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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11月10日《深圳商报》C2整版


我的30年私人阅读史片段

江晓原

 

阅读:一种心灵旅行

    从11岁起,阅读就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阅读是每个搞学问的人必须去做的一件功课,占去了我们一生中大量的时间,从只事耕耘到无心插柳,慢慢地,自然会沉淀下一些东西,回顾起来,总是让人感慨系之。
  1982年我到北京念研究生,在导师席泽宗院士的指导下,我才开始有计划地读书,精读了英文版《天文学史》、《西方数理天文学史》,还有意识地读了很多西方科学思潮及与科学史有关的书。我从读大学时就开始买书藏书,念研究生时开始通过写文章挣回买书的钱。
  1986年我在上海定居,有了自己的家。回忆当年,书房里那种惬意:夏天,在书房中间的凉席上堆满了书,俨然一片书的海洋。我整日就趴在凉席上看书,累了就倒在凉席上睡觉,睡醒接着看。后来有了电脑,我有时就会从凉席上爬上电脑桌,在电脑上写论文和书稿。那段时间里我一直过着很安静的生活,读书的热情不断高涨,同时也是我写学术论文最有劲、最旺盛的阶段。
  《万历十五年》是我学习撰写学术文本的入门书。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问世,实在是某种缘分。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写“学术论文”眼看将成为我的职业行为,为此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不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就别想读下去。“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象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

  然而,阅读又是一件相当个人化的事情。我虽然有一个纯理科的“出身”——天体物理专业,但天生的兴趣却是在文学历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的玩意儿上。除了大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还曾热衷于书法和篆刻,读过相当数量的书法作品和印谱。我的兴趣在那些“不务正业”的方面似乎更强烈、更浓厚。
  二十几年前,我有一段时间被《西厢记》迷得神魂颠倒。从“王西厢”到“董西厢”,从《会真诗》三十韵到赵德麟《商调蝶恋花》,我尽力收集一切和《西厢记》有关的材料,直到元稹的艳诗“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褪红酥”之类。后来我发现,其实《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元杂剧中取材于唐传奇的当然还有,但是崔莺莺的故事太迷人了,从这个故事中获取资源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好几百年。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而与它有关的材料,也无不香艳旖旎之至。
  十五部金庸小说我当然全都读过,其中许多部还读过几遍。因为《天龙八部》是我认为金庸小说中排名第一的,故拿来作为代表。金庸小说最令我着迷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笔下的武林世界,与当代学术界有着高度的“同构”;二是他总是让他喜欢的主人公“吃亏是福”——每一次痴情,每一次献身,每一次犯傻,都成为走向成功的意想不到的契机。段誉和虚竹,都是这两点的集中表现者——事实上几乎每一部金庸小说中这两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对于我的“第二专业”来说,《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当然是必读之书。全书共三卷。卷一为“汉至清代中国人性生活专论”,又分为三篇:上篇为中国古代与性有关的文献之历史概述;中篇为中国春宫图简史;下篇为《花营锦阵》中与图对应之二十四阙艳词的英译及注解。卷二为“秘书十种”,皆为该书作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抄录的中文文献。卷三即明代春宫图《花营锦阵》全册。全书自首至尾,所有英、汉、梵、日等文,皆由高氏亲笔手书影印。考虑到后两卷内容不宜一般公众阅读,高氏未将该书公开出版,仅在东京私人印刷50部——由他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及博物馆。我所读的是后来台湾朋友帮我弄来的影印本。

  从三十年前好书的稀缺、对知识的饥渴,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到信息大爆炸,图书、电视、音像、网络的多媒体时代,已经开始严重的信息过剩。在忙碌的生活中,时间显得不够用,得到书的速度又总是超过了阅读的速度。
  不过,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我最喜欢的事情仍就是待在自己的书房里,有那么多的书陪伴着我,我拥有它们,并有选择阅读它们的权利。
  什么是好的习惯?不是斜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习惯,不是通宵达旦打电脑游戏的习惯,而是——阅读的习惯。阅读,只有文字的阅读,才能让我们体会忘我境界,让我们亲近抽象思维,让我们找到精神家园。这是任何其它活动无法替代的。虽然现在阅读的快感没有“文革”时期那么强烈,但是现在家里有那么多的书为伴,觉得在书房有一种逍遥自在的感觉,很幸福,很知足。每天周旋于阅读、看碟与写作三件事情之间,主动省略了电视和网络的干扰(我已经整整五年不看任何电视节目了),反倒成了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翻开一本书,思想可以通过历史跨越千年,通过科幻遨游太空,倒像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体验坐地日行八万里的境界。


