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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8月5日《新华书目报》


江晓原:赋予书房生命

王 巍

 

  江晓原教授一直活跃于天文学、科学史、科学哲学和性学等学术研究领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硕果累累。然而令他在更大范围内拥有知名度的,则是因为他的书评文章。他是一个爱书之人,家中藏着几万册书。读书之余,他写书、编书,偶尔也译书,已经出版了40余种书。他写书评,写影评,非常活跃。在作书评作者的同时,他也扮演着报纸书评版编辑的角色,也会向其他作者约稿,当然也催稿。他集读书、教书、著书、译书、评书、聚书于一身,称得上是高段位的“书虫”了。
  “有一次媒体采访时,问我少年时的理想是什么?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少年时浑浑噩噩,虽然比较早地喜欢上了读书,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后来努力回忆,想起我曾经有过一个‘理想’,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经常读书,并且发表对所读之书的看法。那时我并不知道有‘书评’此物,那时也没有‘书评人’这样的角色。谁想到几十年后,这个算不上‘理想’的‘理想’,居然不知不觉实现了!”


精力旺盛的“坏学生”

  与从那个年代走来的多数同龄人一样,“文革”令江晓原失去上高中的权利,初中毕业后到纺织厂当了六年电工。恢复高考后他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2年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了六年天文学史研究生。毕业后先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之首任系主任至今,期间还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看了这样的描述,谁能想到,小学、初中阶段的江晓原,竟然是个令老师和家长都头疼的“坏学生”?
“小时候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这是让我父亲最恼火的事情。”小男孩的调皮捣蛋他全“在行”,打碎玻璃也是常事。课堂纪律从没好过,后来甚至发展到旷课、逃课,乃至跟同学打架。一周六天课,几乎总有四天会被老师关着,放学不让回家。那时候父亲是名很好的教师,尽管不在自己读书的学校任教,但相去不远,是同一条马路上的第一小学和第二小学——兄弟学校。两所学校的教师们会经常在一起学习,所以江晓原的班主任总有机会告他的状,这让父亲恼火不已——毕竟自己是为人师者。
  不过这小男孩闹归闹,功课可从没落下,不但作业都按时交,而且做得很好,考试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这个事实让老师头痛不已——纪律不好、学习不好可以当反面教材;纪律不好、学习好,让老师无话可说。“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我学习坏一点,老师应该不会那么恨我。”
  小学升初中,老师一看江晓原的成绩和品德评语,就知道他是什么类型的学生,老师对付这类学生有一招——就是用班干部的头衔来套住他。所以,初中阶段江晓原一直担任班干部。但这位班干部并没有以身作则,课堂上表现一如既往,课后也仍然会和同学“打”成一片,而且从肉搏战发展到了使用扁担、长凳等“冷兵器”!好在当班干部还算称职,帮老师做了很多事情,老师觉得该生尽管让人头疼,但还是可以“利用”的。数学老师还出台了一项特殊规定:全班有两个同学做作业的时候可以不写运算过程,直接写答案,其中就有江晓原。这是因为当时班上的男生一半抄江晓原的作业,一半抄另一个同学的作业。只要他俩有一人做错一道题,那么全班至少有一半的男同学都会错。于是老师不得不“赋予”此二人“特权”——省得别人抄。
  实际上,江晓原应该是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学生,而不是生性顽劣或不求上进,这一点,从他后来多面出击,从事了那么多社会工作也可以看出。他也很感慨:“有些事情回过头想想,我从小喜欢读书,如果那时候能遇到一个懂学问的人,我会把精力更多投入到读书中去。”


小小“倒爷”

  江晓原很小便开始了自己的阅读生涯。“文革”期间,十一二岁的他在家中找到了一两本上世纪50年代的高中语文课本。里面的文章一下子吸引了他,《罗密欧与朱丽叶》、《打渔沙家》和一些白话小说让他读得津津有味,一发不可收拾。这后的一两年他去了北京的姑母家,把她家残余下来的书统统读了个遍。这里面最初吸引他的就是直排繁体字版本的《西游记》,当他把上册看完,里面的那些繁体字就都认识了——不认识的字他可以根据上下文猜出来。
  在江晓原眼里,“文革”时期,他与同龄人相比,要幸运的多。母亲是上海某机关的干部,负责管理机关里的图书室。虽然那时图书室都封闭了,但母亲会偷偷把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书籍拿回家给他看。除了利用母亲的资源,江晓原也同样开始运用父亲的渠道,“反右”时,父亲被下放到小学教书,凑巧的是管理学校图书室的教师同父亲关系特别好,也可以偷偷借出书来。在那个时代,管图书室的人通常也负责图书采购,图书室里的书大多反映出采购人员的喜好——也就是喜欢什么书就会买什么书。母亲偏爱中国古典文学,而父亲认识的老师就喜欢买西方文学名著,这样就使得江晓原那个时期的阅读有了互补。
  除了这两类书籍,当时江晓原还能读到不少前苏联小说、政要回忆录——这在当时是内部发行,只有高级干部才能够看到,他是怎么读到的呢?
  那时候,爱读书的小伙伴流行地下“传书”,大家互通有无,互相借着读。因为手握两条渠道,江晓原很快变成了中心,他与很多小伙伴保持着单线联系。“因为我总能搞到一些书,我借给他们和他们交换,我再和另外的人单线联系,像一个中转站一样。”他说,“我学会列出一个清单,上面写明书是管谁借的、要哪天还、又借给谁了……”
  这样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江晓原突然发现自己不用再去搞新的书了,因为那些书都要经自己的手,只需要“倒买倒卖”就可以看到新书了。于是,他与甲、乙分别联系,在把甲的书借给乙的间隙读完,又把乙的书借给甲,再利用间隙看完,很多书就这样读到了。回头看来,当时自己可以自由读书很幸福,惟一的缺憾的就是没有系统性和针对性,有什么就看什么。“但这也不算是缺点,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有这么多书可以读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爱捧读的电工

