵祥、赵良才、赵良弼分家时,众多物品多系均分,但碾磨并没分给某家,而是留以公用,“言明碾磨公用”。([10],卷1,290页)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我国农村实行分家制度,分家时,将所有家产均分,但有些农具,并不分给某一家,而是留着几家共用,这种农具的共有共用关系,也是分家之后各家之间联结的纽带之一,是分家之后各家之间维持合作关系的一种基础。

2、农具的借用

(1)、家有万万,农具用人一半
  在近代的华北农村,农具的借用非常频繁。在河北沙井村,完全没有农具但还耕种土地的农户有十户,他们完全靠借用别人的农具,主要向本族,亲戚,邻居等借。([10],卷1,149页)
  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农户可以从地主、亲戚等处无偿借到农具,如大车,犁等。([9],246页)
  20世纪20年代卜凯(Buck,JohnLossing)对河北省盐山县150户农家的经济、社会调查显示:“大约盐山农民借贷驴子、耧、犁及大车者,约有一半之多”,该150户农家中借用过耧、犁、大车者分别占72.7%,65.3%,54.7%;借用过驴、牛者分别为75.4%和44.7%。([11],158页)卜凯还特别指出:“役畜农工,皆可借贷,并无所谓租费。富有之家,因恐贫民对于其住宅或作物有所加害,故对于贫农之借用工畜农具者,特别容易,以表好感。人工于耕种收获时,亦可互相借用,以示互助。”([11],157-158页)
  以上资料所显示的,主要是贫困农户向富裕农户借用农具,这反映了一种贫穷农户对较富裕农户的一种依赖,这也就从一个方面塑造了裕富阶层在村落中的地位。
  但有时,村中富裕农户也会向贫困农户借用农具。由于农事活动的随机性,富裕农户不可能拥有所需的所有农具。在一个农具互助之习俗盛行的村落中,农户没有必要自家配备全部农具,相反,自家配置某些农具反而成为不必要的支出。正如民间所言:“家有万万,农具用人一半”,农具种类很多,没有一家能够置备齐全而不去借用别家使用的。([12],38页)
  农具的相互借用,反映了村民之间的一种互惠交往的状况,并不仅仅反映了贫困小农对富裕农户的单向的依赖。
  借用农具主要向关系好的人借,如本族的人,亲戚,邻居等较多。([10],卷1,148页)
  借用农具,并不需要支付报酬,但多以其它形式予以回报。比如,在沙井村,借用农具并不需支付酬金,也不需出短工以换取农具的使用,但多以其它形式予以回报,尤其是要经常借用农具与役畜时。比如,可以到农具或役畜的主人家帮帮忙,借用役畜时,要适当送给主人一些饲料。([10],卷1,148页)但这都不是强制进行的,更多的是农户出于礼尚往来这一情义方面的要求。

(2)、碾磨千家用
  碾、磨都是农民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用具。但由于碾、磨的价格较高,并且由于其使用频率不高,因此配备碾、磨的农户并不多。
  碾有公有碾与私有碾。在近代的华北,大部分村庄都有公有碾。公有碾是全村的共同财产,任何村民皆可无偿使用。但也有些村庄只有私有碾。如河北的下坡屯、张家庄、临河村、十里堡等,村落内皆没有公共碾子。([10],卷1,31、34、37页)相当一部分村庄,既有公有碾也有私有碾。村落内的私有碾,村民亦可无偿使用。
  在沙井村,当碾主的碾子闲着时,谁都可使用,不用谢礼。([10],卷2,84页)山西潞城县习惯:村中碾磨、水井,虽系有主之物,无论何人皆能使用,该物主不得拦阻,故俗有“碾磨千家用、打水不用问”之谚。([13],152页)这是村民世代相传的一套公共准则和制度性安排,建立在此准则上的公众舆论和话语空间体现了村民公共伦理的准则。
  对于磨,大多是私有,但由于磨的价格高,拥有磨的人家也不多。更多的农户是借用别人家的磨,也是不用付任何报酬。但也有记载,若用驴去别人家借用磨,则驴在拉磨时产生的驴粪,是不能带走的,要把这驴粪留在磨主家,作为报酬。([9],7页)
  我们对于华北村落中碾、磨的配置与使用进行研究后发现,华北各地村落中碾与磨的使用习惯都体现了“碾磨千家用”之谚,这是村民世代相传的一套公共准则和制度性安排,体现了詹姆士·斯科特所说的“生存伦理”。按照此伦理:只要在村民掌控的资源所许可的范围内,所有村民都有权要求确保最低的生存条件。([14],53页)

