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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9年2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


让科学突出高级迷信的重围?

董煜宇

 

  出版于1994年的《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一书,原是美国生物学家保罗·R·格罗斯和数学家诺曼·莱维特因不满“学术左派”对科学的批评而作。
  所谓“学术左派”,是作者树立的批评标靶,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潮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女性主义(Feminism)、激进生态主义(RacidalEcologism)、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lism)等多个学派。
  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学术左派”的反科学言论,矛头不仅直接指向科学建制化得以维系的社会结构,指向职业科学家所赖以产生的教育系统,更令本书作者愤怒的是,竟指向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些被“学术左派”用超现代语言包裹起来的“高级迷信”,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对科学的诋毁和憎恶。
  这种反科学的敌意在政府、社会和大学中蔓延,并业已成为非科学家们思考科学的主导模式。如果任其发展,则会贻害无穷。因此作者认为:身为科学家,对这些反科学批评进行反击,以激发人们对这一现象警觉和争论,并让作为自己论辩对象的“学术左派”(是朋友而不是敌人)改邪归正,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作者指出,一些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所提出的关于科学的“弱文化建构论”(Mild Social Constructivism)的基本论点,有其合理性,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很难确认,科学所执行的计划以及探讨的问题完全不会受到其周围文化的利益、信念和偏见的影响。
  但是“强文化建构论”(Strong Social Constructivism)主张,科学是一组高度精致的约定,由一个特定文化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环境中,由一个专门的“解释共同体”使用由社会环境、政治意见、经济诱因及意识形态等复杂网络所创设的一套语词所作的论述,这样的论点,在本书作者看来则是太离谱了。比如夏平和谢弗在《利维坦和空气泵》一书中,拿英国皇家学会最显赫的几位奠基者胡克、波义耳与哲学家霍布斯之间的争吵来演绎故事,无非是想通过对哲学家霍布斯的尊崇来传达如下的信息:不是专业科学家的“哲学家”(也可以解读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应该也有权威去研究、甚至指导科学的问题。
  对于在西方社会迅速蔓延的后现代主义,作者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讨伐。作者评论说:“后现代主义热”已经延烧到许多原本不太可能受到影响的领域,比如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科学、人类学和哲学等学科。后现代主义者运用诸如“抵抗”、“颠覆”、“偺越”等新奇的词藻,试图去解构科学。如在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看来,作为主宰当代世界的思想模式的科学,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只是文化建构物。分析解构学派(De-construction)的创建者德里达及其门徒硬把科学作为隐喻,事实上他们对科学文本进行的“深度解读”,只不过是某种所谓“超越”的无聊鬼扯。 
  此外,作者对于女性主义学派(Feminism School)、激进生态主义学派(Racidal Ecolo-gism School)、批判学派(Criticism School)关于科学的研究,也不忘记讽刺和批判。在两位作者看来,随着女性主义在美国大学中被广泛接受,一种新的学术工业——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也似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男女越来越平等的当代社会,在女性主义科学事实来本来就存在的今天,却还要打着“非女性主义科学不值得信赖的口号”反科学,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而激进生态主义者打着要和谐解决自然世界的神圣性与当代社会之间不可相容性问题的旗帜,做出种种危言耸听的警告。他们提出的问题虽然有真实的成分,但很多时候他们对环境问题发出的“狼来了”的警告,只不过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使他们愿意支付更多的研究经费罢了。此外,学术左派关于艾滋病的科学“批评”除了散布恐慌之外,对推动艾滋病研究的科学进展来说完全无济于事。充斥大学校园的种种非洲中心论说教,则是篡改科学事实,误导青年学生。
  然而,令两位作者忧心如焚的是,这种和迷信没有两样的信念,由于学术左派的传播和鼓吹,逐渐取得了正当性,得到学术界某些领域的认可。学术左派中的一些所谓科学批评者在普林斯顿、伯克利、麻省理工、牛津大学等一些研究机构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他们以近乎可以信口雌黄的自由摇唇鼓舌,公然质疑科学的合法性与客观性,要把科学送上“破除迷幻”的审判台,尤为严重的是,这些学术左派对于科学的批评已经对大学的科学教育造成 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身为科学家的两位作者觉得,有必要挺身而出了。
  平心而论,尽管作者开篇就声称他门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劝说“学术左派”改邪归正,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然而在行文中,他们自己也犯了自己大加批驳的“学术左派”透过修辞、诡辩、甚至断章取义、歪曲来贬低对方的错误。例如,对夏平和谢弗的批判没有抓住他们的核心论断,对哈丁的反驳似是而非,甚至用“糊涂”、“笨蛋”、“歇斯底里”、“偏执狂”等词汇对一些学者进行人身攻击等等。行文中也不时会透露出对人文知识和人文学者的傲慢和偏见,例如,认为与科学教育相比人文学科在大学教育中根本不值得一提,假以时日科学家教师能轻而易举地胜任任何一门人文学科课程的讲授等等。
  虽然本书对的“学术左派”的反击,在15年后的今天看来已属劳而无功,但作为一本对各种“科学批评”展开反批评的开山之作,两位作者的声音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倾听一番的。本书毕竟把科学与人文背后的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与人文的冲突等问题都摆到了台前。本书的出版可谓“一石起千层浪”,书中的一些观点引起了某些科学家的关注,受其影响,1996年5月物理学家索卡尔在《社会文本》杂志发表《跨越边界:通向量子引力的变换解释学》一文,挑起了著名的“诈文事件”(2003年3月7日本报本专栏有专文论述),引发了一场“科学大战”。
  这场由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广泛参与的“科学大战”旷日持久,至今尚未平息。阅读《高级迷信》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科学大战”的来龙去脉,认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科学大战”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动因,思考当今中国科学与文化的种种问题。


《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美)保罗·格罗斯、诺曼·莱维特著,孙雍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定价: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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