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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科学文化评论》5卷3期(2008)


朱洗与无政府主义
——为生物学家朱洗传记补遗

张之杰

 

摘 要 朱洗(1900-1962),浙江临海人。当代著名生物学家、科普作家。1920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1931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从此研究、写作不辍。在科研方面,以研究孤雌生殖闻名中外。在科普方面,其“现代生物学丛书”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中国大陆有关朱洗的传记,以陈阜《朱洗》一书最为完整,但讳言朱洗为无政府主义者。本文为陈阜《朱洗》一书补遗,藉以说明先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关系,及其身体力行的众多例。本文指出,朱洗一生奋斗不懈,与其无政府主义信仰有关。本文可补充大陆朱洗研究之不足。
关键词 朱洗 生物学 互助论 无政府主义 


一 前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科技史界较前关注当代问题。江晓原曾有专文论述此事 [江晓原 2007]。但受限于意识形态,对于与官方论述相左的事物,往往故意回避或浮光掠影带过。这种学术上的“缺环”,可供吾人补遗、纠谬。
  本文所探讨的朱洗(以下称先生)就是个例子。先生是著名生物学家、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自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和主张互助的无政府主义者互相诘难〔1〕。先生信奉无政府主义,而共产党人曾一度对无政府主义大加批判,因此,大陆有关先生的研究,难免有隐讳之处。
  笔者所经眼的大陆出版之先生传记,较有水平的有两种,作者皆为陈阜〔2〕。其一种为简传,约万余字,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生物学卷Ⅰ》[陈阜1996];另一种《朱洗》,为专书,系河北教育出版社“科学巨匠”丛书之一 [陈阜2000]。陈阜之一文一书,皆讳言先生为无政府主义者。
  先生笃信无政府主义,诚之于中,形之于外,除了译有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着书立说亦随时引述克鲁泡特金言论。先生以互助精神在家乡办琳山学校、合作医院,实践无政府主义理念。即使大陆政权转换之后,其专书《生物的进化》亦不忘宣扬克鲁泡特金思想(详后)。本文为陈阜《朱洗》一书补遗,藉以说明先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身体力行事例。有关先生事略,主要根据陈阜《朱洗》一书,不注出处。在大陆思想渐趋开放但尚存某些禁忌之际,笔者尽管感到仍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如无缘接触先生日记等第一手资料),但不失其发表出来的意义,这是笔者在条件不足下率尔操觚的原因。


二 留法勤工俭学(1920-1932)

  朱洗(1900-1962),字玉文,浙江临海人。早岁就读回浦学校(小学)、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1919年响应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前往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920年,蒙回浦学校校长陆翰文〔3〕引介,往见吴稚晖(1865-1953)〔4〕,与同学毕修勺(1902-1992)〔5〕 等得以参加留法勤工俭学。
  吴稚晖1903年留英,接触无政府主义,成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曾撰《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6〕,主张以教育作为革命的唯一内容与手段,为无政府主义重要文献。1906年,吴稚晖与李石曾(1881-1973)〔7〕、张静江(1877-1950)〔8〕在巴黎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世界社”,出版《新世纪》,宣扬革命与无政府主义。吴稚晖、李石曾和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蔡元培(1868-1940),是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世界社以从事出版、研究、教育和社会事业为宗旨。在教育事业方面,分为“设立学校”和“介绍、组织留学”两方面,因而1912年在京成立“留法俭学会”。1917年,世界社在京创办法文预备学校及孔德学校,前者为中法大学前身。中法大学于1920年由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利用庚子赔款所创〔9〕。
  1915年,李石曾在巴黎成立“勤工俭学会”,以“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李石曾深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认为提倡勤工俭学,帮助他人求学,互助进化,以进大同世界,皆为《互助论》的实践〔10〕。
  先生赴法时(1920),李石曾为勤工俭学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先生旅法前五年,换过六个工厂,在1924年的日记写道:“到巴黎连生活都成问题,一共做了四年多任务,进了半年公学,钱尽了又去做工,可以说千挫百折,尝尽了人生的苦味。”
  勤工俭学期间,先生很快就学会法文,可能因研读克鲁泡特金《互助论》〔11〕,立志学习生物学。1925年,先生利用仅有积蓄,考入蒙彼利埃大学生物系,师从以研究孤雌生殖闻名的实验胚胎学家巴特荣(J. F. Batallon)教授。巴特荣对先生说:“进化问题本极重要,但不是在实验室里所能研究的。……我们还是安心做实验胚胎学的研究吧!”〔12〕
  一学期后学费用罄,蒙其师提供工读机会,1927年聘为助理。又蒙李石曾为之取得官费,始得完成学业。1931年以论文《无尾类杂交的细胞学研究》,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人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如周恩来、陈毅、邓小平、李立三等,先生和好友毕修勺等则倾向无政府主义。作家巴金〔13〕也心仪无政府主义,旅法期间与朱洗订交,确切时日待考。2005年巴金去世,在笔者所经眼的纪念文字中,只有日本学者山口守指出,巴金与朱洗间的友谊系植基于共同信仰〔14〕。
  先生考入蒙彼利埃大学生物系之前,就反复阅读过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后将之译出,于1939年出版。他在中译本的附录中说:“1923年我们几个朋友在巴黎格拉佛(J. Grave)〔15〕 家里,遇到克鲁泡特金夫人和她的女公子。言谈中间,我们提起以上几个疑问(即《互助论》为什幺没举中国的例子)。当时克鲁泡特金夫人立即回答道:‘他写互助论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欧洲人知之甚少……’”〔16〕 J. Grave为法国无政府主义领袖、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与活动家、克鲁泡特金学说宣扬者,国际无整府主义网站“R. A. Forum”,说他曾“热情支持过当时留法的中国安那其人士的活动”。


