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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10月20日《东莞时报》


江晓原:天性之间 两界游走

本报记者 曹飞跃

 

  江晓原,1955年生,科学史专家,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
  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译著、文集等5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在京沪等地多家报刊杂志长期开设个人专栏,撰写了大量书评、影评、随笔、文化评论等。
  主持网站“科学、历史、文化”:http://www.shc2000.com
  新浪网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angxiaoyuan



  江晓原始终没能将“二化斋”的牌匾挂起来——书太多,甚至连摆放都成了问题。
  “二化斋”是他书房的名号。所谓“二化”者,缘于当年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分子知识化”;而今,他的朋友则称江晓原为“性与天文学互化”,戏谑中暗藏对其游走于科学人文两栖风范的赞许。
  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书评人、影评人……江晓原名字前的诸多前缀,都与科学史和性史扯上了关系,又或许,与之关联的,还有他的书房。


与书相恋的二化斋主人

  “在上海的读书人当中,我的藏书量应该可以排在前10名”,认识的朋友中,钱文忠、周振鹤、金良年……掰着指头数了一圈,“也就四个人的书比自己还要多”,3万余册的藏书,一直让江晓原怡然自得。
  其实,所谓的3万,江晓原并没有一本本去数过。从30年前在南京大学天文学系读书时购入的第一批书,到今日成了书评人之后出版社源源不断地快递送上的一尘不染的书(他自称对书有洁癖),江晓原只能用300米的书总长度除以书的平均厚度,来计算书的大概数目。
  但使他的书房名闻于外的,却是他的书架。1998年,在上海静安区某小区的6楼,江晓原首次在家中装上了正规档案馆的滑动式钢制密集架,让自己的书房变成了“私人图书馆”。“顶天立地”的书架在长5米的钢轨上滑动,悄无声息;阳光透窗而入,正好斜洒在乳白的书架上,映衬着架上唯一的圆形木质上古瑞兽,雅意盎然。
  不仅仅是他的“CBD”(Central Book District,即他的书房),江晓原整个屋子都可以算作书房——厨房也有,那是菜谱。置身于书林之中,俯仰皆是干脆而优美的书脊,在其中读书、写作、办公、会友、娱乐,甚至什么也不干地发呆,也是极其惬意的事。
  “现在有些茶餐厅之类的地方,门口写着‘会友、小憩、餐饮’等等,也常写有‘发呆’一款。在我看来,与其到那种地方发呆,何如在我自己书房中发呢?”江晓原对记者说。
  在他看来,主人赋予了书房生命,但“只有当你真正和书相爱了,你的书房才可能有生命”。每一本书都有着一段故事、或者一丛旧情,即使从最初的崭新褪色为陈旧,抚叹之后也不忍舍弃。
  不过房子再大,总有尽时,今日的江晓原已不太敢买书,只能心有不甘地感叹:“放不下了,我得控制住对书的贪欲”。


地下阅读的书籍“倒爷”

  这种对书的“贪欲”是从小就被培养起来的。
  江晓原11岁时,“文革”开始,十年间万马齐喑,但青少年之间的“地下阅读”却暗流涌动。
  江晓原的母亲是上海某机关的图书管理员,父亲在“反右”中被下放做小学教师,两者都可以通过渠道把书偷带回家,用中西文学典籍滋养江晓原,而后者也因为“货源”不断,成为伙伴们“地下传书”的“中心中转站”,成为特殊年代的书籍“倒爷”。
  初中毕业后,江晓原便到纺织厂当了6年电工。作为“特权”阶级,他可以在平时的上班时间变成倒休,哪一天要看书了,就请假。十几年的读书生活,成为他深厚学养的源泉。
  1977年,江晓原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带薪上学,每月56元的工资,让他成了系里最有钱的学生。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藏书生涯开始了。
  1982年,江晓原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带着几箱子书赴京深造,师从席泽宗院士。期间他阅读不断,经常和同学在一起研究北京地图,然后设计一条条线路——看一天可以走过北京多少家旧书店。


