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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8年9月第2次印刷


《神灵世界的余韵》后记

田 松

 

  现在,伯克利正是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好季节。这几天正好是春假,每天在后院的茶屋里整理书稿,不时见到有鸟儿在眼前悠然走过,偶尔还会传来鸡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今年以来,几乎每一个周末我都在院子里整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临近完工,心里终于踏实下来。
  

  我于1998年考入中科院科学史所,跟随陈久金先生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由于非常偶然的机缘,我同时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跟随刘吉和金吾伦先生读科学哲学博士。在哲学所,我最终选择了心系已久的惠勒研究。起初曾想一鱼二吃,在哲学所做惠勒的科学哲学,在科学史所做惠勒的科学史,一来可以把惠勒做透——老友张辉反复告诫,要做穷尽性的研究;二来可以节省精力。不过,陈先生说:“首先,这个题目我没有研究,没有办法指导你;其次,这对你的名声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同时读两个博士,可是两个博士论文做同一个内容,不好。”陈先生的第二个理由如当头棒喝,使我下定决心,做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论文。陈先生有两大研究方向,一是中国上古天文史,一是中国少数民族科学史。我本人并非学天文出身,对于古(天文)文献的考证缺乏兴趣和能力。另外,我的师兄景斌博士已经选择了中国上古天文史方向作博士学位论文,而我对于传统文明一向兴趣有加。这样,选择中国少数民族科学史就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实上,我与陈先生结缘,就在这个领域。
  在我认识陈久金先生之前很久,就认真读过陈先生主笔的《彝族天文学史》。所以当董光璧先生建议我报考陈先生时,我欣然从命。我正式参加的第一个学术会议,也是在我入门之后不久,跟随陈先生参加的1998年南宁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

  论文的写作延续了两年有半,实际上,是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两篇论文。这是一个疯狂的选择。两篇论文从风格到形式都截然不同。一个是非常形而上的量子力学哲学问题研究,一个是相对形而下的关于纳西世界的科学人类学。不过,最近几年,我已经能够将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整合起来。惠勒研究锻造的是对世界的基本看法,而其它工作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看法之上的。非实在论的本体论与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之间,有着极其自然的关联。
  在这篇论文写作的时候,最让我觉得为难的是入手的角度。我必须在科学技术史和科学人类学之间找一个平衡。或者,把人类学包装成科学史。然而,回过头来审视,这篇论文其实还有很强的(科学)哲学的维度。我习惯于在理论推演的指导下寻找科学史和人类学的资料,反过来,我的科学史和人类学,常常只是为我的理论推演提供依据。直到最近几年,我才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脱离哲学的科学史以及人类学本身的妙处。
  两篇论文交替进行,常让我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每一篇付印之前我都奢望,如果能再有哪怕一个月的时间,那该多好。但是,毕业以来,我一直没有能够回过头来,投入这一个月的时间,直到现在。
  这篇论文于2002年答辩通过,至今已有五年。五年来,我向着反工业文明的方向走得越来越远。把论文整理成书稿,实际上面临着两重工作。一方面需要补充资料,另一方面,由于基本理念的深入,对于全书的写法也需要做整体上的调节。遗憾的事,这两项工作我都没有充分地完成。

  从论文的写作到此书的完成,我一直感受着学界前辈的爱护,同行及朋友的关心。
  感谢我的导师陈久金先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支持我尝试新领域的想法,并在具体问题上严格把关,把我约束在科学史的轨道上。陈先生为此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我从陈先生的智慧和经验中获益颇多。
  感谢董光璧先生。董先生是我进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的领路人,在我求学坎坷的几年里,董先生多次向我伸出长者的友谊之手,帮我度过现实的以及心理的危机。我的两篇学位论文,也都得到了他的指点。
  感谢江晓原博士。他的《天学真原》使我对中国科学史这个领域有豁然洞开的感觉,他自陈从人类学借鉴的功能分析方法也被我拿来作为立论的依据。也感谢他主编的这套交大科学人文丛书,在丛书于2002年开始策划的时候,就把本书列入计划之中。
  感谢万辅彬教授,他对于我提出的科学人类学的想法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使我有更大的勇气在这个方向上付出努力。感谢李晓岑教授,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来到丽江,参加我组织的田野调查,在一个多月的合作中,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学术工作放到第一位,即使在极端疲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进行调查,这种踏实朴实结实的工作作风激励着考察小组的每一个人。感谢袁江洋博士,他关于科学史理论的诸多宏论对我启发颇多,对论文的整体构思他也给出过很好的建议。感谢张柏春研究员,他对论文选题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曾亲自为我复印他研究纳西族水磨的文章。
  感谢刘钝所长,对于我的出格思想和行为,他不断给予宽容和理解;我的丽江调研获得的唯一一笔资助也是来自于他的所长基金。感谢张宏礼先生,从论文调研启动到答辩,一直得到他在行政事务上的耐心支持。