三 学成归国至抗战(1932-1937)

  1932年11月,先生离法返国,应聘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据王荣福、朱恩论文[王荣福、朱恩2005]〔17〕,船抵上海后俩人重逢,巴金随先生回临海省亲。先生出国前尊奉母命成婚,至此与妻阔别已十二载。其妻未受新式教育,有人劝说他在外另建家庭,先生表示,自己另结新欢不难,但其妻再嫁就不容易。陈阜《朱洗》一书谓先生1933年始首次返乡,不合事实,亦不合情理。
  临海朱姓是个大族,1930年与蔡姓因争夺山林发生械斗,先生之弟中弹死亡。先生之母不肯发丧,要等先生回国赢得官司才作罢。当时获得洋博士学位不啻进士及第,但先生说服家人,先行安葬弟弟,继而劝说族人息争止讼,蔡姓族人大受感动,从此和睦相处。这是先生身体力行无政府主义反暴力思想的一个实例。
  据王荣福、朱恩论文,翌年(1933)寒假过后,先生至广州应聘,巴金也在同年6月至广州,适逢广州某医生倡言自然发生之说,先生重复巴斯德实验予以驳斥,巴金加入论战,曾撰《关于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一文。暑假时,巴金与先生连袂返沪,先生除回乡探亲,并与巴金同游普陀。巴金和先生之友谊非比寻常。
  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继续做无尾类(蛙、蟾蜍)孤雌生殖研究,并与同事张作人合作,根据法文教科书编译成《动物学》上中下三册(1937-38),该书印制精美,曾长期作为国内动物学教材。在广州时,另着科普读物《科学的生老病死观》(1936出版)。两书稿酬共两千余元,悉数寄回家乡兴学。
  这时国立北平研究院〔18〕院长李石曾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学校,发展勤工俭学,邀请先生担任校长。先生应邀至北平,不意拟议中的学校没有办成。1935年春,李石曾安排先生到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另在中法大学生物系兼课,教授胚胎学、组织学。
  当时日本侵华日亟,北平人心惶惶,先生希望有个较安定的环境,李石曾提议可至上海,在世界社下成立一生物研究机构。1937年春,先生至上海,成立世界社生物研究所,并参与编辑《世界学典》(无政府主义学典),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筚路蓝缕,艰难维持。
  先生一到上海,就积极参与文化生活出版社,该社由吴朗西、巴金等无政府主义文化人于1935年成立,吴朗西出资,巴金主持编务,陆蠡(圣泉)主持社务。另有伍禅、丽尼(郭安仁)等。先生加入后,成为该社重要成员。文革后,吴朗西曾接受学者陈思和访问,说到该社办社精神:“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主义啊,所以搞得好。”[陈思和2000]
  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巴金撰《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19〕一文,他回忆道:“交谈起来我才想起文艺出版社最初还是由几家小出版社合并起来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两家同我有关系,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个时期我还是这两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时间短,还不到两年),虽然没有拿过工资,印过名片,但实际上我却做了十几年编辑和校对的工作。”又说:“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
  无政府主义关注自由和平等,主张互助,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与权威。无政府主义分成许多流派,先生服膺克鲁泡特金,巴金亦然,这从巴金的取名和主持编译《克鲁泡特金全集》〔20〕即可证明。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14年(1935-1949)、平明出版社约2年,《克鲁泡特金全集》即由后者出版。
  “八一三”松沪会战之后,巴金、吴朗西先后去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留守的陆蠡遇害,先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地位愈加重要。1949年夏,该社协商增加董监事人数,“提名巴金、朱洗、吴朗西、毕修勺、章靳以为常务董事,朱洗为董事长,康嗣群为总经理,巴金为总编辑。”〔21〕1953年,文化生活出版社遭到合并,巴金等无政府主义文化人以教育、出版改造社会的努力,至此被迫画下句号。


