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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卫星、江晓原编:《科学史读本》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第1版


科学史是一座桥梁
——《科学史读本》绪论

江晓原

 

  乔治·萨顿曾说:“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呼唤。
  在中国,萨顿的呼唤在很长时间里被当作呓语——如果它能够在中国被听到的话。事实上,萨顿很长时间一直没有被中国人注意到。中国人更愿意将自己的注意力倾注在李约瑟身上,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李约瑟”就是“科学史”的同义词。这个响亮的名字足以遮蔽所有其他的国外科学史家。


遮蔽了萨顿的科学史

  就被研究的对象而言,可以说科学史研究在清代的乾嘉考据中就已经出现了。例如,那时已经有对于中国先秦时代的天文学和数学的研究,在王锡阐、梅文鼎及以后的许多清代学者那里,甚至已经有了古代东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的交流与比较研究。
  然而,这些清代学者的科学史研究基本上是“主题先行”的,甚至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他们的主流目标,是论证得到康熙皇帝大力提倡的一个观点——“西学中源”:即古代西方的天文学,比如说托勒密的学说,从根本上说都是上古时期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只是西方人后来自己进一步发展了而已。数学也被认为有类似的情形。现在当然谁都知道,“西学中源”这样的论断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
  进入20世纪之后,自然科学的各学科,通过中国第一代留学西方的学子之学成归国,纷纷被从西方整体移植过来——包括基础理论、实验手段、仪器设备、课程教材等等。但与此大不相同的是,科学史在中国并没有经历这样一个整体移植的过程。
约略在萨顿为确立科学史学科地位而奋斗的同时,略具现代形态的早期科学史论著也在中国开始出现了,比如朱文鑫的《天文学小史》之类。这类早期著作有两个源头:
  一是从西方著作中编译。不过被用来编译的原书,往往是“前萨顿时代”的西方科普作品,这些作品曾经扮演了某种科学史著作的角色——但萨顿对这些作品所扮演的科学史角色大为不满,甚至嗤之以鼻。
  二是乾嘉考据之学的余脉。例如,被尊为国内现代科学史研究“始祖”级人物的李俨、钱宝琮,二人皆受西方新式教育,但在他们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数学史的论著中,在文献考据、源流追溯等方面,乾嘉考据之学的影响和风格仍依稀可见——这里是就积极的意义而言的。
  但是乾嘉考据之学的影响中,当然还包括了消极部分。例如,当年乾嘉考据之学中论证“西学中源”的意识形态诉求,在20世纪下半叶的新时代有了新的变奏——论证“中国的世界第一”。为了满足这个目标,萨顿所确立的现代科学史“正统”被遮蔽了,甚至李约瑟著作中的内容也被“过滤”了,只对符合上述目标的部分进行译介和赞扬。结果,在许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不少科学史研究者——看来,科学史就是用来为祖先建立“功劳簿”和“荣誉账”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内许多科技工作者对科学史嗤之以鼻——虽然有时他们出于礼貌不表现出来。因为他们感到科学史只是扮演了某种“帮闲”角色。


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化

  但另一方面,科学史研究事业在中国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从建制化的角度来看。科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建制化在西方完成于20世纪上半叶,萨顿是此事的最大功臣。在中国,此时还谈不到科学史学科的建制化——因为全国没有任何一个有正式薪酬的科学史研究职位或教职。
  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化,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象征性的事件,是1957年在北京成立的“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这是科学史研究在中国的第一批“国立”研究职位。这个研究室当时的宗旨是:“总结祖国科学遗产,总结群众和生产革新者的先进经验,丰富世界科学宝库”,这个宗旨也决定了该研究室以中国古代科学史作为它的主要研究领域。1975年该研究室扩建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为科学史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国家队”。
  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化,完成于20世纪的最后一年。标志性的事件,是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从那以后,国内又接着建立了另外三个科学史系,现有的这四个科学史系依次是(全名):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内蒙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之所以可以将在大学出现科学史系视为科学史学科建制化初步完成的标志,是因为在大学建立科学史系,首先就意味着有比较系统的课程训练、正式的学位授予等等。虽然这些在原先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已经有了,但是在公众心目中,大学里有正式的系,才表明这个学科已经被承认为“正经”的学问了。
  其次,改革开放在中国也已经30年了,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科学史学科的独立意识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学科中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可能继续满足于只为祖先建立“功劳簿”和“荣誉账”,而不和国际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不在学科规范上与国际接轨。于是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和新趋势,也必然会被国内科学史界逐步接纳。科学史在当代中国,已经告别了爱国主义教育工具或“科学拉拉队”的早期角色,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严肃学科而存在了。


