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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我们的科学文化》(2)“阳光下的民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罗伯特·科恩与中国

范岱年(中国科学院)

 

  罗伯特·科恩(Robert S. Cohen, 1923―)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学术界有着深厚的友谊。
  首先,科恩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在纽约念中学时就对物理学感兴趣。16岁时进入卫斯理大学。1943年1月毕业后立即到耶鲁大学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做了几年军事研究,主要研究干扰雷达的磁控管。1946年他回到耶鲁,开始攻读博士学位,随天体物理学家施皮策(Lyman Spitzer)研究等离子体物理。1947年完成博士论文“完全离子化气体的电传导率”。1957年到波士顿大学任教后一度担任物理系主任。他开过电动力学、热力学、经典力学等课程。他还推动研究生研究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哲学基础。他对物理学教育有兴趣,有多年物理学教学经验,为文科学生写过一本很好的物理学教科书。
  科恩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哲学家,一位了不起的编辑和组织家。他早在念硕士时就在耶鲁神学院听过有关怀特海的课程,随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Ernst Cassirer)教授学过形而上学和康德哲学。1947年他获得一年博士后研究补助金,从事哲学研究。在这一年中,他成为怀特海的学生外斯(Paul Weiss)的朋友,外斯开的有关黑格尔的课程对科恩的影响特别大。他也结交了亨佩尔、布兰夏德(Blanshard)、马根脑、诺斯劳普(Northrop)等学者。他还听了蒂利希(Tillich)的关于存在主义的课。从1950年开始,科恩在耶鲁大学哲学系任助理教授,讲授科学哲学等课程。后又到卫斯理大学任教。1955年科恩因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离开了卫斯理大学, 到伦敦和剑桥大学研究一年,写了一篇有关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的重要论文。1957年到波士顿大学哲学系任教授(曾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直到1993年退休,他开过的哲学课程和讨论班有:休谟、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马赫、罗素、维也纳学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有关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多种课题,也讲过科学的社会根源。
  在1959到1960 年间,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开始培养科学哲学硕士,由科恩、瓦托夫斯基(Marx Wartofsky ) 和贝里(George Berry) 讲授科学哲学和认识论,以后又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自1960-1961年春季学期开始,科恩和瓦托夫斯基为了让研究生了解科学哲学前沿工作,组织了“波士顿科学哲学讨论会”,邀请知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家来作讲演,并组织评论和讨论。为了出版讨论会的会议录,他们又开始编辑出版《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1963年出版的第一卷就是1961-1962年的会议录。从1960年到1994年,他们组织了600多次讨论会,内容涉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许多方面。而《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则扩展到包括马赫、亥姆霍兹、罗森菲尔德、弗莱克等人的经典性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著作;弗兰克、格伦鲍姆、沃特金斯、希伯特(Erwin Hiebert)、邦格、费耶阿本德、瓦托夫斯基等人的纪念文集;追思卡尔纳普、汉森、拉卡托斯等人的文集;别处举行的重要学术会议的会议录,意大利、波兰、日本、希腊、中国、南斯拉夫、以色列等国家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论文集。《丛书》到1995年已出版180多种。在科恩退休后,他参加主编的《丛书》仍陆续出版,到2002年共计出版了225种。科恩为这些书共写了100多篇“前言”。可以说,这套丛书已成了20世纪国际科学哲学的里程碑。除了这套丛书,科恩还是《维也纳学派文集》的主编之一,这套丛书也已出版了20多卷。
  正如1995年出版的3卷纪念科恩的文集的三位编者所写的“序言”所写:科恩是国际科学哲学界中“最受欢迎的演说家,最明晰的评论家,旅行地区最广的国际知名学者,博览群书、文化修养最深的人物之一。”i 可是,科恩缺乏耐心把自己的谈话变成文本。这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他是一个善于写作的人,文笔流畅。但他似乎对写自己的文章缺乏自信。尽管如此,科恩发表的论著还是很多的,涉及的领域,从物理学、物理学史到哲学和哲学史;从历史哲学到社会科学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哲学;从技术哲学到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和历史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领域,科恩做的都是前沿性工作,作出了新颖的、创造性的贡献,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科恩是世界知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很早就开始自学马克思主义。1949年耶鲁大学行政当局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决定不再聘请他任教。科恩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反对将他解聘。由于哲学系和学院院长对他的坚决支持,校方最终改变了原来的决定。1950年,科恩申请开一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遭到许多教授的反对,勉强才得以通过,并将课程名称改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研究”。可是这门课程却取得很大成功,受到许多学生的欢迎。1955年,科恩是卫斯理大学年轻的助理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论文。就在这一年,北卡罗利纳州的共产党主席斯凯尔斯被控受审,按照史密斯法,他可能被判监禁10年,32岁的科恩挺身而出,他作为一个非党员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人士到法庭为斯凯尔斯辩护。ii 但是由于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大学校园的创伤性影响,科恩本人还是被诬指为共产党员,否决了他作永久教授的申请,被迫离开了卫斯理大学。1963年,科恩写了一篇题为“辩证唯物论和卡尔纳普的逻辑经验论”的重要论文,iii强调指出,逻辑经验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以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准则,并进一步分析比较了20世纪两大哲学思潮。
  当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时,人们要求科恩担任主席,科恩接受了。在该会的出版物中,科恩贡献了一篇重要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主”。1970年,科恩发表“历史中的因果性”一文。1978年,科恩为权威性的《科学家传记词典》撰写了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个条目。这是有关两位思想家的生平以及他们对自然、科学、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的理解作了严肃认真、精练深入、详尽丰富的介绍。iv科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和历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他熟识哈贝马斯,和马尔库斯更是长期亲密的朋友。