四 抗战时的研究与写作(1937-1945)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火很快就延烧到上海。在沪期间,先生住在法租界,与毕修勺比邻而居。“八一三”沪战爆发,先生将家眷送回家乡,并在家乡教过生物〔22〕。毕修勺携眷赴汉口主编《扫荡报》,巴金、吴朗西则先后去了重庆。先生之所以没离开上海,当与放不下手创的生物研究所有关。文化生活出版社由陆蠡留守,先生每周日下午照例去一次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好友畅谈,发泄郁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1942年,陆蠡被日军所杀。先生仍守着生物研究所,继续实验胚胎学研究。在《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第六册(最后一册)《爱情的来源》书后,有一篇他执笔的“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书后──纪念陆圣泉先生”(文末署三十五年二月八日),记述当时情形。先生写道:
  “在七七事变未发生前,北平环境恶劣,不适于研究工作。上海世界社负责人李石曾先生特设上海生物学研究所于世界社内,一方面使我们有研究的机会,一方面筹备编辑《世界学典》。不久李先生去欧洲。八一三事变爆发,编辑所经费支绌,工作停顿。研究所只有陈兆熙、张果〔23〕和我三人,各人略支生活费,每月共二百五十元,工作仍能继续。我日里照常去实验室工作,晨晚在寓所写文稿。在这五年期间〔24〕,工作成果尚佳,有一部份已发表,中文稿也积起百万字以上。
  “待到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美日开战以后,上海环境逐日恶化……当时物价飞涨,我等的生活费渐渐变成只有象征的价值,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家眷早已回老家,独自一个,也无法生活!迫不得已,只有寄住在老友陈雪圃先生家里。陈家老太太慈仁慷慨,极诚优待,供我膳宿,不取分文,历三年之久。在这一期间,我写了三本书并完成“蛙卵人为成熟的研究”和“蚕卵分裂节奏的分散”等几种比较重要的工作。
  “我的工作倘使对于学术界会有些微的贡献,那末,第一要感谢石曾先生,他为我设备一个足够数人工作的实验室;第二要感谢陈老太太善意容我寄生在她的大家庭里中,免有饥饿之苦……第三,特别要感谢陆圣泉先生。因为没有他的随时敦促,我这部书是决乎不会写成的。”陈阜《朱洗》一书也引述这段话,但只提到陈老太太,而不提李石曾。
  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提到1942年元月30日夜间鼻腔大出血,养病期间蒙陈老太太照顾,因知美日开战后在陈府“历三年之久”,是指1942年、1943年及1944年。陈阜《朱洗》一书说,先生于1942年逃回家乡办学,和先生自述不合。


五 兴办琳山学校(1932-1945?)

