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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9年4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


被中国人误读的达尔文?

董丽丽

 

  2009年有些特别,刚刚过去的2月12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将要到来的11月24日则是《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发表一百五十周年。在今日之中国,仍有许多人尝试着制造永动机、反对相对论,却很少有人再怀疑人类的祖先是猿猴。可以说,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在中国的认可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孕育他和它的英国。甚至,在上海还有一条“达尔文路”,这在中国实属殊荣。耐人寻味的是达尔文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并非缘于他的《物种起源》,而是与进化论相关的另一本书:《天演论》。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本是英国人赫胥黎维护进化论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奇怪的是作为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在翻译本书的时候并没有遵守相应的翻译规则——忠实于原文,而是在借鉴部分原文的基础上,添加了许多个人的理解与发挥。同时,还加入了他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体悟,以至于连原作者本身的学术立场都变了味道。因此,《天演论》更像是严复借着赫胥黎的旧瓶装了自家理解进化论的新酒。然而,这瓶在翻译界可以被当作反面案例的新酒,却醉了整整几代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也无论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将《天演论》中所呈现的进化论当作引领中国走出阴霾、重建国威的一线天光。
  作为兴于异邦的生物学说,进化论是怎样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在被称为东方睡狮、饱受战火和外族侵略的古国崛起历程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恐怕,这绝非两三句话能说得清楚。
  浦嘉珉,一个有着中国名字、中国妻子的外国人,正试图用《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这部书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与达尔文》长达505页,主要源于浦嘉珉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时做的博士论文,历时13年。此书无论拿在手里,还是读在眼里,皆能感觉到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尤为可贵的是,读这样一部纯学术、大部头、叙事宏大的译著时,竟丝毫没有翻译的生涩和学术用语的晦涩,反而如行云流水一般酣畅、幽雅,着实让人平添了几分惊喜。
  
  任何一个学说在异域的传播,似乎都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严复意译《天演论》恰逢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内外交迫之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正在“公车上书”要求变法,进化论所主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竭尽心力给旧中国寻求新出路的知识分子们指明了方向。按理说来,进化论本是强者的福音,弱者似乎只能被“弱肉强食”,但恰恰是物种灭绝的“威胁论”给羸弱的中国带来了希望,那就是如果中国人起而抗争,就能给自己希望!
  显然,严复在这个时候翻译《天演论》,也同样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思考,这或许是为什么他选择了意译的原因之一。不同的的是,严复激进一些,将抗争的目标定为“圣人”,包括中国传统的思想统治者和政治统治者。在他看来,正是“圣人”阻碍了中国民众作为一个种族的对外抗争,使其失去“进化”为适者的机会。而同样备受进“进化”一词鼓舞的康有为则更多的借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将“进化”设想为一场合乎理想的“彬彬有礼”的改良。他所提倡的“学则强、群则强”、“师夷长技以制夷”需要中国人做的仅仅是向西方学习,并且团结一心、服从领导、一致对外。
  作为一名晚清的知识分子,康有为的思想不可谓没有前瞻性,但作为一名政治家他显然忽略了国不强、民不振背后更为根本的原因——政治体制!有人形容封建王朝到了晚清已经是一座外表宏伟实则脆弱不堪的庙宇,剩下的只是千百年来留在百姓心中的一点信仰。鸦片战争以来,隔海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庙宇的大门,先觉者开始张开眼重新看这世界,于是达尔文成了他们救中国的一根稻草。
  康有为之后,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无一不将进化论作为引路明灯,可最终引领中国走出困境的却并非达尔文和他的主义,而是来自德国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然而,达尔文仍然功不可没,他不仅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找到了推翻清政府的理论依据,也正是进化论为马克思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并为革命铺平了道路。
  
  浦嘉珉的这一说法很值得玩味,他似乎暗示,发生于20世纪的中国大革命中,各个相互竞争的政治党派之间,实际上共享着同一种文化观念。并且,其中的一部分沿袭至今,已经融入了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中国大地处处透着“进步”和“竞争”的影子。
  不过,随着“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人们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进化”是否就意味着“进步”,“竞争”的内涵也开始慢慢地从之前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群”间竞争转变为现在的群内“个体”之争。应该说,这更为符合达尔文的本意。但在百年前的中国,严复和康有为等将“群”这个中国儒家文化中特有的概念糅入进化论,却更为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显然,当时的中国更为需要的是民众共同御敌,而非种内竞争。
  正如浦嘉珉在书中所言:中国人最初是通过道家、儒家、法家和佛教的眼睛来观看达尔文的,他们最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达尔文的。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似乎保存了中国传统哲学里的所有古老的精华,是将达尔文和进化论透过中国的传统思维和文化内涵去理解和重新诠释,并为中国当时的需要所用。所以在《中国与达尔文》中随处可见“达尔文-马克思主义”、“道家达尔文主义”、“儒家达尔文主义”、“法家达尔文主义”乃至“佛教达尔文主义”等各种“杂牌”主义,这绝非在玩文字游戏,而是作者对达尔文以及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之真实写照。
  达尔文在中国落地生根前,播种下的便是本土化的种子;达尔文也未必决定了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与成败。浦嘉珉只是用详实精确的史料,将达尔文在中国的历史传播进程中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将那些意味深长的细枝末节,向我们娓娓道来。可以说,达尔文与其进化论在几乎每一个中国头脑中——那些前仆后继为振兴中国而励精图治的仁人志士们,他们将其作为枪与剑来书写历史——铭刻下了沟壑,成为他们的呼吸与骨血。
  
  
  《中国与达尔文》,(美)浦嘉珉著,韩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定价: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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