高山:科学和哲学经典

  史蒂芬·霍金选择了五位科学大师的著作,加上他所提供的五位科学大师的传记,编成一书,书名《站巨人的肩上--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伟大著作集》。这五种大师经典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论》(节选)和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
  我们和经典原著已经疏离得太久了,我们已经不习惯亲近科学大师和他们的原著了。为什么不在霍金的建议下——或引诱下——来亲近一把呢?对于人文学术的大师及其经典原著,我们有时还是偶尔亲近一下的,或者至少还会有亲近一下的冲动;但是对于科学大师及其经典原著,我们久矣就连亲近一下的冲动都根本没有了。
  造成这种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科学经典毕竟和人文经典不一样,科学经典有一个较高的专业门坎,而文人经典往往门坎较低甚至没有门坎。比如说《天体运行论》和《红与黑》,前者没有一定的数理基础就读不懂,可是后者几乎谁都能读(尽管读后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被打动就因人而异了);再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帝国衰亡史》之类的经典,虽然比《红与黑》之类难读些,毕竟中学生也能读懂,但你不可能让中学生读懂爱因斯坦《相对性原理》(天才神童除外)。
  二是有一种观念,认为对于掌握科学知识来说,阅读大师原著远不如阅读教材或普及读物来得有效。比如许多人认为,如果你要了解行星运动三定律,你只消查一下天文爱好者手册就可知道,有什么必要去啃几百年前开普勒的原著呢?这话虽然是不错,但是,阅读天文爱好者手册和阅读开普勒的原著毕竟不是一回事,这两者是完全不能相互替代的。

  伽利略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假托在四天中三人对话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直很流行的形式(想想柏拉图的对话和著名的《十日谈》吧)。两个高贵而机智的贵族是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以纯粹的沉思而不以快乐的追求为最大乐事”;另一个是“逍遥学派哲学家”辛普利邱,代表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他“在领悟真理方面最大的障碍,看来是由于他因解释亚里士多德而获得的声誉”。表面上看伽利略只是记录三人的谈话,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他总是让那位辛普利邱理屈词穷。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宣传并支持了哥白尼学说。作为科学史上的大师经典之作,此书的写作技巧也极有可取之处。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所有有中译本的西人哲学史著作中最精彩、最让人读得下去的。对一个不以哲学为业的读者来说,此书是了解西方哲学的最佳读物,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捷径。罗素自己就是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为人又风流浪漫,因此他的文笔也是大胆奔放。我心目中此类书籍的最高境界,可用九个字概括之: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此书可算已经达到这一境界。


宝藏:历史和文学

  《左传》从形式上看它是对《春秋》编年记事的补充,但我一直将它视为一部自成体系的史书。这部书中所记载的政治、外交智慧,哺育了中国的帝王将相2500年。不过当年最打动我的,一是书中所记各国使节折冲樽俎之际的外交辞令,二是作者记述纷繁事件所用的文笔。前者分寸之准确、措词之委婉,今日绝对无人能及;后者则处处简洁明快,却又涵义丰富,表达、褒贬,俱臻佳妙。比比《左传》中这些辞令和文笔,今日的众多作品(包括那些名满天下的)那就实在太丑陋了——简直就是没文化啊!