  先生留学回国,初次返乡就说服宗亲,在祠堂里办起小学和民众夜校,先生以薪资挹注经费,被公推为校长。不久,以《动物学》及《科学的生老病死观》两书稿费,在县城西乡的琳山新建校社,成立高小部,兴办琳山小学。抗战时,先生的母校回埔中学(原为小学)及建成中学的一部份迁到琳山,加上由先生主导、1938年创办的琳山农校,成为小学、中学、农校三位一体的教育基地,统称琳山学校。
  在“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书后——纪念陆圣泉先生”一文中,先生说:“去年八月初旬,我在浙东琳山农校,整理《爱情的来源》的草稿,当我重阅“人类的友爱”一章,忽于八月十号晚十时得悉日本降服……”,参考美日开战后先生在陈府“历三年之久”,推知先生可能于1945年初离开上海。换句话说,约有半年多的时光全力在家乡办学。寄居陈府的三年可能和往常一样,只在暑期返乡经管校务。
  先生为琳山学校设计校徽,上有“心”、“手”、“工”三字,校歌起首“我艾琳山,且工且读,心手并劳”,无不彰显无政府主义者重视劳动的态度。校歌末两句“努力建设,人类家庭”,则为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大同理想。
  琳山小学从四年级开始,每天生产劳动一小时,农校则行半工半读,农忙时多劳动,农闲时多学习。琳山原是一座荒山,师生平山整地,开辟出上百亩果园。先生与师生一起劳动,一把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石斧,就是整地时发现的。师生劳动所得全部用作校务,充分体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劳动成果归公的共产理念〔25〕。
  琳山学校每位学生每学期收“学米”一斗五升,贫困学生减免或缓缴。教师只领基本生活费用,先生更罄其所有,用来支持学校。先生的家人全部义务参与校务,只有二弟遗孀可以领些学米。琳山学校成为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实验所。
  琳山学校的教师一般学历不高,但他们以先生为榜样,以互教、互学的互助精神发愤自强。在先生号召下,陆翰文、陆蠡、毕修勺、许天虹(翻译家)、叶之华(作家)等名流曾到琳山任教或讲学。先生更利用人脉,向社会人士及出版界募得大量图书。琳山学校成为战时浙东的知名学府。
  1946年,叶之华曾在一本青少年刊物上写道:“在这学校里,没有一般士大夫的恶习气,没有一个被奴役的人,各人有他自己的人格。无论从服装上行动上,一个陌生人是不容易分辨出先生、学生及工友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和一切统治,琳山学校所彰显的,正是无政府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精神。
  先生除了办学,还在家乡兴办医院——合作医院,由好友吴金堤教授之妻盛静霞〔26〕医师主持。合作医院收费低廉,对贫民则施医施药。无政府主义关注自由平等,主张以互助、合作建立和谐社会,而非借助权威或统治。从医院的取名,就可以看出其意涵。


六 现代生物学丛书(1937-1945)

  无政府主义者重视教育、文化,吴稚晖“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一文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其主要即唤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于个人与社会之相互,而以舍弃一切权利,谋共同之幸乐。此实讲教育也,而非谈革命也。”吴氏更以章回小说体式,着成科普读物《上下古今谈》〔27〕。先生自平抵沪(1937年春),参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仁谈到要出版一套现代科学丛书,先生提议编写《现代生物学丛书》,盖他在法国时就有这个计划。
  《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共六册,先生在初版“总序”中写道:“本丛书编辑的目的是要使学术大众化,要把那些深藏于实验室、专门著作、图书馆和博物馆里的生物知识,循着发展的次序,由浅而深,由简而繁,用畅达明确的文笔,写成系统丛书,可作青年学生的课外读物,亦为其它科学所不可少的参考书。”
  该丛书第六册为《爱情的来源》,先生于书后所附纪念陆圣泉一文中写道:“这部生物学丛书的第一集,就在这次大战期间,郁郁穷困的环境下写成的。”又说:“沪战发生后,巴(金)、吴(朗西)二先生先后去重庆,陆先生(陆蠡)留守上海。我当时每星期日下午照例去文化生活出版社一次,大家畅谈半天,泄泄闷气。每次见面,他都问起‘书写得怎样?’他催得紧,我写得快。我写得快,他印得也快。第一本《蛋生人与人生蛋》竟于二十八年底印出,一年后再版。第二本《我们的祖先》于二十九年七月间出版。第三本《重女轻男》三十年四月出版。第四本《雌雄之辨》行将付印,陆先生遂遭不幸!”陆蠡于1942年4月13日被捕,后因抗节不屈遇害。
  陆蠡被捕,文化生活出版社并未停顿。《现代生物学丛书》第四册《雌雄之辨》及第五册《知识的来源》依序出版(确期待查),第六册《爱情的来源》1945年着成,1946年7月出版。在战时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完成一百数十万字的撰写计划,这是何等毅力!以先生的学术成就,努力从事科普写作,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份热忱固然和他的人格有关,也与其坚定的信仰有关。
  《现代生物学丛书》不是根据通俗读物或教科书写的,而是根据原始文献和专书写的,这是第一等手眼,非学识极深极专,无以致此。其次,在这部书中,只要有机会,就会引述《互助论》的言论;压卷作《爱情的来源》,是借动物和人类的例证,宣扬“合群互助是应付不良环境最有效的方法”(该书导言),可视为《互助论》的普及本。
  笔者大学时就看过“现代生物学丛书”,其后因倡导科普,尝撰《小道?大道?》〔28〕,引证先生这部科普巨著,指出科普绝非小道。又撰《通俗科学的层次》〔29〕,强调“层次的高低,不决定于内容的深浅、读者的高下,而决定于其哲学性的多寡。亦即能否以寻常言语说明事物之普遍原理,能否从科学出发而与人文、社会挂钩。”这段话正是“现代生物学丛书”的写照。大陆受限于意识形态,这部书迄今未重印,只有少数学者知道先生的科普成就。大陆学者锺少华在《科普──中国现代化的先导》〔30〕 一文中说:“中国近代百年的科普作品桂冠,笔者认为应献给中研院朱洗院士〔31〕。”这是不移之论。
  先生一生发表论文82篇、专着6种、科普读物21种、编译和翻译4种,总字数达450万字。先生去世后,著名胚胎学家童第周撰文说:“有人估计自清朝末年以来,我国科学家用本国文字所写的科学书册最多的是朱先生,写通俗科普读物最多的也是朱先生。这并非过分之言。”[童第周1962;转引自陈阜2000,页338]


