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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我们的科学文化》(2)“阳光下的民科”
江晓原、刘 兵 主编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


民科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刘华杰、刘先志、宋正海、田松文章或评论的评论

刘 兵(清华大学)

 

  在这一本《我们的科学文化·阳光下的民科》中,收录了刘华杰对刘先志的访谈,宋正海和田松的相应评论文章。而从这本书的标题来看,民科也成了中心内容。在此,仅对上述几篇文章做些简要的个人评论,谈些个人的想法。
  也许,把顺序倒过来谈更好些。也就是说,从田松谈起。在国内,以学者的身份对民科问题最早进行系统的研究,恐怕就要算是田松了,这是他很有远见的表现,因为据我所知,关心民科问题,想研究民科问题的学者并不算少,但只有田松真正做出了最先的系统研究,并很自然地也引起了诸多反响。在这一点上,田松对于民科的研究确实是有突出贡献的。
  但另一方面,田松本人认为民科有“很强的科学主义色彩”,而在田松本人的一些研究中(包括对民科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像利用热力学定律来分析未来的垃圾问题等等),其实也同样有着很强的科学主义味道。这也正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科学主义的普遍存在。在我们比较熟的朋友圈子里,人们常常半开玩笑地说,田松身上也有着很强的民科味道,这似乎也并非完全是玩笑,似乎“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吧?”
  这里,先抛开田松那些具体的对民科的定义不谈,也许更应该谈谈对民科的基本价值判断,谈谈与民科相关的科学观的问题。其实,在几年前,在我也仍然还带有某种科学主义倾向时,我也曾一直是从价值判断上认为民科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其工作和努力的“不值当”,认为如果他们真正按照科学共同体的标准进行工作,或者是把那些用于“民科研究工作”的精力用到其他有益的地方,将是对社会的有益贡献。但现在我的看法则有了很大的转变。简要地说,就是:
  其一,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要求民科的所有工作要马上或在未来或是按科学共同体的规范进行从而被科学共同体接受,或是一定要直接间接成为对社会的有益“贡献”呢?民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并非在使用纳税人的钱的前提下从事研究,他们当然有权进行其愿意进行的研究,这就像许多其他普通人在本职工作之外,有各种各样的业余爱好,人们同样也不需要要求这些业余爱好一定要成为对社会的贡献。实际上,民科只是把他们爱好的对象瞄向了他们所称的“科学”研究,并乐此不疲,其实,这本来是一种对于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超出对人们其他业余爱好的要求之价值判断来要求民科。
  其二,是科学观的问题。以往,我们只是唯一地承认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在这种承认的背后,经常是隐藏着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研究成果是唯一客观真理的假定。在这样的假定下,与之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均有很大不同的民科的工作,自然就会受到排斥甚至指责。在多元的科学观之下,如果我们只把职业科学家共同体的科学研究当做人类认识自然的方式之一,在此之外,承认人类还有许多其他种认识自然的方式(这样的例子恐怕不需要在这里再一一例举了),那么,民科的工作凭其自身的标准,也是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的。许多年前,江晓原曾写过一篇关于气功的文章,提出了“外科学”的概念,那也是很有见地的,而江晓原那篇文章在许多年之后,仍然继续不断地被某些极端的科学主义者所揪住不放,不断地被以“深挖历史污点”的方式来进行批判,其实,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也还是一元与多元之科学观之差别的问题。
  于是,问题就转回到了民科自身对于其工作之标准和价值的认识问题。在这点上,我倒是同意田松的看法,即他们带有“很强的科学主义色彩”,这种色彩,主要就表现在,明明他们的工作规范和方法与主流科学家、与职业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与方法不同,却一定要希望得到主流科学家和职业科学共同体的承认才满足,而不能以自身的标准和规范自主地“自立门户”。当然,在这背后,也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像长期以来国内在对科学及其客观性、对其价值和功能的宣传上的科学主义的影响等。
  在做了以上分析和讨论之后,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宋正海先生的观点。宋先生多年来也在民科问题上积极工作,为民科做了许多正名和张目的工作。但如果深究其立场,我们也还是可以发现某些科学主义的印迹。例如,就在本书中他的文章里,就有“发挥他们对整体社会生产力的能量……让全体人民认识他们的存在,重视他们的科技(创新)作用”等等说法,而这样的立场、出发点和价值判断,恰恰与笔者在前面提出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民科们不发挥对整体社会生产力的能量,难道他们就不可以自觉自愿地进行他们的民科研究了?难道我们就可以对之进行批判了?
  此外,宋正海先生在其其他文章中,也表现出另一种倾向,即也同样希望职业科学共同体能接受和重视那些民科的工作。但这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对于持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的工作的人,经常是很难彼此接受和承认的。无论是民科们,还是像宋正海这样同情和支持民科的学者,要想达到让职业科学共同体接受民科及其工作的目标,希望可谓非常之渺茫。
  最后,可以简要地说说刘华杰对刘先志的访谈。这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具体的研究。重要的是,刘华杰现在在相当的程度上摆脱了多年前在他身上很明显的科学主义约束,从而能使他能够更为宽容、冷静、平和地与民科交流,而不是先预设了一些标准和价值判断并将其诉诸于这样的交流之中。对于想要对民科问题进行深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也许是更为可取的。
  简单的小结就是:其实我们无需以超出常人的价值标准来要求民科,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科学观,改变我们对于人类对自然之认识的唯一性的立场。对于主流科学家和职业科学共同体,其实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接受和承认与之规范之同的民科研究,但他们更可取的立场,却是对民科,以及其他更多的人类活动、人类知识的宽容态度,就像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对于民科们,所需要的,则是“自主”和“自立”,从而“自强”,完全可以把民科当作一种所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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