  多年来,只要是历代笔记小说的排印本,我见一本买一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历年所出,几乎搜罗无遗。我通常在车上、枕上和厕上读这些书,读到有价值或有趣的材料,则随手在书后作上索引。在我多年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颇得益于此一习惯。《阅微草堂笔记》思想之先进、文笔之诙谐、材料之丰富,皆属上乘,故堪为代表。纪昀虽不对礼教发动正面攻击,却一再采用小说家志怪之法,借“讲故事”对礼教进行问难和挖苦。其文字则简捷流畅,谈狐鬼,说神怪,记趣闻,读起来轻松可喜。

  另一部达到“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境界的著作,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作者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后任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伦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伟大的──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评论、串讲、赏析。莎士比亚在在本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莎士比亚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那么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也成为正典呢?答案是对莎士比亚的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这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


幻想:从电影到小说

  最近三四年来,我观看了数百部美国的、欧洲的以及在美国影响下的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科幻电影。在这数百部科幻电影中,我注意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那就是——所有这些电影中所幻想的未来世界,清一色都是暗淡而悲惨的。
  而在科幻小说中,儒勒·凡尔纳在19世纪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中,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在想象和展望中,人类的未来不再是美好的了。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电影和小说中,未来世界根本没有光明,总是蛮荒、黑暗、荒诞、虚幻、核灾难、大瘟疫……。未来世界常见的主题不外是资源耗竭、惊天浩劫、科学狂人、专制社会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技术,也几乎清一色都不再是绝对美好的了——不是被科学狂人或坏人利用,就是其自身给人类带来灾祸。

  进入20世纪,当乌托邦思想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反乌托邦”传统出现了。“反乌托邦”向上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向下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而且,正是在这个“反乌托邦”传统中,幻想电影开始加入进来。
  1920年,前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们》。小说假想了千年之后的“联众国”,高度专制极权。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出版,1924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结果扎米亚京被批判、“封口”,后来流亡国外,客死巴黎。
  1932年,赫胥黎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丽新世界》,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营造了另一个“反乌托邦”。
  1948年,乔治·奥威尔写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表达他对未来可能的专制社会(很大程度上以前苏联为蓝本)的恐惧和忧虑,成为“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经典。“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数此书名头最大。到了1984年,根据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为“反乌托邦”文艺之苑又添一部经典。
  在“反乌托邦”小说谱系中,最新的重要作品应该提到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武德2003年的小说《羚羊与秧鸡》。在这部小说的未来世界中,生物工程似乎成为唯一的科学技术。所有的疾病都已经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所有的人类在短短几天内死亡。

  《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包括:“前传”:《基地前奏》上下、《迈向基地》上下;“正传”:《基地》、《基地与帝国》、《第二基地》;“后传”:《基地边缘》上下、《基地与地球》上下。中译本共11册。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基地》系列第一部写于1941年,最后一部写于1992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讲述一个名叫谢顿的人,发明了一种“心理史学”,可以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盛衰。于是谢顿建立了两个基地,秘密为帝国的崩溃和重建作准备——他要让中间这段黑暗时期从三万年缩短为一千年。故事的场景被设定在一个遥远的未来,那时人类已经遍布银河系中的可居住行星,而日暮途穷的“银河帝国”已经有着两万多年的历史。
  《基地》史诗般的故事结构宏大,气象万千,是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触发了阿西莫夫的灵感,让一部帝国盛衰史在银河系遥远未来的时空中全新搬演。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很有深度的思考或猜测。对于这些思考或猜测,谓之杞人忧天固无不可,谓之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亦无不可。因为这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


桥梁:科学和人文

  乔治·萨顿(George A. L. Sarton)号称“科学史之父”,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因为科学史在他手中,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萨顿的科学史,不是那种只知道简单地为科学歌功颂德的科学史,也不是那种只充当促使人们如何更加热爱科学的教育工具。萨顿的科学史,是要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萨顿认为:“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内心,远离了他们的天国,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说来,相当多的科学家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实际操作者,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呼唤。

