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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12月25日《新京报》C15版


从牛顿到布鲁姆斯伯里
——2008年我印象最深的三本书

江晓原

 

  年初时,钱文忠来寒斋聊天,为我带来一册新书《牛顿传记五种》,他说这书很有意思,又和科学史有关,所以特地带来送我。
  本书收集的五种牛顿传记中,最有价值的是英国皇家工程兵退役中校德·维拉米尔的《牛顿其人》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牛顿其人》。
  维拉米尔中校的《牛顿其人》有爱因斯坦为之作序,说中校“应得到全世界物理学家的感谢和祝贺”——因为这位中校得到了牛顿的完整藏书清单和牛顿身后所有财物的财产清单,他根据这些清单,特别强调指出了两个方面:一、牛顿生活俭朴,缺乏审美趣味,知识结构颇不完整,对文学艺术没有兴趣,基本上是个无趣之人。二、牛顿参与证券投机史上最著名的“南海公司”股票炒作,成绩尚可:他直到去世时还没有卖出“南海公司”股票,此时他亏损4000英镑——尽管他原本有机会在获利20000英镑时高位出局的。
  凯恩斯则得到了牛顿另一箱晚年长期秘不示人的手稿,其中包括牛顿留下未曾刊行的大部分关于炼金术的手稿。于是皇家学会却邀请他在牛顿诞生300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报告。凯恩斯在这份身后由其弟代为宣读的报告中指出,牛顿根本就是一个巫师,一个极度热衷的炼金术士,而不是科学理性的化身。即使在写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日子里,他实验室中倒腾炼金术的火也很少熄灭。发现万有引力倒像是他搞炼金术的副产品。从牛顿晚年自己就开始营造起来的“科学理性化身”的形象(本书中前三种牛顿传记也是帮助营造这种形象的),就此轰然倒塌。

  波兹曼(Neil Postman)1982年出版《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2年出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构成他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这三部曲中,波兹曼的思想越来越深刻,观点也越来越激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前两部我以前就读过,现在读到第三部,仍是击节叹赏。
  波兹曼对电视深恶痛绝,认为它将——事实上已经开始——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和灭亡。他将始作俑者追溯到电报,他引用大卫·梭罗《瓦尔登湖》中的议论:“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自从有了电报,我们就能将万里之外的事情迅速报导在本地报纸上,这些事情被称为“新闻”,而这些所谓的“新闻”通常有两个特征: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二、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也不会因此而采取任何行动。所以这些“新闻”其实只是信息垃圾。从此我们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又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自从有了电视,文化的灾难就开始了,因为电视无处不在,而且它不要思想,只要娱乐。
  波兹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一、“工具使用文化”,指工具只被用来做两种事情:一是解决物质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比如耕地;二是为精神世界服务,比如建造教堂。二、“技术统治文化”,工具不再能够被整合到文化里面去为文化服务了,相反却开始向文化发起攻击。三、“技术垄断文化”,其表现是:“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替代……”。而且文化被技术奴役了却还为技术唱赞歌,这是波兹曼最痛心疾首不忍目睹的景象。
  如果想了解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的中心思想又想走捷径的话,建议只读《娱乐至死》即可,这是三部曲中最核心的一部。

  上面两册书其实都是2007年年底出版的,只是2008年才被我读到。而2008年岁末,另一册大大的“妙书”送到寒斋,这是美国女教授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的中译本。说它是“妙书”,那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封面上写着:“在布鲁姆斯伯里,流言有着闪光的价值”,先就不同凡响;接着是作者在书前的一小段题记,其中谈到她儿时母亲给她念的童谣:“‘你在后院挖呀挖,你挖到了中国吗?’当时,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我居然终于挖到了!”这是多么有趣的题记!
  这位劳伦斯女教授“挖”到了什么宝贝呢?原来是朱利安·贝尔、弗吉尼亚·伍尔芙等人写给艺术家凌叔华的信件。
  我之所以关心有关朱利安·贝尔的事情,最初的起因是相当八卦的:前些年,关于女作家虹影的小说《K》的官司,是媒体上人见人爱的话题,但最意外的是,有人告诉我,虹影在诉讼时曾引用过我的著作为她自己辩护。后来从网上流传的虹影辩护词中,倒是真的可以证实这一说法。我不认识虹影,不过在那场据说她后来输掉了的官司中,我是同情虹影的。这本《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原版2003年问世,要是它早几年问世,说不定还能帮助虹影打赢官司呢。
  当然,劳伦斯女教授在书中也不能只是谈论八卦和“流言”,她是要搞学术研究的。她通过上面提到的这些信件,以及她此后往来中国和英国之间进行的深入研究,表明:中国女艺术家凌叔华,曾经是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化圈中的中国成员;而当年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的“新月社”圈子是有交流、有互动的。故本书堪称“以流言始,以文艺终”,或“以八卦始,以学术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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