(3)、农具借用的文化批评
  农户间相互借用农具,不仅仅解决了农户农具不足的问题,具有经济功能,同时,它也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体现着村落的文化积累。
  农具的借用,存在一些习惯作法,如向谁借,如何借,借后的归还等都有一定的“说法”。
  农具的相互借用,这也增进了村民间的融洽关系,同时,对于出借农具的家庭,出借农具也提升了他们家的地位。正如杨懋春所言:“农具器具和工具也很重要。它们可能是由家庭的祖先制造或购买,再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好的工具很贵,不是每个家庭都买得起的,因而成为家庭兴旺的象征。它们经常借给村中其他家庭使用,由此产生并加强了相互间的友好关系。在村民心目中,工具是和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于拥有工具的家庭,它是非常重要的。”([15],49页)
  村落的习惯法也倡导村民间的互助。如河南义马村:“谁家有较为少用的器具,村民相借,必须给予,若不给人用,则被说成‘夹死’,村里人便不肯与他往来,逐渐孤立。”([16],63-64页)
  《山东省志·民俗志》记载:借驴推磨、压碾、走亲戚、借车借船办急务等,这些在农村中都是习以为常的事。([17],126页)农具的相互借用,是村民普遍认可的一种社会习俗,是一种村落社会的“常态”。
  在村落中,农户间的相互帮忙是常规。在农民看来,任何人都有可能随时需要其它人的帮忙,尽力帮助其他人是应该的,同时也为以后自己需要其它人帮助时打下了基础。获得帮助的一方,不需立刻酬谢对方,但他会记在心中,以后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补情”。
  
3、村落共有农具
  村落共有农具,主要是指碾。对于家庭配置碾子的条件,沙井村民认为:“只有二三十亩地的人是买不起碾的,二百亩地才会买碾”。([10],卷2,65页)满足此条件的农户当然不多,于是,在华北各村落普遍都有公共的碾子。
  村落公共碾子是由村民共同制作的,在蓟县纪各庄,“庙的一边的碾子和磨,村民共作的,各户自由无偿使用,村落内有三个公共碾子。”([18],60页)在沙井村,村内有公共碾子三个,两个在村公所前,村的中央广场一个。谁都可以用,与所有地的多少,家离碾的距离无关。([10],卷2,84页)“村民多使用公共碾子,相比较少使用私有碾”。([10],卷2,141页)
  公共碾子多设在村落中人常去的地方,可以认为碾是村落中的公共领域之一。笔者在家乡也曾观察到,在农闲时,村落公共碾子的旁边总会聚集一些人,聊天或边推碾边闲聊。
  村民对这些公用碾非常爱护,围绕着公用碾等公用设施的维护,村民也有一套具有很强约束力的习俗,有着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据《山东民俗》记载:全村各户对村境内的公益设施,各户都有维护修建的义务,这种沿袭下来的习俗,有很强的约束力,是习惯上共同遵守的“准则”。([19],257页)

4、农具的租用与换工
  在近代华北有些村落,还有农具的租用([20],174,175页)及以人力换取农具的使用([21],860,861页)等做法,但这些做法只是在少数一些村落流行。农具的租用,需要支付酬谢,且有明确定价。利用人力换取农具的使用,则农具与人工的交换比率也是非常明确的。农具的租用及换工具有很强的经济交易性质,经济计算的成份浓一些,有时会带有一定的剥削性。由于篇幅问题,此处不再细述。

5、对近代华北农具使用习俗的简要分析
  农具,是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种器具,同时也是一种民间权力的象征。
  首先,近代华北村落中农具的使用习俗反映了贫困农户对富裕农户的一种依赖关系。富裕农户在拥有各类大农具的同时,也拥有了一种权力。对于富裕农户而言,较多的出借农具,这也是其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富裕农户获得了人们的尊敬,维护了他们在村落中的社会地位。而贫困农户向富裕农户借用农具时,也就形成了对富裕农户的一种依赖。通过农具,村落中富裕农户与贫困农户之间的这种支配——依赖的权力关系得以型塑。
  其次,近代华北的农具使用习俗,除了反映了以上这种依附型的权力关系外,也反映了一种互惠型的权力关系。
  除了农具的租用与换工带有明显的交易性质以外,其它几种农具的使用习俗,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户间的互惠关系。虽然从短时间来看,有些农户付出的会多一些,而有些农户则获得的帮助会更多一些,但获得帮助的一方,总会寻找别的方法来报答。所谓“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村民生活在同一村落中,平日交往频繁,人们会有很多机会来实现礼尚往来的要求。
  其三,近代华北农具的使用习俗,也反映了村落中公共生存伦理之要求。
  