七 光复、内战及余生(1945-1962)

  抗战胜利,辗转从云南迁回的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1946年8月与世界社生物研究所合并,改称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由先生任所长。当时内战方酣,社会动荡,学潮不断,先生于1948年7月号《科学时代》上发表杂文“生理的乱源”,内有这样一段话:“目前中国,遍地混乱,烽火漫天;既无明确战场,又无前线与后方;常常变生肘腋,祸起萧墙。主义口号,旁人看不清楚,旗鼓衣冠,旁人不易识别!……谁都推测不到最近的将来,谁都靠不住谁,而且靠不住自己!听传闻,言之不详,看书报,难得庐山真面目。这是一章什幺现代史啊!”1946年冬,先生应台大校长陆志鸿之邀,到相对安定的台湾,担任台大动物系系主任(创系者为代理主任陈兼善)。
  在台大期间,先生仍做他的孤雌生殖研究,暇时写作不辍,寒暑假期间则返回上海,照料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台大动物系技士陈进呈回忆道:“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也从来没有不高兴的表情,他是众人所尊敬的长者。”〔32〕又回忆道:“朱洗先生于民国三十八年元月照例返上海的生理研究所,临走时说:‘回上海做一些实验,三月初开学以前赶回台大……。’没想到他永远没有再回来。”[陈进呈1988] 笔者认为,先生没回台大,一方面由于大局逆转,一方面由于放不下一手创立的研究所。
  从光复到1949年,先生先后完成《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二集第一册《维他命与人类之健康》(1949年7月出版)及第二册《霍尔蒙与人类之生存》(1950年10月出版),两书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8年又与国立编译馆签约,翻译比京大学A. Bracht的《脊椎动物发生学》(1953年出版)。这段期间社会是何等混乱,先生竟著述不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殆近于是。
  1949年大陆政权转移之后,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先生任研究员,兼发生生理室主任。1958年4月起任所长。当时科研讲究实用,先生在蓖麻蚕驯化(1954)、家鱼人工繁殖(1958)方面都取得相当成就。实验胚胎学方面,培育出世界首例“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1961),在孤雌生殖研究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共掌权之后,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比较严格。1951-52年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研究人员自我批判,还发动群众对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进行批判,许多基础研究被批为脱离实际。先生赖上海市长陈毅(留法勤工俭学生)支持,实验胚胎学研究才能继续 [熊卫民2005]。
  1956年,毛泽东发动“除四害”运动(四害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先生敢披逆鳞,反对将麻雀列入四害。1957年的反右运动,赖所内党务干部保护,才免于被打成右派 [熊卫民2005]。1958年出版60余万字的巨著《生物的进化》,翌年遭一位中学教师投书中央宣传部,指称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观。
笔者案头有一部再版的《生物的进化》(1980),原版《生物的进化》尚未经眼,但陈阜《朱洗》一书以相当篇幅讨论了这次投书,并举证投书所引述的书文数则,如:“他(克鲁泡特金)用许许多多事实证实,要先有和平,先有安适,才有进化;要互持,要互助,才能抵抗自然界中千万的强敌……人类既是动物中的一种,当然不能例外。克氏认为同种相残是退化灭种的因素,互助友爱才是进化的大道”,以示投书者并非诬陷。
  《生物的进化》前言中说,此书于1936年至1942年写成40万字。1956年夏,科学出版社允诺出版,于是“抓紧时间,进行修正和补充工作”。不到一年,“新添字数约二十多万字,删去三、四万字"。先生以“漏网右派”之身,竟未删除克鲁泡特金以动物事例引申人类社会、宣扬互助的观点,其信仰之坚定,令人肃然起敬。
  研究巴金的陈思和,文革后曾对巴金、吴朗西、毕修勺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访谈。陈先生说:“巴金先生1950年代起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而“像毕修勺等人1950年代都遭受过极大的政治迫害,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日常生活也很拮据,被压制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因此他们一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33〕 先生的信仰,应该和毕修勺等同样坚定。
