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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9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72)


实验科学:是一种神话吗?
——从《利维坦与空气泵》谈起

 江晓原  ■ 刘 兵

 

 

  □ 17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在英格兰知识界有一场重要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是有名人物:一方是科学家罗伯特·玻意耳,皇家学会站在他这一边;另一方是如今被标定为哲学家的托马斯·霍布斯。争论的结果,是霍布斯大败。
  原来科学和政治一样,都有“成则王侯败则贼”的规则。尽管直到18世纪早期,霍布斯的自然哲学论文仍是当时大学课程中的重要读本,但到了18世纪末,霍布斯已经被从科学史上排除出局。今天在一般的科学史著作中,人们已经找不到霍布斯的名字了。
  现在夏平来了,他要“指认出以往的争议事件,并加以考察”。他选定的公案,正是上面这场争论。为什么要挑选这场公案来操练呢?首先是因为,“玻意耳的气泵实验,在科学文本、科学教学以及科学史的学术规范上都具有典律地位”,也可以说被视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祖。夏平偏偏挑选这样一个看上去几乎毫无疑问、不可动摇的偶像来发难,正是“擒贼先擒王”之法。
  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是当代最重要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之一,他的两本重要著作,现在都有中译本了。夏平1985年出版了《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与西蒙·谢弗合著),1994年出版了他独著的《真理的社会史——17世纪英国的文明与科学》。后一书可以视为《利维坦与空气泵》的续篇和拓展,倒是先有中译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不过我觉得论重要性,还是首推《利维坦与空气泵》——因为夏平这方面的思想精义,都已经充分体现在此书中了。

  ■ 是的,此书的作者夏平和谢弗在书中追问了一些在近代科学中看似不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什么是实验?实验如何操作,如何展示?可以宣称实验制造事实的机制是什么?实验事实与科学建构的说明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识别一个成功的实验?成功的实验又如何与失败的实验区别开来?隐藏在这些特定问题之后的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实验来获得科学真理?在获取公认的科学知识的方法中,实验方法有较高的优越性吗?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方法?是什么使得科学中的实验方法超越了其他方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建构主义科学史的早期人物之一的夏平带领读者回到17世纪英格兰这个实验起源的年代,重现波义耳如何利用空气泵展现真空的存在。夏平和谢弗通过对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的波义耳和哲学家霍布斯在实验制造事实的有效性上的争论,表明实验作为生产事实的手段,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被接受下来的,而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争论。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科学事实”成为争论的对象,“科学理性”成为争论的场所。可以说,《利维坦与空气泵》是建构主义科学史研究的一次实际演练。因此,从科学编史学的意义上,此书可以说是具有着特殊的代表性的重要意义。而且,可以说,从近些年来国际上科学史家们的引用情况来看,也可以说此书是获得了某种经典地位。

  □ 在我们以往习惯接受的教育中,关于实验对科学的意义,以及上面你列举的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从来不去质问的。但是近年来引进的不少科学知识社会学或具有科学知识社会学倾向的书籍,逐渐提醒人们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总而言之,科学的绝对精确性、纯粹客观性,都开始受到质疑,而《利维坦与空气泵》这样深入研究形成的典型个案,则让人们看到,上述质疑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本书表明,当年玻意耳对霍布斯的胜利,并不纯粹是因为他的学说“客观上正确”而获得的,而是有社会建构的成分。科学史上其实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即一种学说或结论,在它还没有真正被证明是正确的时候,它已经因为社会建构而获得了胜利。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得到天文学上的决定性证据之前两百年,它就已经被开普勒、伽利略等人接受——在今天看来,也可以认为开普勒、伽利略等人参与了哥白尼学说胜利的建构。又如爱丁顿爵士观测日食证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久已成为科学史上的定论,后来人们发现爱丁顿爵士的观测记录其实并未能真正证明爱因斯坦的推论,但是在媒体和科学界同心协力的建构之下,这次“证明”就被宣布为“事实”。当然,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那被建构起来的胜利和“事实”事后还是得到了真正的证明。但重要的是,这些例子表明:社会建构确实可以使得某些学说获得胜利,使得某些结论被当作事实而被世人接受。
  你上面提到,《利维坦与空气泵》“是建构主义科学史研究的一次实际演练”,我们知道,这样的演练在国外已经上演过多次了。但是在国内,就你所知,迄今为止有没有过这样的演练呢?

  ■ 如果说到这里,我想也许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即《利维坦与空气泵》这本书不仅仅“是建构主义科学史研究的一次实际演练”,而且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练。至于你问及国内的情形,我想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典型和这种规模的“演练”。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学术界的一些人甚至对于像建构主义这样的学说一直持批判的态度,就是在前几年,在国对一些所谓的对反科学以及对反科学主义的批判中,也还一直是把建构主义这样的东西作为靶子。近来,情况有了一些好转,对建构主义的关注开始越来越多了起来,一些学生的学位论文,也开始以建构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但整体地讲,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仍然处于引进分析研究的多(当然在初期阶段这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极为必要的工作),二是在像科学与社会、科学哲学等方向的关注多些,而像夏平和谢弗这样,真正把建构主义的纲领化作具体深入的历史研究,却基本上还没有看到很成形的研究。在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也许就是国内科学史界在研究方法和观念上还相对传统,没有对像建构主义这样的新观念有足够的重视。
  当然,传统的方法也依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但问题在于,只坚持传统方法,忽视新的学说,毕竟还是有些问题。而且,我有一种印象,即国外许多科学史的研究,其实都是很注意以新的视角来进行考察并得出新的结论的。这与我们这里常见的科学史研究似乎是有些不一样的,对此你怎么看呢?

  □ 你说的现象确实存在。依我的一孔之见,恐怕和我们这里仍然或多或少地将科学史看成科学的某种附庸有关。具体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个物理学史的研究,研究者就会想:物理学界对我的成果会怎么看?研究者们总是在下意识里希望自己的科学史研究被相应的科学专业认可,似乎只有得到了这种认可,自己的研究才能够站住脚,自己的成果才真正有了“科学意义”。在这样的心态中,又怎么敢尝试演练建构主义纲领之下的科学史研究呢?
  而在国外,科学史研究已经可以不太在乎是否得到科学界的认可。即使被科学界抨击批判,也不妨碍建构主义纲领之下的科学史研究演练得有声有色。我认为我们应该呼唤这样的局面,容忍这样的局面。这不仅对科学史领域有好处,对科学领域也同样有好处。

  ■ 谈到这里,又涉及到科学史学科的自主性的问题了,这关系到学科自我价值的认同,以及相应的评价标准。确实,如果说科学史研究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而不是依附于科学史的认同,会使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只是有所好转而已。因为,即使在科学史界可以独立地评价自身的研究时,怎样研究,什么样的研究工作被认为是优秀的,这些标准,仍然取决于科学史界的主流的范式。因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还是与我们的研究观点和方法有关的。
  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带有科学主义意味的,那么,像建构主义这样的研究,我会更愿意视其为带有更多的人文立场。国内科学史界其实在研究上也逐渐地出现着变化,只是这种变化还相对较慢。但无论如何,像《利维坦与空气泵》这样的带有着新观念的研究著作更多地可以为我们所接触(中译本的出版无疑会增加这样的接触),这对于推动和加速我们这里科学史研究的发展,肯定是会有着积极作用的。


《利维坦与空气泵》,史蒂文·夏平著,蔡佩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08年8月第1版,定价: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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