  1962年,当蕾切尔·卡森用她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来强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极限时,不啻“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此书的评价)。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就是发端于此书。之后6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68年)。之后10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第一部报告,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年)。环境保护和“有限地球”的观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汇成全球性的运动。
  在中国,最初我们曾经认为,“环境污染”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和我们毫无关系。后来我们当然被现实所教育,知道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问题,而且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问题理解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那种“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上述信念的。但是事实上,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至今仍将科学作为无条件崇拜的对象。然而在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82年出版《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2年出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构成他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在他看来,科学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技术则更是善恶并陈,经常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
  按照波兹曼的论证,事情就是从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开始,出现了本质上的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又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他在书中用了一段别出心裁的比喻来形容“技术垄断文化”的表现:
  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替代;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
  波斯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一、“工具使用文化”,持续时间是从古代到中世纪,在他心目中,这种文化似乎最令人满意。二、“技术统治文化”,大致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如今,这种文化已经不太好,但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到了“技术垄断文化”,则使他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了。在“技术垄断文化”中,技术是赢家,文化是输家,所以会出现“文化向技术投降”。
  说实话,我虽然早已经不看电视,不看网上新闻——原因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信息不够,而且是信息过剩,所以当务之急是寻求合适的信息过滤机制。只看报刊杂志来了解新闻,就是我在无奈之下选择的信息过滤机制,因为纸媒中的垃圾成分比网络上少。但在接触波斯曼的媒介批判思想之前,我并未深入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更未曾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代传播的意义联系起来考虑(至于现代传播使用科学技术手段这类表面上的联系,在这里并无意义)。我觉得,真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的。

  许多学工程技术出身的人,一事当前,总是只想到用技术去解决问题,却往往不先思考:这个问题值不值得解决?解决了会不会生出更大的问题?会不会得不偿失?等等。科学只能教人怎样做事,人文才能教人怎样做人。一个人来到社会,要想达到他的理想,成就他的事功,那对他来说,如何做人的学问永远比如何做事的学问更重要。所以,如果你不满足于终身只当一个匠人,而想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你必须要有人文。


江晓原简介

  江晓原,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会员,国际东亚科技医学史学会(ISHEASTM)会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国家级学术刊物常务编委、编委。已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美国传记研究所等列入数十种国际名人录。
  “文革”中失去上高中的权利,初中毕业后在纺织厂当了六年电工。自幼好古成癖,特别迷恋于古代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但1977年恢复高考后,却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因为感到理科知识自学起来不像文科那样容易),1982年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了六年科学史研究生,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自此一直在文科和理科的交界处行走。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4年中国科学院特批晋升研究员,次年成为博士导师。长期领导着国内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并出任系主任至今。2003年6月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主编丛书等50种,在英、美、德、韩、台、港及大陆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110余篇。此外还长期在京沪等地报刊杂志上开设个人专栏,发表了大量作品,包括书评、影评、随笔、文化评论,甚至短篇小说。同行有“功力深厚、思想激进”、“写的学术专著象侦探小说一样好读”等评语。
  迄今为止的研究工作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古代中西方天文学交流、运用古代天文学资料解决当代天文学课题、对古代中国天学之性质与功能研究、利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中国性文化史研究。
  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angxiaoyuan


江晓原推荐的30本书:

1. 《左传》(可读中华书局的《左传选》)
2. 《史记》(可读中华书局的《史记选》)
3. 《玉溪生诗集笺注》,李商隐,中华书局,1979
4. 《西厢记》,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 《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 《阅微草堂笔记》,纪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中华书局,2006新版
8.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姜鸣,三联书店,2002
9. 《金庸作品集》(三联版),金庸,三联书店,1994
10. 《西方哲学史》,罗素,商务印书馆,1982
11.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布鲁姆,译林出版社, 2005
12.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 《站在巨人的肩上——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伟大著作集》,霍金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4. 《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商务印书馆,1982
15. 《西方的没落》(两卷全译本),施宾格勒,上海三联书店,2006
16. 《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商务印书馆,1978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李德·哈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8. 《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9. 《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卡尔·波普尔,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0. 《西方科学的起源》,戴维·林德柏格,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1. 《萨顿科学史丛书》,萨顿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22. 《剑桥插图天文学史》,米歇尔·霍金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23. 《中华科学文明史》,李约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003
24. 《物理世界奇遇记》,乔治·伽莫夫,科学出版社,1978;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25. 《时间简史》,史蒂芬·霍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26. 《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新版
27. 《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男人篇、情爱篇),雪儿·海蒂,海南出版社,2002
28. 《基地》三部曲(全11册),阿西莫夫,天地出版社,2005
29.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哈耶克,译林出版社,2003
30.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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