  投书事件足以将先生定罪,所幸国务院主管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留法勤工俭学生)出面,于是大事化小,以自我批评结案。陈阜说,先生学习了《列宁主义万岁》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后,做出自我批评。他也写道:“这份自我批评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出是言不由衷的。”
  实验生物研究所前所务秘书罗登接受访谈时,针对《生物的进化》事件说:“朱洗这个人个性很强,让他做检讨可不容易。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写的文章,一个字都不能改。’他不肯做检讨,上面又一定要,怎幺办?只好暗箱操作。……朱洗写了一个稿子给我看。我说不行,你这幺写肯定通不过……只好由我来给他改。后来检讨终于通过了,这个事情才基本平息了下来。”[熊卫民2005]
  至于如何消除《生物的进化》的社会影响?再版的“重印说明”中是这样写的:“重病中,他又一再叮嘱对那些借取动物界中局部的现象,引伸说明人类社会的错误观点,必须全部修改。”先生或许曾经这样交代,否则无法上市,但先生不可能认为要改的地方是“错误观点”。对此罗登接受访谈时说:
  “聂总(聂荣臻)认为不好把朱洗的检讨公开发表啊,开会让他公开检讨也不好,怎幺办呢?最后决定出一个修订版。当时朱洗的身体已经不好了,由谁来修订呢?最后这个工作落到了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朱洗的学生王幽兰,她现在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就是我,算是朱洗的半个学生。我们两个人改。业务内容,除了错别字外,没有什幺改动;与政治关联的内容,不合适的就划掉;然后顺一顺相关联的言语。......1963年我们修改好了,送到科学出版社,他们没来得及印刷。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书没法再出版。文革结束后修订版才正式出版。”[熊卫民2005]
  这次再版拖延到1980年才面世,修改的部份为简体字(原版为繁体字,再版未重新排版),很容易看出哪些地方遭到窜改。
  1961年秋,先生因长期咳嗽,检查出罹患肺癌。就医期间,在病榻上仍写作不辍。1962年7月24日病逝,享年62岁。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台大第一任校长罗宗洛挽之曰:
  海外十年磨长剑,生涯半世历艰辛;
  剧怜抱负无由展,死去应知目不瞑。
  先生在世时,蒙陈毅、聂荣臻等人保护,未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却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和“无政府主义者”,1968年在九泉之下的他竟被人刨坟批斗。“死去应知目不瞑”,可谓一语成谶。


八 结语

  光绪末年,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国人兴起留学运动。日本因地利之便,前往留学者较早、较多;欧洲方面,1902年始有中国学生(李石曾、张静江等)前往。留日和留欧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1906年,东京和巴黎分别成立无政府主义社团〔34〕,后者即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所创的世界社。
  到了1920-30年代(特别是1920年代),无政府主义曾经盛极一时,这从国际无政府主义网站R. A. Forum“中文无政府主义书刊名录”〔35〕所列书刊之丰富就可看出端倪。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潮流一致,因而颇能吸引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前,也曾一度倾心于无政府主义〔36〕。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受到青睐,与其强调自由、平等,反对权威的理想对有志救国的热血青年的吸引大有关系。
  1920年,朱洗先生透过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所推动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前往法国半工半读。赴法不久,就醉心无政府主义,这从赴法第三年(1923)就造访法国无政府主义领袖格拉佛,并已熟读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可以证明。此后终身信奉,并身体力行,从本文的论证来看,先生为无政府主义者已无庸置疑。
  然而,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学囿于意识形态,对某一主义的教条式独尊势必导致对其它思想的压制。反映在大陆学者所撰写的传记中,人物往往红黑分明。若为官方钦定意识形态下的正面人物,就要讳言被视为负面的一切人、事、物;反之若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则通盘否定全无是处。在此政治高压下出版的近现代人物传记,能为传主传神写真者几希!陈阜《朱洗》一书就是个例子,先生与李石曾的过从、先生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与实践等等,都必须刻意避讳或加以曲解。笔者有幸为该书补遗,陈先生其知我、谅我乎?