  科恩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接触过一些中国人,听到过一些有关中国的故事,喜欢中国的绘画,钦佩孙中山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罗素是科恩心目中的英雄,科恩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一是受到罗素的影响,一是由于1955年在剑桥与李约瑟的交往。
  80年代初,科恩培养了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生吴忠(在这之前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博士生)。通过吴忠的联系,198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当时我是杂志社的常务副主编,实际负责杂志社的工作)邀请科恩来华进行讲学访问。科恩于5月底到中国,在华21天,访问了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围绕6个专题,即:(1)科学哲学近40年来的发展,(2)西方科学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3)西方现代哲学中的维也纳学派、黑格尔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4)科学、技术与社会,(5)科学、宗教和伦理学,(6)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作了一系列讲演。v吴忠博士作翻译。在专题(1)中,科恩指出,科学哲学中的分析学派和历史学派各有长处,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分析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结合。在专题(4)中,科恩介绍了意、英、法、德、美、苏联、日本等国的不同科学传统和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教训,指出:科学技术是一种日趋强大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国家的科技政策对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也越来越显得重要。上述各国科学发展具有民族特点,但科学真理的内容是超越种族、国家、民族、社会和阶级的,谁要是想把民族或阶级的标签强加到科学的头上,结果只能是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专题(5)中,科恩用实例说明,在西方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不完全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有一些时期是互相利用、甚至是互相支持的。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时,鸦片是一种贵重的止痛药,穷人用不起,只好转向宗教,以图解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宗教的态度从来都不是简单地一概否定,而是历史地对待,具体地分析的。在专题(6)中,科恩提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研究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文献。总之,科恩的一系列讲演对当时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界有很大的启发性和启蒙作用。科恩这次来华,见到了他在1955年就知道、并在以后通过信的洪谦教授,他们一见如故,从此成了亲密的朋友。
在这次访问中,科恩创议,从1980年到1985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中选出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译成英文,作为《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中的一卷出版。这书最后由范岱年和科恩共同主编,以《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为题,作为丛书的第179卷于1996年出版。vi此书出版后,科恩将此书的纸面版200多册赠送给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图书馆。当时科恩还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将科恩从《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中选出的较重要的文章译成中文,作为《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文选,在中国出版。我约请了一些朋友翻译了一些文章,在我离休后开始编校这套文选,先编校好了两册,一册是罗森菲耳德的文选,一册是有关马赫的文集,送交商务印书馆,但只出版了一册,vii。第二册至今未出。由于商务印书馆原领导已去世,新领导对出版这套书没有热情,因此这套文选的计划没有执行下去。科恩对此深感遗憾,我更感到十分内疚,没有把这项工作落实。
  1988年8月,科恩的“辩证唯物论与卡尔纳普的逻辑经验论”一文由陈荷清、范岱年翻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书籍形式出版,书名为《当代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viii本书的出版,有力地批驳了苏联和中国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者,支持了中国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逻辑经验论者,在当时的中国仍具有现实意义。
  1988年9月,应《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邀请,科恩再次来华讲学访问。在北京,科恩作了主题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系列讲演。在第一讲中,他介绍了当代对马克思主义的4种和解释:(1)分析的,(2)辩证的,(3)科学社会学的,(4)人道主义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他在第二讲中,讲了马克思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在第三讲中讲了马克思和生态学的关系。在第四讲中他讲了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和第三世界的发展。科恩还到在人民大学召开的“现代科学技术和哲学改革”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当代欧美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与美国大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的讲演。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了题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讲演,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座谈中,科恩提到,马克思很少讲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只讲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北京,科恩会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于光远、龚育之;访问了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再次和洪谦长谈。10月初,科恩访问了南京华东工学院、南京大学、杭州浙江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由《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范岱年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ix
  1992年6月,国际科学哲学学术会议首次在北京举行。科恩应邀担任会议学术委员会主席,他在开幕式上,作了怀念洪谦的即席发言,回顾了他与洪谦的交往和他们曾经交谈过的方方面面。在闭幕式上作了大会总结。x会后,他和希尔品能、邱仁宗共同编辑了会议文集,作为《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第169卷出版。xi
  1994年10月,“纪念洪谦:维也纳学派与当代科学和哲学”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科恩又应邀到会并担任会议的学术委员会主席,作了大会总结发言。xii会后,他到广州中山大学作学术访问。
  在科恩1985年访问中国之前,波士顿科学哲学讨论会就曾邀请中国学者许良英作讲演,以后也请过范岱年、曹天予等作讲演。《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除出版科恩与邱仁宗、范岱年合编的两卷外,还出版了台湾学者林正弘和傅大为主编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概念史在台湾》,(丛书第141卷)。科恩曾对顾速说,台湾的这卷文集在学术水准上比大陆的两卷要高一些。xiii科恩还曾计划与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合编一卷科学哲学文集,但因故没有完成。
  作为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中心主任,科恩曾邀请了中国许多学者到中心做访问学者,据我所知,就有范岱年、金吾伦、林春、兰征、曹秋华、胡志强等。在他们有困难时给予热情的帮助。科恩也曾再招收一个清华大学去的博士生,可是他后来改行了。曹天予和林春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分别在科学哲学和比较政治学中做出较好贡献的学者,和科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自己的著作的“前言”中都着重指出了科恩对他们的巨大帮助。xiv,xv
  今年8月,科恩第5次来到中国,参加第13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8月11日上午,有一个分会场,主题是“科学哲学:科恩与中国”。会议由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主持,发言的有范岱年、邱仁宗、曹天予和林春。会议还有一个议题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向科恩颁发捐赠证书。科恩决定,把他终生的藏书两万多册,全部捐给清华大学。这批图书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一般哲学、科学哲学、哲学史、一般历史、科学史、科学家传记、政治学、政治学史、美国史、马克思主义研究、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犹太研究、德国和大屠杀、宗教、美术和画册、心理学等,包括整套的《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和《维也纳学派哲学丛书》,其中有不少珍本和绝版书,价值难以估算。科恩把他心爱的藏书捐给中国,表明了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科恩在8月11日上午的会议上说,他是一个一直致力于打破各种界限和各种壁垒的人,包括文理之间的隔阂、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壁垒、各学科之间的壁垒(致力于统一科学的运动)。在哲学和科学哲学领域,他致力于打破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诠释学之间的壁垒,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壁垒。他主编的《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的选题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8月13日,科恩在《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采访他时说,他对中国抱一种“批判的同情”的态度。对于当前的中国和世界,他说他是“短期的悲观主义者,长期的乐观主义者”。他肯定中国近年来经济建设的长足发展,但认为其中也潜伏着危险。他说的危险,一是指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一是能否尊重、保存、发扬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他说美国并非一切都好,中国不要一味模仿,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远景不一定美妙。xvi他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国家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努力学习西方,但也应该有所独创,要批判地珍视本民族的传统。科恩希望,中国的学者、社会思想家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这对世界也会有巨大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的肺腑之言啊!

