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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中国”(Greenpeace China)应对转基因生物事务中的科学传播

 

作者:下上 
导师:刘华杰
学位:硕士
授学位学校:北京大学
答辩时间:2007年6月
现工作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
关键词:转基因生物(GMO),绿色和平,科学传播


摘 要

  转基因生物(GMO)技术是一项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科学技术,关于它的安全性的国际争论由来已久,其中不少事件已成为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的研究案例。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应用迅速而广泛,但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争论的声音。这些争论多是源于绿色和平组织中国机构(Greenpeace China)的科学传播。
  2002年,世界最大的环保性非政府组织(NGO)绿色和平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首次进入中国内地开展环保工作。2004年,绿色和平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现在,绿色和平是中国唯一将应对转基因生物列入工作项目的非政府组织。
  正是因为绿色和平对转基因生物商业化的强烈反对,这个强调科学性的环保非政府组织,被某些打假人士认为是“不懂科学”,是“反科学”的“伪环保组织”;被一些转基因生物学家指责为“不考虑农民死活”;甚至还有一位绿色和平的前领导人站出来评价说“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已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
  绿色和平素以科学性、独立性闻名,公众形象良好。其应对转基因生物的传播活动为什么引来如此猛烈的批评?本文正是通过对绿色和平在中国应对转基因生物的科学传播活动的考察,来解开这个疑团,并进一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作为中国转基因生物争论的发起人,绿色和平是如何成熟老练的处理与政府、企业、科学家、媒体和公众的关系?绿色和平素以“非暴力直接行动”而闻名于世,但在中国,为何选择了“最温和”的做事方式?作为老牌的环保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又有哪些值得中国本土环保NGO借鉴的经验?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主要研究途径是文献分析、案例研究和访谈。在文献搜集上,由于学术界对于绿色和平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所以主要的素材来源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绿色和平自身丰富的出版物。绿色和平中国机构也向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相助,其转基因项目负责人马天杰先生还抽空接受了我的访谈。在案例研究上,本文选取了雀巢转基因风波、转基因棉花事件和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三个具体案例,来分析绿色和平的科学传播行为,看看其如何在政府、企业、科学家、媒体和公众这些科学传播主体之间博弈;并将这些传播行为作两个比较研究——与绿色和平境外行动的比较,与中国环保性非政府组织的比较。在每一个案例的分析中,使用了角色力量分析图的方法,以求将各方的复杂关系清晰化。
  2002年的雀巢转基因风波,始于《上海外滩画报》的两篇报道。报道指出雀巢公司在中国生产销售转基因食品,且并没有张贴转基因食品标识。报道经国内各大新闻媒体转载,引发了国人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和担忧。作为世界第一大食品生产商的雀巢,瞬间在中国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而两篇报道的依据,正是绿色和平对雀巢食品长达两年的跟踪检测结果。事件的背后,是绿色和平与雀巢之间由来已久的“蚁象之争”。蚁如何选择象?又如何撼动象?正是这个案例分析要解决的问题。
  同年的转基因棉花事件,被称为世界五大转基因生物安全性争论事件之一。事件源于绿色和平的科学顾问、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题为《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在中国大面积种植的转Bt基因棉花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绿色和平反对转基因生物商业化种植的有力证据。薛达元的报告引起了同行间研究和论战的热潮,而绿色和平则招来了不少转基因生物学家的猛烈批评。这些论战和批评的根据又在哪里?案例分析将深描背景。
  2005年的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竞相报道,给各级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事件源于绿色和平六度深入湖北的调查取证和两份披露湖北“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报告,其后果是湖北已经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被全面铲除。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转基因生物学家一再大力呼吁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议题,被国家一再搁置。这次事件是绿色和平在中国应对转基因生物中最成功的一战,堪称其成熟运作的典范。
  这三个事件只是绿色和平应对转基因生物若干行动中较为突出的三个案例。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的主干部分从观念、行动和分析三个方面,展现了绿色和平应对转基因生物的全景图。在观念上,绿色和平并不反对基因技术,也并不认定转基因生物有害。但是,绿色和平支持实行“预防原则”,强调对转基因作物的预先的风险研究,呼吁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以维护公众和知情权和选择权。在行动上,绿色和平近年来的环保项目财政支出详情说明了其对转基因生物项目的重点投入,而本文整理的绿色和平中国机构应对转基因生物大事记则淋漓尽致的表现了绿色和平的不懈努力。
  在大量的背景材料支持下,本文分析了绿色和平应对转基因生物事务中的行动策略和传播方式:主动与中国政府合作,寻求和政府部门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注重行动的“政治正确”;在与企业交涉时更多选择了跨国公司,以期达到“舞台效应”,带动食品行业对转基因原料的抵制;每一次行动都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科学顾问发表专业报告,一方面质疑积极推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科学家的利益动机;以理性、专业的传讯方式和媒体策略,通过舆论给企业施加压力,并拓展自己在政府权力结构内部的运作空间;努力赢得城市消费者和农民的信任,为行动奠定民意的基础。其中不乏一些有意义的背景探讨,如绿色和平在中国社团管理中的尴尬处境、中国政府在转基因生物管理上有待完善之处、转基因生物技术相关的利益关系、风险社会的公众信任等等。弄清这些背景,也就知晓了绿色和平的长处和难处。
  在对绿色和平与这些科学传播主体的关系分析后,本文也总结了学者对科学传播的主体模型的探讨与扩展,认为非政府组织应当并已经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主体,粗略提出了政府、企业、媒体、科学共同体、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构成的科学传播六主体模型图。
  在比较研究中,绿色和平应对转基因生物的国际比较,主要是通过其与政府、企业、媒体、科学共同体和公众的博弈关系来进行的,在应对转基因生物中,绿色和平中国延续了国际绿色和平一贯的科学性,保持了与媒体良好的合作关系,注重行动的民意基础;但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绿色和平在中国变通了其做事的方法,表现在与政府合作而不是对抗,与企业的交涉中更少“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色彩,有策略的与中国转基因生物学家交锋。这些延续和变通,成为绿色和平在中国应对转基因生物中屡“秀”屡胜的保证。
  在绿色和平与国内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各自的优势所在。绿色和平本土化的艰难进程、与中国政府的微妙关系、正式合法的身份问题,正好反衬了国内环保非政府组织在这些方面的优势。然而,绿色和平中国一贯的独立性、科学性和成熟的传讯工作方式,却是值得成长中的中国环保NGO借鉴的地方。这里也探讨问答了在转基因生物问题上,为何中国始终只有绿色和平一家声音的问题。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科学本身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绿色和平正是利用了科学共同体内部意见的不一致性来做科学传播,向社会提醒风险的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科技风险,科技风险又跨越国界演变为全球性风险。绿色和平以自己应对转基因生物的表现证明了: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科技风险,应当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