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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学图书出版研究

 

作者:韩建民
导师:江晓原
学位:博士
学科:科学史
学位授予学校:上海交通大学
答辩时间:2005年6月
作者现在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科学传播,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晚清,出版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一直是科学史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晚清时期是西方科学集中传入中国的关键阶段,而中外各方人士在传播西方科学的途径上又都选择了译书出版,因此研究晚清科学出版具有科学史和科学传播双重意义。应该看到,以往对这一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其中多从社会发展、思潮演化、中外关系等角度加以研究,真正从科学出版自身角度探讨这一问题尚不多见。
  本文从科学图书的编译、版权、印刷、发行、图书宣传与社会影响等角度入手,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史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晚清科学出版各个层面,揭示出晚清科学出版自身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
  晚清科学出版由教会播种,兴于洋务运动,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纲领和学科顺序也随着出版主体的变化而发生了从应用科学到理论科学再到社会科学的演变。到晚清后期西学的外延逐步超迈了科学,而出版也成为一个从单纯翻译书籍到编、印、发并重的系统,突破了早期以编译等于出版的认识。上海处于中国沿江、沿海的"弓箭"交叉点上,一举成为晚清科学出版的中心,并形成了晚清时期以上海为中心向内地传播科学的特点。另外,西学出版的上游渠道逐渐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大大提高了引进出版效率,现代出版功能也随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科学出版主体变化和《伯尔尼公约》签订,都是晚清版权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第一章以晚清翻译科技图书最多、影响最大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个案进行研究,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分析,探讨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性质、选题确定方式、译员薪水、译书方式及撤馆时间等问题,尤其对“西译中述”这一晚清科学图书主要编译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创新之处有三点:1.通过查找梳理兵器工业档案史料,对之前比较模糊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撤馆时间有了明确的结论,即1912年12月17日,填补了这一研究的学术空白;2.首次运用文化传播理论,阐述了“西译中述”科学图书翻译方式的合理性、困难性和局限性问题,并对这种方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给出了四点评价;3.对前人研究晚清科学名词未能统一的原因进行了补充,提出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全新复杂的西方科学文化对接过程中的排斥作用也是科学名词难以统一的主要原因。
  第二章选取教会出版机构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商务印书馆为案例,分析了这些出版机构发行模式和特点,并通过对其发行模式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科学图书发行过程中一般性的特点和规律。本章还对傅兰雅格致书室与科普杂志《格致汇编》在发行科技图书方面的互动模式进行了剖析。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1.首次把受到晚清科学图书影响的人群细分为强相关人群、产生反应人群、弱相关人群。强相关人群是指那些格致书院、新式学堂的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这些科学图书的知识已经成为他们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反应人群是指那些文人、士绅、维新人士,他们通过这些科学图书认识了自然和世界,产生了变法自强的危机感,并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弱相关人群是指文化较低的底层民众,这些科学图书通过报纸和众口相传等形式间接地使他们了解了自然和世界的一些基本常识,产生了朦胧的危机自强意识,并成为社会运动的基础力量;2.通过分析,指出了科学图书在底层民众的传播是借助清末阅报活动和众口相传两种形式完成的,并初次探讨了书和报在底层民众中传播互动的情况。
  第三章以“西译中述”这种科学图书的翻译方式为纽带,中外双方各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案例进行研究。外方选取了翻译科技图书最多、译书时间最长,并对科技图书发行、印刷都有涉及的英国人傅兰雅。主要探讨他在中国早期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贡献,并结合史料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模糊认识重点进行了梳理分析。在研究中方人物时,本文进行了新的尝试,即把所有参与晚清“西译中述”的中方人士看作一个“述”群体来研究。这一尝试确实使笔者发现了该整体一些新的特点和规律,如从籍贯统计资料发现这一群体绝大多数出自江浙地区,并且在这些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崇文尚学,注重实践,忠贞爱国,自强自立”这一江浙地区的民性特点;从译书过程中“述”群体与“译”群体的比较得出其创造性不在“译”之下的结论;从这一群体的知识结构和相对传统的性格特征分析其局限性等问题,从而揭示了“西译中述”科学出版过程中“译”和“述”之间的辩证关系。
  版权问题是翻译出版科学图书的内容基础,以往研究版权和西学传播基本上是平行的两条线,互不交叉,本文第四章试图打通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全面的看待晚清所产生的版权问题。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1.创造性提出了科学出版与传播主体的变化是晚清后期版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不仅仅是国际《伯尔尼公约》签订和国内盗版盗印严重这两个原因,纠正了以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偏差。进一步结合晚清续修商约的有关史料论述了版权与出版传播的关系,为科学传播史和版权史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印刷部分结合史料对“晚清时期为何译印科技图书恰恰不用活字胶印而用中国传统雕版”这一问题提出了科技图书印刷量小,采用中国传统雕版更方便实用是主要原因,而与中上层知识分子阅读习惯关系不大的结论。
  图书出版历来是文化传播的晴雨表,反映着公众或知识界兴趣的转移。随着出版纲领的进化、译书出版机构性质的转变和出版翻译人才结构变化,翻译引进西书的学科顺序自然也相应变化。
  以往研究西学传播这一课题,比较研究是薄弱环节之一,因此本文第五章与相似的参照系统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晚清科学出版的特点与不足得以相对清晰的彰显出来。笔者首先选择了文化语言、社会背景相似的近邻日本在翻译西书指导纲领、引进学科顺序、推广传播等方面与晚清科学出版进行比较,重点分析比较了晚清译书指导纲领“西学为用”和日本“和魂洋才”细微而本质的区别,并分析了两国翻译引进图书的学科顺序以及图书传播发行的情况,指出了当时中国引进图书学科顺序的错误。第二个比较则是把晚清时期科学图书出版这种方式与实物传播、兴办学堂、口岸传播等其他传播科学的方式进行比较。创新之处在于从传播途径、传播效果、受众对象等几方面对译书出版和其他传播模式的优劣进行了对比分析,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本文以科学出版自身体系和科学传播理论为依托,探讨了晚清科学出版的方方面面,不仅揭示了晚清科学出版内部结构中一些深层次的关系,而且阐释了科学图书的社会影响和传播渠道,比较论证了晚清科学出版的特点和不足。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最后挖掘出晚清科学出版的特点和规律,如科学图书出版纲领的进化、人才的易代、图书学科顺序的变化、地域的流布以及出版功能逐渐完善等几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