  然而,由于时代的原因,江晓原的学生生涯被迫中止,17岁就进了工厂。
  他对阅读依然保持着特有的热情。那个时候,书仍然是稀缺品种,要求流转速度很快,一本书到手里能留下看一两天就不错了。江晓原在纺织厂当电工,这是一个有特权的工种,因为电工总是在别人周末休息的时侯加班干活,所以他可以把平时上班的时间变成倒休,哪一天要看书了,就请假。拿到托尔斯泰的《复活》的时候,他只有一天的阅读时间,晚上就要传到下个读者手里,这可是有七八百页的大部头啊。没的说,找班长请假调休一天,捧着书坐在一个小凳子上,从早上一直看到晚上,直看到脖子都“窝了”。还有一次,一起读书的伙伴拿来一本乔治·桑写的《安吉堡的磨工》,时间紧张,只能几个人轮流看,每人四小时。江晓原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到六点,虽然特别困,他还是坚持读完了这本书。这就是“文革”中“地下阅读”的一个场景。
  那时候书的流转,大家非常讲诚信,哪怕是书没有看完也得交出去。“我觉得现在的商家要有我们那时地下读书的三成诚信,消费者就会很满意了”。
  那段时期对自己影响较大的朱东润主编的《历代文学作品选》,这套书是江晓原系统阅读古典文学的入门之作。还有《约翰·克里斯朵夫》、《苦难的历程》、《核潜艇闻警出动》、《你到底要什么》等,这些作品也都曾深深打动过他。


天文系最有钱的学生

  这些读书经历和积累为他参加迟来的高考提供了巨大帮助。顺利考入了南京大学后,他成了天文系最有钱的学生,因为他带薪上大学,每个月有56元工资,比天文系一些教师的工资都高。从那时起,他的藏书生涯开始了,书店里的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渐渐被收入囊中。
  1982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江晓原是带着几箱子书去的北京。在导师席泽宗先生的指导下,他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并精读了一些书,其中英文版的《天文学史》和《西方数理天文学史》,当时做的读书笔记就相当于翻译了书三分之一的内容。他还有意识地读了很多西方科学思潮及与科学史有关的书。那时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图书馆对研究生开放,除了周末以外,他和另一位同学每天上午都会泡在图书馆里。周末他通常会去旧书店有目的地淘书。这个时候,他买书的欲望已很高涨,但研究生每个月拿的津贴比本科时少了10元,只好精打细算,有时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淘书的习惯保持到了后来的工作中,每到有机会到国外,江晓原都不会像多数人一样,忙着跑名胜或逛街,他通常会去两个地方:博物馆和书店,国外很多博物馆都开有书店,去博物馆也是顺便淘书。第一次出国是20年前,那时候很穷看到很多喜欢的书也买不起,一本书也没买。“后来收入渐渐提高了就可以买了,现在我有一些很好玩的书都是从国外带回来的”。


赋予书房生命

  江晓原的书房很有名,央视就拍过不止十次。让它出名的除了江教授的名头,还有里面的机械装置——他把档案馆的密集架搬进了书房,地上铺着铁轨,用带滑轨的密集架放书,可以比原来的藏书量增加三倍。除了这部分5米长1米宽的空间,剩下的14平米空间“顶天立地”靠墙放着的也还是书架。置身在这拥有三万册藏书的“书城”,是江晓原最惬意的事情,他愿意在这里办公、写作、娱乐,或者什么也不干就那么待着。遗憾的是,书越来越多,已经开始摆不下了,自己另外收藏的三千多部影碟,也得找地方放,只好在家里其他地方发掘空间了。
  江晓原书评写得好,影评也很有名,在他看来,看碟和看书,两者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甚或可以说,看碟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读书。“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我而言,我愿意接受读书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种说法。我的工作和娱乐都离不开书,我对其他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娱乐的内容很少,工作要读书看碟,娱乐的时候仍然是读书看碟——只不过是换一些不同的文本吧。”他的藏书不讲究版本,没有投资的目的,全都是专业用书和自己感兴趣的书。他对书的品相非常苛求,从来不在网上买书(因为不能保证书的完好和整洁)。“现在我有很多出版界的朋友,有新书都会送给我,大家也都知道我有这个毛病,都会送品相好的书给我。”
  江晓原说,对于爱书的人来说,书房是有生命的。如果只是在书房中读书、写作,并不足以赋予书房以生命。如果书仅仅是你的工具,你在书房中只是去利用它们,也许可以很顺手,很高效,甚至可以很愉快,但那只是将书房当作工具箱或是操作台,就好像那种没有爱情的婚姻,也可以相互尽义务,相互配合,甚至可以很默契,“但书房的生命是靠主人赋予的。只有当你真正和书相爱了,你的书房才可能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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