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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9年2月22日《南方都市报》


《几何原本》:徐光启时代的“西学为用”
——关于安国风《欧几里得在中国》

江晓原

 

  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冬天,明末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之一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北京遇见徐光启。其实三年前他们已经在南京见过一次面,只是这次才有机会开始真正的交往。虽然在利玛窦看来,徐光启最初的兴趣集中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多咨论天主大道,以修身昭事为急”,但后来徐光启也向利氏请教西方科学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利氏告诉他,有一部叫做《几何原本》——那时当然还没有这个中文书名——的书,非常有价值,他自己一直想将它翻译成中文,而且已经开始尝试这项工作了。
  那时利氏已经被中国士大夫尊为“西儒”,他阅读中文和说中文都已经没有问题,甚至也已经能够用中文写作,但是要将一部《几何原本》这样的书译成中文,对他来说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向徐光启谈了他遇到的困难,以及时作时辍的情形,徐光启对他说了一席非常诗意的话:“呜呼!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他表示愿意和利氏携手,共同来完成这件有意义的工作。
  徐光启在此后几年中兑现了这个承诺,1607年,他和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中译本出版刊行。在荷兰汉学家安国风(Peter M. Engelfriet)看来,这件事情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需要写一本数百页厚的书《欧几里得在中国》(Euclid in China: The Genesis of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uclid's Elements Books I-VI and its Reception up to 1723),来对此事作专题研究。如今此书又由数学史专家纪志刚教授译成中文,收入《凤凰文库》,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如果说当年意大利人利玛窦与中国学者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堪称“珠联璧合”的话,那么今天荷兰汉学家安国风与中国纪志刚教授的合作,鄙意以为,也同样当得起这四个字。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在数学史上的地位当然无需多言,即使就世界科学史的角度来说,它也占有极高的经典地位。《几何原本》不仅为后世的数理科学提供了重要工具,它自身又是公理化演绎体系的典范。
  学者们通常认为,《几何原本》大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城成书。此后它在西方承传不绝,从希腊文本,经过阿拉伯文本,再到拉丁文本。当利玛窦和徐光启准备着手翻译它时,1574年问世的由克拉维乌斯(Christophorus Clavius)——他正是利玛窦的老师——编纂的版本被认为是最精善的,尽管现在看来也不是没有缺点。克氏的版本那时已经由耶稣会士带到北京。
  其实《几何原本》很可能在元代已经来到过中国。
  元代上都的回回司天台,既与伊儿汗王朝的马拉盖天文台有亲缘关系,又由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领导,且专以进行伊斯兰天文学工作为任务,它在伊斯兰天文学史上,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对于这样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意义的天文台,我们今天所知的情况却非常有限。在这些有限的信息中,包括记载在《秘书监志》中的一份回回司天台藏书目录,书目中天文数学部分共13种著作,其第一种是:

  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

  由于上述书目中音译的人名和意译的书名都很难确切还原成原文,而这些书是用什么文字写成的,又未见明确记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它们是中文书籍的可能性,但它们更可能是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的;它们很有可能就是札马鲁丁从马拉盖天文台带来的。因此这13种著作的证认工作尚无多大进展。
  但是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认为,上面所举的第一种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十五部”也恰与《几何原本》的15卷吻合,这个判断应该可信。安国风在《欧几里得在中国》也采纳同样的推论,他认为“兀忽列的”就是“欧几里得”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读法。不过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方豪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过同样的判断。

  当年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时,徐光启对《几何原本》在科学上的意义和作用,已经有着很好的认识。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有一段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不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艸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湅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

  从这段相当文学化、又相当中国化的论述来看,徐光启将《几何原本》视为一种基础性的经典。当然,这种认识很可能是利玛窦向他灌输的结果。但即便如此,徐光启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说,至少也表明他对此是认同的。
  不过徐光启的这种认识,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能得到多大的认同,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安国风引用一些材料表明,当时很少有人看得懂《几何原本》。利玛窦曾对另一位信教的中国高级官员杨廷筠说,只有李之藻、徐光启两个人看得懂《几何原本》。所以此书问世之后,“受到的称赞远高于对它的理解”。
  安国风认为,利玛窦对此种情形并不抱怨——他甚至乐意见到这样的局面:

  将西学介绍到中国的根本初衷就是让其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与中国学术决一雌雄。因此,《几何原本》的翻译构成打压“中国人的傲慢”的良机,那些矜持自傲的文人学士用尽了努力,却无法读懂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这样,中国人见识了西学的“优雅”。

  当然,这只是对利玛窦翻译动机的一种推测。不过,由于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等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讲论“西学”的领袖人物,所以他们对《几何原本》的高度推崇,为此书营造了一圈神圣的光环。比如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用这样空灵的话语来评价《几何原本》:

  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

  这样的话语,对于当时的中国人理解《几何原本》的意义而言,远不如上面那段关于金针和鸳鸯的比喻更有帮助。如果略微夸张一点来想象,徐光启等人当年对《几何原本》的推崇,可能产生了一种类似前些年霍金《时间简史》在英国和中国的状况:使此书成为一种时髦,许多人都以谈论、购买、阅读——其实至多也仅仅是翻阅——此书为荣,而以不知道此书为耻。
  从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推崇,很自然会引导到这样一个问题:徐光启推崇西学,但他指望这些西学在中国起什么样的作用?
  前些年许多人批评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被追溯到晚清张之洞(更具学究色彩的认定是吴之榛)。其实中国在历史上,经常接受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知识,而且从来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对待它们的,徐光启也不例外。
  徐光启所讲论的西学,无论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还是他后来召集耶稣会士修撰的《崇祯历书》,乃至他千方百计设法引进的欧洲新式火炮技术,所有这些,他都只是要发挥其“用”,即提供技术层面的工具。即使是徐光启自己皈依信奉的天主教,他也没有打算让它变成“体”。信奉天主,领洗,成为教徒,那只是个人的“修身”,而不是要用基督教义来取代或影响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
  因此可以说,徐光启当年对待西学的态度,和我们今天对待现代科学技术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这既不证明徐光启当年如何“先进”,也不证明我们今日如何“落后”,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是用这种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和知识的。
  安国风《欧几里得在中国》的第三编,专门讨论《几何原本》被中国学者接受的情形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其中介绍了明清两代中国学者几乎所有与《几何原本》有关系的重要研究和著述。而所有这些研究和著述,也都旨在发挥《几何原本》之“用”——他们全都和徐光启一样,遵循着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知识的传统态度。


《欧几里得在中国》,(荷兰)安国风著,纪志刚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定价: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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