i K. Gavroglu et al. (eds.),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tificCommunity, Netherlad, Kluwer, 1995, xxi.本文前半部的材料大多引自这篇“序言”。——作者注。 
ii K. Gavroglu et al. (eds.), Science, Politics and Social Practice, Netherlad, Kluwer, 1995, ix.
iii R. S. Cohe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Carnap's Logical Empiricism, in P.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er of Rudolf Carnap, LaSalle, Ill. Open Court Pub. Co., 1963,99-158.中译本为:科恩著,陈荷清、范岱年译,《当代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辩证唯物论和卡尔钠普的逻辑经验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iv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Vol. XV. Suppl.1,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403-417, 131-147.《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3年第1期、1985年第2期曾节译这两个条目。
v 吴忠,“美国科学家罗伯特?科恩来华作学术访问”,《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5期,71-73。
vi Fan Dainian and R. S. Cohe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rdrecht, Kluwer, 1996.
vii 罗森菲耳德,《量子革命》,戈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viii 同注iii。
ix 代山,“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罗伯特科恩来华讲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73-74。
x 胡岱,“北京国际科学哲学学术会议简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5期,74-76。
xi R. S. Cohen, R. Hilpinen and Qiu Renzong, Realism and Anti-Real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992, Dordrecht, Kluwer, 1996. 
xii 胡奈,“‘纪念洪谦:维也纳学派与当代科学和哲学’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35。
xiii 顾速,“中国科学哲学界的挚友良师——罗伯特?科恩访问记”,《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5期,77-80。
xiv Tian Yu Cao,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of 20th Century Field Theo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xx.
xv Lin 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xi.
xvi 杨虚杰,“他不远万里给中国送书——美国科学家-哲学家R. S. 科恩的中国清结", 《科学时报》,200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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