三、集体化时期的农具——政府权力的象征

1、合作化运动中的农具——行使政府权力的工具
  建国前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国家对农村进行的空前深入的改造,这极大地改变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土地改革是一场在农村中重新分配土地、农具及其它财产的经济改革,更是一场在农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政治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行政管理方式的变革,是一场国家权力深入民间的政治运动。土地改革对土地、农具等进行了重新分配,使土地、农具、役畜等分布较均匀,从而打破了富裕阶层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打破了贫农对富裕阶层在经济生活上的依赖,进而也就消除了富裕阶层在农村中享有的较高权威的经济基础。同时,伴随着土地改革,政府将自己的理念灌输到民间,将村落中传统的权力观念摧毁,传统社会中的权力空间被彻底以革命理念或阶级思想所取代。
  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华北村落中传统的农具使用习俗及其所依存的社会语境荡然无存。在这一过程中,农具,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与生产手段,成为政府建构新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
  在此后的互助组发展过程中,农具依然是政府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农具的合作与优化,是政府提倡互助组运动其中一个原因,而政府通过对互助组实行优惠政策,使得互助组的农具体系要优于单个农户。“县里派人来宣传互助组的好处,如要是能将牲口,劳力、农具的使用调整好,产量就会提高等,好处很多。” ([22],304页)“上级的工作无微不至,贷款给我们,没农具的买了农具,没水车的买了水车,……。”([22],304页)政府通过改善互助组的农具等生产条件,极大地推进了互助组运动的发展。
  在后来的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很多的生产生活必需工具集中于合作社中,这也成为强迫农民入社的一个手段。如河北省大名县文集村把所有的磨粉家具和大车全部控制在文福庆社里,以不入社不叫使用的办法强迫群众入社。老庄朱秀亭社扩大时,一个区干部在会上讲:“……不入社,以后社里不借给你东西使,叫你自己打井”。([23],128页)
  土改中,农民分得了农具,传统社会中围绕农具而形成的村落权力空间得被解体,而在合作化运动中,农具成为政府推进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农具也由农户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而此时,独立的农户也转变成为公社社员。伴随着农具角色的转变,村落也进入了政府的控制区域。农具,是国家权力深入民间的其中一个媒介,将国家的理念与普通公众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农具等村落资源的控制,国家从根本上重塑着村落社会,改造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此时的农具,成为政府向农村贯彻国家理念的工具,政府权力的象征。
  
2、农业机械化运动——政府权力的展现
  1958年3月,我国提出了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在七年内(争取五年内做到)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发展。”([24],17页)自此,我国片面追求农业机械化,一直把农业机械化放在农业“四化”1之首来强调,甚至把农业机械化看作是农业现代化的同义语。直至1980年,农机部对外宣称:不再提“一九八O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25],57页)至此,轰轰烈烈的农业机械化运动宣告失败。
  我国的农业机械化运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技术变迁过程。国家确定了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并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农业机械化。在此时期,政府成为技术选择的主体,对于技术的选择集中的体现了国家的意志。
  农业机械化运动是一个技术改造行为,同时也是一个行政行为,农业机械化在当时是一种政治任务,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农业机械化推行的网络同时也是行政控制的网络。农业机械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对农村加强政治控制及改造的过程,而农业机械化的推进,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展现。

四、农机具的市场化服务——传统村落的终结

  1978年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家庭再度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在1980年代初期,华北农村中农户共同购置农具或借用农具的现象有所恢复。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变迁,农户之间共同购置农具或借用农具的现象逐渐减少。合伙共同购置农具已非常少见,合伙购置农具的农户之间也更容易出现矛盾,传统的村落合作规范的效力已不强,村民之间的联系在弱化。
  正如民谚所言,“家有万万,农具用人一半”,在传统村落中,农具的不足都可以通过各种习俗在村内得到解决,我们可以称之为农具服务的社区机制,社区机制的核心是农具的服务主要限于村落内解决,是熟人之间的交往,它蕴含了丰富的村落文化;在集体化时期,农具是集体的,由集体统一安排使用,可以称之为集体机制,它象征着政府权力的展现;农村改革以来,农民往往对常用的小农具自家备齐,而对于大农具,则逐渐习惯于农机具的市场化服务,可以称之为市场机制,由市场原则来调节,农具的供需关系跨出了村落的范围。由于现在农民已习惯于用货币来换取农机服务的市场机制,以往的农具社区服务机制和集体机制已渐趋消亡。
  市场机制可以使农民快捷地得到农机具的服务,如山东红山峪村“用拖拉机耕地,每亩收费十五元或二十元,不管饭,及时、方便。”([12],13页)这种市场化服务使农民获取农具使用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村落之内,他们更多的是面向农机具市场寻求服务。同时,在这种市场化服务机制下,一方提供服务,一方按市场价格付钱,农机具的提供方与农机具的使用方之间不需要产生经济利益之外的联系,他们双方是通过市场联系起来的陌生人,他们之间是一种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的雇佣关系。村民通过农具的市场化服务与市场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在更大的空间中,与更加广泛的对象产生了新的权力关系。
  
  五、结 论

  农具,作为农民生产与生活中的一种器具,并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它总要融入到特定的村落社会文化当中,与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一种互动,以多种形式与当地社会融合。从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对于农具的使用,一方面是取决于当地的生态条件,是一种生态学过程,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而另一方面,农民对于农具的使用,是一种社会活动,农具被内化为村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展现并生成着一系列权力关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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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11加入

 

 

 

 



An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Study on Farm Instruments of North China
  ZHU-Hongqi LIU-Bing
  (STS Institu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With a piece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into farm instruments of north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the autho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farm instruments are the result of farmers adapt themselves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sides, there are abundant social information implied in the farm instruments and customs of using them. Farm instrument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rural social life and suggest and produce a series of power relations.
Key words: farm instruments of north China;ecological environment;social culture

1 农业的四个现代化是指: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力化和化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