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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泽宗院士生平

 

    席泽宗院士1927年6月9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1947年毕业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天文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从事编辑工作,1954年开始从事天文学史研究工作。1957年参加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研究机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的创建,历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室)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3-1988年任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93年、1995年先后被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00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2007年,在席泽宗院士八十寿辰之际,正值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庆50周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把一颗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编号为85472的小行星命名为“席泽宗星”,以表彰他在天文学史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他还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科技部“九五”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华大典》编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席泽宗院士是卓越的科学史家和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解决现代科学问题的天文学家,在天文学史、综合科学史、科学思想史等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席泽宗院士的《古新星新表》以其对现代科学研究的贡献,得到国内外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的高度评价。20世纪50年代初,射电天文学刚刚诞生不久,前沿天文学家根据观测事实和部分历史记录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长久存在的射电源。但是,银河系内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要验证这一点必须借助古代长期的观测资料。中国不间断的历史和不间断的天象记录在这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尚无人全面整理研究。1954-1955年,席泽宗院士应国际科学界的要求,从古籍中寻找、整理、校订和研究了从殷代到清代的90次新星、超新星的记录,1955年发表了空前完备的《古新星新表》。该文为研究恒星演化和新星、超新星爆发的机制提供了重要史实和证据,立刻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轰动,很快被译成俄文和英文,被各国研究者广泛引用。1965年,他又与同事合作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补充了新发现的中国古代记录,新增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的相关史料,并提出了从史书中鉴别新星的七条原则和区分新星与超新星的两条标准,计算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该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40多年来,各国科学家在研究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X射线源等高能天体时,引用上述两篇权威论文在千次以上。美国著名天文学家斯特鲁维等人在编写《二十世纪天文学》一书时,只提到一项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即《古新星新表》。
  席泽宗院士对马王堆出土的天文资料《五星占》、彗星图和敦煌卷子中的星图、星经、玄象诗等做了系统研究,在宇宙论的历史研究方面提出许多新观点。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他依然坚持不懈,尽可能争取到“合法”机会进行科学史研究。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成书于公元前170年左右的记载五星运动及其占辞的帛书文献《五星占》,以及29种不同形态的彗星图。席泽宗院士以其深厚的学识,识读和修补了严重破损的古帛书,出色地完成了这些珍贵天文资料的整理、释读与研究工作,指出了它们的重要科学价值。他与严敦杰等人合写的论文《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纪念哥白尼诞生500周年》在1973年发表后,受到国内外的好评。他和郑文光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一书于1975年出版,后被译成意大利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此他个人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投身于中外天文学史、科学史的研究,撰写了大量有影响的论著。1981年,席泽宗院士在《天体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经过周密的考证和推算,他证明:古籍《开元占经》中所引的一条关于木星的史料,记载的是战国时期天文学家甘德在公元前364年夏天看到的天象,甘德用肉眼发现了木星最亮的卫星——木卫三。同时,他安排了北京天文馆天象厅的模拟观测、组织青少年在河北兴隆作实地观测、在北京天文台用望远镜加光阑模拟人眼观测等实测检验。这些实验一致表明,在良好条件下,木卫确实可以用肉眼看到。这项工作把人类认识行星卫星的历史提前了两千年,因此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被称作是“实验天文学史”的开端。
  在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长期研究中,席泽宗院士对中国天文学的特点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致用性,这种致用性是为满足农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前者表现为重视日月运动,即制订历法;后者表现为在“天人合一”理论基础上持续不断的天象观测记录。
  席泽宗院士多年领导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并把开拓范围扩大到综合科技史、科学思想史和科技政策史等领域,1980年代后期主持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1996年科技部启动“九五”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联合攻关。作为首席科学家之一,他不仅在整个项目的规划和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天文课题的选题设立、科研人才选择、研究团队建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组织利用天文学手段,推定了西周诸王在位年数等。2001年5月该项目获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联合颁发的重大科技成果奖。他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于2007年获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近年来,他先后出版《科学史八讲》、《科学史十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等论著,对科学史理论与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席泽宗院士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为中国科学史事业的组织和发展作出了大量贡献,见证了这门学科的成长过程。
  席泽宗院士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1954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席泽宗院士成为下设研究小组的兼职成员。1956年国务院制订的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他是科学史规划的三位起草人之一。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成立,他参加了该室的创建,后担任该室最大的一个组——天文、工艺、化学、物理史组组长。
  1975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扩大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78年,席泽宗院士遂参与建立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并担任室主任。1983-1988年,席泽宗院士担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所长,在学科建设、科研管理、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投入大量心力。他在1983年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此后培养了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生多名,这些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有建树。
  1980年,中国科技史学会成立,席泽宗院士是第一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并在1996-2004年担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的理事长。在此期间,他不仅为国内科技史交流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为中国科技史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1981年,他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国际科学史大会,为争取恢复中国在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IUHPS/DHS)的合法席位做了大量工作。1985年,中国终于成为该组织的会员国。他曾多次出国访问和讲学,足迹遍及美国、前苏联、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比利时、韩国、印度、罗马尼亚等国家和中国台湾,曾任第十六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远东组主席、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天文学史委员会组织委员。
  1999年,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席泽宗院士出席成立仪式,并出任该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他还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名誉主任。他长期关心科学史在大学的发展,2007年底又亲往上海交大科学史系讲学,给该系师生以巨大鼓舞。
  席泽宗院士还十分重视科普工作,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他撰写了大量科普作品,扩大了天文学和科技史在社会中的影响,受到读者广泛欢迎。50年代时,他经常到工厂、农村、军营和学校进行科普演讲。他曾长期担任北海“少年之家”的辅导员,还曾主持了全国第一届少年天文夏令营。他把这一切都当成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这位可敬的、与新中国科学史研究一起成长起来的学者,近六十年的辛勤耕耘,使他跻身于世界著名的科学史家、天文学家的行列。1991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这是当今两院院士中唯一以科学史业绩当选的学者。 
  席泽宗院士治学态度严谨求实,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己任,这是中华学人宝贵的品格。他也一贯主张“百家争鸣”和宽容精神,反对文人相轻的陋习,能够由衷地尊重和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力主创新,鼓励后学大胆想象,勇于开拓,走自己的路。
  他待人忠厚宽容,光明磊落,做事身体力行,处世淡泊名利,提倡安贫乐道,廉洁奉公,这些品质素为科技史的同行所称道。就在去世前不久,他仍笔耕不辍,主持完成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天文历法志》等项目,经常前往各地出席会议,努力推进着中国科学史事业向前发展。
  席泽宗院士开启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新时代,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史工作者。他的业绩和品德为中国科技史事业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2008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