  致谢:刘广定先生惠赠陈阜《朱洗》一书,唐文先生代购朱洗《生物的进化》,罗桂环先生代为复印朱洗《现代生物学丛书》再版总序,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建议并代为修改以合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及相关规定,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陈阜1996. 朱洗.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生物学卷Ⅰ》. 页231-243.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陈阜2000. 《朱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陈进呈1988. 话说从前──台大动物系发展史. 《动物学刊》(2).
陈思和2000. 巴金的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4期. (6).
克鲁泡特金1939.《互助论》. 朱洗译. 上海: 平明书店.
李济生编2003. 《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江晓原2007. 关注当代问题:新世纪以来国内科学史研究专题回顾——以五种重要刊物为主. 《中华科技史学会会刊》(10): 89-95.
山口守2006. 悼念巴金──理想主义百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童第周1962. 朱洗先生生平及其学术成就.《科学通报》.
王荣福、朱恩2005. 真挚而默契的友谊──巴金和临海籍生物学家朱洗的交往. 《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熊卫民2005. 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罗登先生访谈录. 《中国科技史杂志》. 26(3).
朱洗1946.《爱情的来源》. 上海: 文化生活出版社.



(本文于2008年3月“第八届科学史研讨会”发表)
( 作者简介:张之杰,笔名章杰等。山东诸城人。长期任职出版界,并兼任大学教职。业余研究科学史,为台湾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委员;另研究民间宗教、民间文学等。电邮:zjzhang@seed.net.tw。
〔1〕 《维基百科》“无政府主义”条:“在1872年,第一国际中冲突达到顶点,马克思主义者靠人数优势在海牙大会投票逐出了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者,并将第一国际的总部迁往纽约。这通常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冲突的由来。”
〔2〕 陈阜,1964年生,1991年获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该校教授,专长农业生态学。研究朱洗,当为其业余兴趣。见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网页。
〔3〕 陆翰文,号海石,临海城关人。光复会会员,辛亥革命成功,婉谢浙江都督府邀其任厅长职,归里办学。
〔4〕 吴稚晖,名敬恒,以字行。江苏武进人。清末(1891)举人。1902年赴日留学,旋归国。1903年由沪抵英,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思想,实行苦学生活,成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留英学生领袖。1905年,孙中山往访,加入同盟会。1906年,与李石曾、张静江在巴黎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世界社。辛亥革命成功后,积极推动国语运动。北伐成功后,与李石曾、蔡元培等筹组中法大学,推动勤工俭学。一生奉行无政府主义,虽为国民党大老,但坚拒出任任何官职。
〔5〕 毕修勺,朱洗小学同学,与朱洗一同留法勤工俭学。无政府主义者、著名翻译家。曾主编无政府主义刊物《民钟》,及李石曾主持的《革命周报》(1927-1929)。译作包括无政府主义文献及文学作品,是译介佐拉的第一人。
〔6〕燃(吴稚晖笔名)“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新世纪》第65号,1908年9月19日。见R. A. Forum《安那其研究》:http://raforum.info/rubrique.php3?id_rubrique=727。
〔7〕李石曾,名煜瀛,以字行。河北高阳人。父李鸿藻,为同光年间大臣。1902年,与张静江等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成为中国第一批留法学生。习农学3年,继而在巴斯德研究所、巴黎大学理学院生物科系研习。留法期间,成为无政府主义信奉者。1906年,与吴稚晖、张静江在巴黎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世界社。同年秋,加入同盟会。北伐成功后,与吴稚晖、蔡元培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成立中法大学,继而成立里昂中法大学,并倡导留法勤工俭学。1925年,主导成立故宫博物院。1927年,提议成立中央研究院,与蔡元培、张静江起草组织章程。1928年,提议成立北平研究院。李氏出身贵冑,但一生服膺无政府主义,只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未曾担任官职。