  在论文写作以及此后的研究中,我还得到了很多纳西学者和云南朋友的帮助。
  感谢白庚胜研究员。作为纳西学者,白庚胜先生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他热情地欢迎我进入纳西学领域,并在我刚刚开始调研而无从下手的时候,为我提供了诸多方便。此外,他还慷慨地向我开放他本人的全部资料,使我深受其益。
  感谢杨福泉研究员。他是我结识的第一位纳西族学者,他的学识和视野使我对纳西研究充满了信心。虽然我们的出发点不同,学术背景不同,但是对于文明,对于传统,我们却能殊途同归,遥相呼应。2003年10月,在他的安排下,我们还有过同往石头乡调研、同游玉龙雪山的美好经历。在本书的最后整理中,又得到了他慷慨提供的图片。
  感谢李锡馆长。他接受了我进行纳西族传统技术与生存状态调查的建议,安排了此项调查,使我有更方便的机会深入到纳西族居住的高山峡谷,得以接触原生态的东巴文化,这种直接体验对于我的调研以及日后的研究所起到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感谢和力民先生。和力民先生就东巴文化和纳西传统的具体问题给过我很多指导,并慷慨地把他珍藏的洛克著作《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供我复印。感谢李例芬女士。她对我在东巴文化研究所的调研给予了热情的接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她本人的研究也对本书有极大的帮助。还要感谢郭大烈、和钟华、和匠宇、木基元等纳西族学者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感谢东巴文化研究所赵世红、李静生、王世英、和品正、和庆元、李英、习煜华等诸位老师给提供的诸多方便和指导。

  感谢和寿泉先生,在丽江调研期间,我们结下了终生难忘的生死之交。感谢杨志坚先生与和继全先生,在一个多月的调查中,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与我们一起爬山越岭,晓行夜住,还要安排食宿,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在我们调查的一路上,还得到了诸多纳西族朋友的帮助。达巴杨土地与我们共同度过了最艰苦的一段调查。大具祁有光先生、白地和尚礼先生的热情地接待也使我们的调查进行得更加顺利。
  另外,还要感谢谢满庆先生,他使我在云南从来没有陌生的感觉。感谢徐晴夫妇,我在丽江歌舞团招待所度过了愉快的两周。也感谢我在昆明结识的朋友钱映紫、王珂玲、刘朝晖等给予我的友谊。

  论文写作期间,老友曾怡、宋微微在英文上给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有诸多文章的英文摘要都由她们的帮助校对乃至草拟。另外,感谢冯亚斌博士对论文的英文摘要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德国海德堡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林碧娜(Sabine Linder)女士为本文提供相关资料。刘华杰博士曾解答关于阿米什人的若干问题,并帮助查找资料;潘涛博士、张辉博士也曾为本文提出过宝贵的建议;刘奋荣博士、于爱群女士、冯英博士、宋婉女士曾帮助校阅文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王勇先生曾帮助扫描图片,马辉女士曾帮助借阅部分重要文献,亦致谢忱。

  感谢人类学摄影家赵画儿。我们与2003年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泸沽湖垃圾问题上,我们实现了几乎完美的合作,但是由于我的懒惰与繁忙,我们的合作至今没有以合适的方式发表。在本书整理期间,画儿也提供了诸多帮助,包括她出色的图片。
  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分部的居蜜女士,在我前往阅读该馆的东巴经手稿时,她的帮助让我如沐春风。
  还要感谢素未谋面的纳西学者白郎先生慷慨提供两幅图片,解我燃眉之急。

  感谢加加,在我整理论文期间,她几乎每天都来与我共同读书。她的笑容如加州的阳光一样灿烂,让我在异乡感受到特殊的温暖。也感谢她阅读本书的英文摘要,并提供修改意见。
  感谢我的房东Calvin,能够住进他的房子是我的幸运。他的阁楼和院子里的茶屋,给我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生活和读书环境,让我享受到诗意的生活。关于文明、关于传统、关于自由,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他热爱中国传统和东方文化,并且也是一位荣格(Carl G. Jung)爱好者,我们不仅可以讨论灵魂的提升,甚至可以借此讨论彼此的私密。在我心生郁闷时,他的人生智慧常常让我感到宽慰。
  感谢我当年的老师李振平、新民夫妇使我在马里兰也有家一般的工作环境,感谢他们和他们的女儿萌萌帮助我修改英文摘要。此外,还要感谢他们带我前往宾州的Lanchester的阿米什社区,让我对阿米什社区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

  感谢上海交大出版社,慨然与我签下了优惠的出版合同,并且能容忍我年复一年的拖欠。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吴东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殷勤催稿,本书可能至今还不能完成。对于我的一再延误,我深感歉意。
  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让我在四院度过了两年博士后的美好时光。虽然此间我没有在纳西学上投入多少精力,不过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对人类文明整体模式的反思,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感谢吴国盛教授使我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对于现代化的反思,以及他从话语权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科学之有无的分析,也都使我深受其益。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给我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并使我有机会获得国家出国留学基金。感谢国家出国留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使我能够在伯克利工作一年,体会到异样的学术氛围,并在这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同道。感谢The Office for Histro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C. Berkeley,让我在伯克利的校园中心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这并不是伯克利每个机构的访问学者都能获得的待遇。

  希望这本书能使帮助过我的人们感到满意和自豪。至于本书的缺陷和疏漏,则完全是本人的责任。
  最后,感谢陈久金、董光璧、杨福泉三位先生为本书作序。他们的批评让我有蓬壁生辉之感。

  五年前,在论文收尾的时候,每天看着稻香园窗外的绿荫,槐树的嫩芽一天天地从冬日的枯枝上生长出来,桃花开了又谢,慢慢地换了一身绿装。随之而来的却是接连几天的沙尘暴,灰尘和塑料袋漫天飞舞。自从读博士开始,觉得生活一直处在奔波之中。虽然早就有心停下来,唱一支歌儿,然而似乎总是有很多事情必须去做,有很多文章必须去写。
  一个正在失去传统的现代人,生活在现代都市之中,承受着现代的后果。

  一直到了伯克利,我才终于获得前所未有的放松,每日亲近Calvin庭院里的花草,聆听校园里的钟声,感觉自己是在生活,而不是在奔波。
  感谢伯克利美好的春天!

 

2007年5月27日
Sunshine Loft,Berkeley
2007年6月7日
Greenbelt,Maryland
2007年6月19日
Rockville,Mar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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