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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9年1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76)


科学时代的一丝人文主义

□ 江晓原  ■ 刘 兵

 

  □ 我们两人共同的一些朋友们——所谓的“科学文化人”——近年集中关注科学主义问题之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就我个人而言,当我试图追溯中国现代的科学主义源头时,我曾经相当赞成美国学者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的结论,即认为“五四”以后,特别是“科玄论战”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已经取得了胜利。这个结论我现在觉得还是可以成立的,只不过先前我们可能忽略了(或者是歪曲了)这场战斗中失败一方的努力和论点。
  现在这本《“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恰恰是要发掘当年那些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的学者们曾经作出的努力。当然,指出这些努力,并不意味着可以改变当年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种胜利及其持续,也离不开世界范围的思潮演变背景。当这种胜利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理论界和传媒中逐渐消失时,尽管中国一度闭关锁国,但是如今改革开放已经30年之久,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思想潮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还是在世纪之交进入了中国学者、公众和媒体的视野。

  ■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曾想过,在我们现在的背景下,你肯定会有象上述的联想,尽管此书的主旨,也许与我们平常的关注又有一定差异。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我注意到,此书作者在绪论中的一个说法,或者说判断,可能就与我们的看法有所不同。作者认为,以往学界,例如像以郭颖颐、林毓生等人的观点有把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强势有夸大的成份,而作者则是要“展现与此不同的一个面相”,“探究这一学人群在一个科学的时代,如何重新认识科学的价值与人文的传统,以及他们为打通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壁垒所作的种种尝式与努力”。
  该书作者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但若要把这种“在已经发黄变脆的纸张背后,寻找那些渐渐被遗忘的学人”的历史,推及到代表一个时代的意义,却同样有某种夸大之嫌。也许在《思想与时代》这个杂志以及这群作者来说,并不一定都是科学主义的,甚至有积极有意义的对科学主义的抵抗,但就那个时代(更不用说今天)而言,这样的阵营又不一定是主流的,否则,他们为什么会被几乎“遗忘”了呢?而这正像你所说的,那些人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可以改变当年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 我忍不住又来搞一点我的“庸俗统计学”。
  此书末附有《思想与时代》杂志的全部目录,共有各种文章389篇(包括了述评、纪念文章等等),从目录上来看,有可能涉及科学主义问题的文章只有21篇,占全部文章的5%多一点。况且这些文章是不是都站在科学主义的对立面,也还不一定。也就是说,在这群学人所关注的问题中,科学主义问题(或“科玄论战”问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一点其实在本书的结构上也得到了正确反映:全书包括“绪论”再内共七章,其中只有第四章“沟通文质”是涉及科学主义问题的。
  本书第章中列出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科学家学人群”,总共只有七人:竺可桢、卢于道、陈立、洪谦、钱宝琮、张其昀,其中陈立、洪谦列为“科学家”,还是有点勉强的。从目录看,这七人中也只有竺可桢和钱宝琮关注过科学主义问题(另外的《思想与时代》学人中,关注该问题较多的是钱穆和谢幼伟)。
  这些都提示我们,在那个时代,关心科学主义问题的人(无论是人文学者还是科学家),其实非常之少。所以汪晖那个被本书作者称为“并非如此简单而绝对”的论断,实际上还是可以成立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组织的或民族—国酒的高技术暴力震惊世界之时,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为民族解放而奋斗,那些针对科学霸权及其技术运用的反思性的思想和概念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兴趣。”——“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兴趣”当然是一个修辞,对于整个时代而言,即使找到了寥寥几个学人有时曾经表现过一点兴趣,也不会使这个修辞变得无法容忍。
  当然,作者对科学主义投注了较多的注意力,给出了(相对于上述5%而言)较多的论述,还是值得欢迎和欣赏的。

  ■ 我觉得作者在其绪言中,似乎要对其他人关于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之科学主义的总体情况的看法有一种适度的颠覆,即认为中国在那个时代(当然那时对现在是有影响的)的科学主义倾向并非那么强,而这个刊物则证明了这一点。而我的看法,则是认为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科学主义的整体倾向就已经是很强的。虽然这个刊物科学主义色彩并不强,包含有大量关于人文、对于民族—国家问题的更加关注,并且即使有涉及科学的内容比例也不大,而这正好说明了,此刊物在整体的科学主义倾向中,并非特别有意地强调反科学主义的立场。即使有些这样的立场(如钱宝琮对萨顿观点的介绍),因为这个杂志的影响力之有限,也很难说曾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因而,中国当时(及现在)在整体上科学主义倾向是怎样(如汪晖的看法)是一回事,而这个刊物的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倾向是怎样是另一回事,再考虑到其有限的影响,要从这份杂志来扩大讲对中国科学主义的整体判断,可能就会有以偏概全的问题了。
  前几年,我曾介绍过钱宝琮在此刊物上介绍萨顿的《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一书及其观点的文章。在这里我还想到另一个问题,即在20世纪后半叶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刊物的批判或回避。而钱宝琮恰恰是由于这篇文章,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要受批判、做检讨,而其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因此刊物主编张其昀的政治身份(如与蒋介石的关系及后来去台湾等)。

  □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无论如何,这本书让我们注意到这份刊物,和围绕在这份刊物周围的当年学人,终归还是功德一件。况且,那些学人那时的各种思想和论述,在今天看来有些也相当有价值。
  其实,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思想等等的价值判断,在每个时代都是不同的。当年钱宝琮因为在《思想与时代》上的一篇文章而挨整受罪,就是那个时代作出的价值判断;多年对这本杂志进行批判或回避,也是那个时代作出的价值判断;而现在这本博士论文能够出版,就表明了今天作出的价值判断。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应该就是包含了这层意思的。

  ■ 是啊,而且从史学来说,历史上的事情,也经常是有某种相似性的。虽然我们与《思想与时代》杂志处在不同的时代,虽然我们也不敢与那些大师们相比,但是在我们为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为反对科学主义而做着我们今天可能的努力的时候,那些前人的工作也未尝不是我们的榜样,这也是我们重温历史的一种意义吧。


《“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何方昱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定价: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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