〔8〕张静江,名增澄,字静江、人杰,以字行。浙江乌程人。张家为江南巨富。1900年在京结识李石曾。1902年,与李石曾随驻法公使赴法。李石曾入学就读,张静江则经营生丝、茶叶及古董贸易,获利难以估计。1905年,吴稚晖往访,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1906年,与吴稚晖、李石曾在巴黎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世界社。该社创办《新世纪》、《世界画报》,由张出资。1906年,张赴新加坡购置中文字模及延揽排字工人,在轮船上与孙中山相遇。1907年起,成为同盟会主要资助者。辛亥革命成功,开始在政坛活动,曾任浙江省主席、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要职。抗战军兴,流寓海外,不再过问政事。
〔9〕 参阅中法大学校史网http://culture.sinofrance.org/jiaoyu/zhongfa.htm及北京市档案信息网http://www.bjma.gov.cn/dafw/wscd/qzjscs/qzjxzescs.ycs?GUID=100025。
〔10〕 蔡懿荣“民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中共旅欧组织之建立,1912-1926”,中国文化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见全国博硕士论文信息网。
〔11〕 《互助论》的原名为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互助:演化的一个因素),书凡八章,前两章以动物学事例,批驳达尔文主义者过分强调竞争,忽略了互助才是进化的动力。
〔12〕 见朱洗《生物的进化》前言。
〔13〕巴金(1927-1929)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因心仪无政府主义巨擘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笔名取为巴金。
〔14〕 参见山口守2006。山口氏指出:“巴金对生物学怀有兴趣,与其说是出于同生物学家朱洗之间的友谊,也许毋宁应当视作更近于无政府主义主义那种与人为的社会秩序相比、对自然存在的原始调和怀有憧憬的立场。”
〔15〕J. Grave 即Jean Grave(1854-1939),维基百科及R. A. Forum(安那其研究)皆有其简传。他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重要人物,曾受知邵可侣,在日内瓦主编《反抗者》。1892年发表《垂死社会与无政府主义》,阐述克鲁泡特金思想。R. A. Forum说他:“还热情支持过当时留法的中国安那其人士的活动。”
〔16〕 克鲁泡特金1939。案此版《互助论》为巴金主持之《克鲁泡特金全集》之一。
〔17〕此文对巴金与先生的交往论述甚详,可惜未能触及核心问题──无政府主义信仰。
〔18〕 国立北平研究院于1928年由李石曾提议,翌年秋成立,李石曾为院长。
〔19〕 此文后来作为代序收入李济生编《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20〕 全集共10种,平明书店出版,1939-1940年出版;其中巴金译5种(包括《克鲁泡特金自传》),毕修勺译2种,朱洗、丽尼(郭安仁)、杨人楩各一种。
〔21〕巴金简传,见「人物资料网」http://www.personbox.com/Data/Culture/20070807/265_2.html。
〔22〕「现代生物学丛书」再版总序:「廿六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回到过家乡担任过高、初中的生物教员。」
〔23〕 两人在北平研究院期间即追随先生。
〔24〕先生1937年春抵沪,而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爆发,因知所谓“五年期间”,是1937-1941年。
〔25〕无政府主义分为许多流派,克鲁泡特金被归为集体主义流派中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参阅维基百科“无政府主义”条。
〔26〕 此据陈阜《朱洗》第六章,笔者查得浙大有研究诗词的盛静霞教授,不知与《朱洗》一书所述是否为同一人。
〔27〕 序文署“辛亥闰月谈天老人叙”,可见此书作于1911年。笔者经眼的版本由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1979年(再版)。
〔28〕 该文载《科学月刊》1979年1月号。
〔29〕 该文载《自然杂志》1981年4月号。
〔30〕 该文载《科学月刊》1992年11月号。
〔31〕先生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未膺选第一届中研院院士。
〔32〕陈进呈“台大动物系回顾点滴”,见http://zoology.lifescience.ntu.edu.tw/dept/f08.htm。
〔33〕 陈思和,“巴金的意义”,《明报月刊》,2001年6月号。
〔34〕 见维基百科“中国无政府主义”条。
〔35〕 http://raforum.info/article.php3?id_article=1989&lang=zh.
〔36〕 据人民网,《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美]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第一章“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5)”。见http://raforum.info/article.php3?id_article=1989&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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