“不务正业”的多元化学者

  6年后,江晓原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的博士。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首任系主任,2003年6月出任人文学院首任院长。
  多年来,这个习惯穿T恤、牛仔裤和帆布运动鞋的平头学者一直游走于科学和人文的交界地带,在科学共同体内研究天文学史、在人文领域研究性学,还介入了两者之外的领域,比如他就经常撰写科幻电影评论。
  其名闻于外者,不仅仅因他扎实而卓有成果的天文学史研究,或许更包括他“不务正业”衍生出来的性史研究。尤其是他提出的“性张力”的概念,阐述社会在性方面如何进行制约和平衡。
  1986年,《大自然探索》杂志发表江晓原进入学术界后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中国十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作者从此“一鸣惊人”,文章也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篇研究房中术的论文。
  当时,在许多学校的阅览室里,这一期杂志要么被偷掉,要么被人将载有这篇文章的那几页撕掉。这完全是超出江晓原的想象的。
  此后出版社约稿不断,江晓原先后出版了《性在古代中国》、《中国人的性神秘》、《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等专著,在学界和媒体引起了强烈关注。
  当时,有前辈学人眼见他在非专业兴趣上越滑越远,曾质问他“天文和性有什么关系?”,而后者却年少轻狂,虽然不敢当面顶撞,但心里不服,便在《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上发表《“与阴阳俱往来”——古历与性生活》一文,指出中国古代房中术文献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即规定了一年之中的许多日子是不宜性交的,这些日子明显地与历法有关,比如晦、朔、弦、望、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等等,意在向这位前辈狡辩:你看,天文和性就是有关系嘛!


江晓原专访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玩的人吗? 
  江晓原:“好玩”,我的理解接近于“有趣味”,它的反面是“乏味”。有人说,宁可和一个有趣的坏人相处,也胜于和一个乏味的好人相处,这话虽然稍有夸张,却也有其道理。好玩的书、电影和事物,也可作如是观。例如,《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是一部好书,但显然不好玩(当然也可能有极个别的怪人觉得好玩),而我觉得《西方正典》就是好玩的书(当然也会有不少人不认为它好玩)。

  记者:你不看电视不上网,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种似乎脱离现实的生活方式?
  江晓原:我完全不看电视,也不上网看新闻,只通过报纸杂志来了解新闻。原因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信息不够,而是信息过剩,所以当务之急是寻求合适的信息过滤机制。只看报刊杂志来了解新闻,就是我在无奈之下选择的信息过滤机制,因为纸媒中的垃圾成分比网络上少。

  记者:你一直在尝试通过科学史来建构科学和人文两大领域的桥梁,或者说消解两者的“恩怨”,是这样吗?
  江晓原:如果这两个领域有“恩怨”的话,那是任何个人都消解不了的。至于建构科学与人文的桥梁,那是一个科学史研究者的义务和责任。再说一个多年来行走于两者交叉地带的人,往往会乐于从事这样的工作。

  记者:你给外界的一个重要印象是性文化史专家,对这个身份标签你怎么看?
  江晓原:这个身份标签我也可以接受。其实,在我的学术研究和多重写作及文化活动中,性文化或性史只占一小部分。不过因为性这件事是许多人都关心、每个人都回避不了的,所以这方面的写作和活动会较多被人注意。

  记者:你的《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写得非常精彩,你认为当下中国人的性张力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
  江晓原:从整体上来说是减弱了一些,主要是主张禁锢的一端的力量削弱了。但是具体到每个个人,情形就会有很大差异,有些人可能几乎没有张力了,有些人则可能仍处在强大的张力之下,这视个人的处境而定。

  记者:关于性张力,比如说在东莞,一个巨大的制造业城市,流动人口远超本地户籍人口,你认为性张力的产生在这座城市是源于什么?
  江晓原:有着大量流动人口的区域,性张力通常会比较强。这很容易理解:流动人口的性需求通常难以在家庭中获得满足(大部分外出打工者都是两地分居的),必然会出现性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务,而这种服务肯定会受到道德方面的指责,也经常会受到性工作者自己内心的自责,性张力当然就增强了。这正是一个非常适合应用“性张力”概念来分析的问题。

  记者:性观念的进步是一个很难衡量的东西,理想中的性观念的进步应该是什么样的?
  江晓原:从国际潮流看,理想的性观念,应该是宽容和多元的。包括对多种婚姻形式、多种性关系、多种性行为模式等等的宽容。这方面在中国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

  记者:如何看待今日的人文和学术生态?
  江晓原:人文环境在改善中,学术生态在恶化中——主要是过热,和经济过热、房地产过热等等很类似。我认为学术生态的恶化,主要是用工程管理办法来管理学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所谓的“量化考核”——造成的。事实上,学术应该是“供养”的对象,而不是“管理”的对象。

  记者:你跟刘兵教授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进行了多年的“学术相声”,这么多年来,你觉得这对公众的科学知识普及产生了什么影响?
  江晓原:基本上没有影响。我们的专栏不是科普专栏。要说影响,主要表现在改变读者观察和思考科学技术的角度和立场。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吗?还是说你只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在做普及科学的事情?
  江晓原:也有人将我归入“公共知识分子”之列,我对这类标签都无所谓,有人还将我归入“反科学文化人”之列呢。我再强调一遍,我基本上没有参加过“普及科学”的工作。但有趣的是,我得过第一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真是惭愧。也许,我做的那些“科学文化传播”的工作,在客观上有助于科学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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