一种关于科学史的善意说法

  很多人会产生这个问题:科学史有什么用?当某一门学科的老师,在讲授这门学科的头两堂课上,讲一些本学科的历史时,也许会勉励同学,说几句“不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就不能真正学好这门学科”之类的话。其实很多情况下,连老师自己也不相信这类话。因为事实明摆着: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并不熟悉本门学科的历史,他们当然更不是科学史家。不了解科学史,并未妨碍他们在科学上作出伟大贡献。而我们也从未看到,有哪个科学史家在科学上作出过伟大贡献。
  还有一些人,包括科技工作者中对科学史抱有欣赏之情的人,以及许多科学史研究的从业者,会这样说:学习和研究科学史,就能够总结、发现并掌握科学发展的规律;而掌握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就能够帮助科学更好地发展。
  这样的说法通常是善意的,而且颇为动听,然而不幸的是,这不是事实。
  从本质上说,科学史应该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或一个特殊部分。但是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科学发展有没有规律?如果有,我们是不是能够掌握?这些都是无法证实的。相信有规律存在,并且相信这些规律能够被我们掌握,其实都只是一种信念。
  按照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或者至少是有社会建构的成分。历史的社会建构成分当然更是无可否认——我们即使承认有一个纯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也无法宣称自己能够真正得到它。所以,对于作为历史学中一部分的科学史,我们即使拒绝了关于科学的社会建构,也无法拒绝关于科学史的社会建构。
  既然如此,我们当然无法掌握科学发展的所谓规律——不管这种规律实际上是否存在。所以,科学史无法向人们提供这样的许诺:它能够总结、发现科学发展的规律,从而帮助科学更快更好地发展。

科学史到底有什么用呢?

  那么,科学史到底有什么用呢?可以有几种回答的方法:
  第一种是比较省事的方法,那就是放低姿态,坦然承认科学史没有用处,只是人们“吃饱了撑的”,研究着玩玩,难道不可以吗?许多学问都是这样的(比如艺术)。在宽容和多元的社会中,这样的学问也可以立足。
  第二种方法是“转嫁”问题。科学史不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吗?那么请问:历史学有什么用?历史学有什么用,科学史就用什么用。即使认为历史学没有用,但它早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立足,那么科学史也同样可以立足。
  第三种是最认真负责的回答,那就是萨顿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的:科学史是沟通“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的唯一桥梁。1 这座桥梁的用处,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而且萨顿所呼唤的这种沟通,目前极为需要,却又极为不够。所以科学史这个学科,道路宽阔,前景光明,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这里我们顺便还要谈到李约瑟。李约瑟所从事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当然也应该被纳入萨顿所呼唤的桥梁建造工程之中。李约瑟是从“科学”这一岸开始建造桥梁的,只是他打算建造的那座桥,桥面过于宽阔。2 终其一生,这桥只造了一小部分,离江心都还很远,更不用说到达彼岸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以书之写成,来等同于桥之建成。萨顿计划中的科学史巨著,生前也远远没有完成。以今天的局面言之,萨顿心目中那座宏伟壮丽的大桥当然还远未建成,但由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领域的学者们的努力,在“科学”这一岸和“人文”那一岸之间,至少可以说已经初步搭建了一座造桥工程中辅助用的浮桥。
于是,进入科学史这一领域的人,将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姑且在浮桥上行走于两岸之间,努力争取让自己成为萨顿所呼唤的“新人文主义”者。这对应于接受适度的科学史训练后从事别的工作,而不是选择科学史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生涯。许多学习科学史的学生将接受这一选项。其他在业余对科学史感兴趣,或因某种科学史之外的工作需要而去了解科学史的人,也可以归入这一选项。
  二、投身于造桥工程。这对应于选择科学史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在此过程中当然更可以在两岸之间行走。少数学习科学史的学生有机会选择这一选项——因为当代社会毕竟不会需要很多人从事科学史研究,建制化所能提供的科学史职位不可能有很多。
  那么,现在,既然你已经拿起了这本书,就开始尝试两岸之间的行走吧。


1 按照萨顿的想法,实行这种沟通将造就他所呼唤的“新人文主义”。
2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原文书名是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个书名暗示了李约瑟并不打算为科学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做出明确界定。由于他未对科学做出明确界定,导致他的写作计划不断扩展。

 

江晓原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四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当代大学读本·科学文化系列》,江晓原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已出如下各种:
《科学传播读本》,刘华杰编,定价:48元。
《性别与科学读本》,章梅芳、刘兵编,定价:39元。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吴国盛编,定价:49元。
《科学史读本》,钮卫星、江晓原编,定价:45元。
《艺术与科学读本》,戴吾三、刘兵编,定价: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