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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7月11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70)


一碗来自剑桥的科学宽面条
——《剑桥科学史》第七卷

□ 江晓原  ■ 刘 兵

 

    □ 刘兵兄,不瞒你说,拿到这本《剑桥科学史》第七卷,吓了我两跳。先是封底的定价:这本700页的书,竟高达248元!(为了便于读者判断出版社如此定价的合理性,请参考2008年6月22日亚马逊网上这一卷原版的售价:162美元)。接着翻开书,发现这一卷中没有任何一章是在讨论我们所习惯的“自然科学”,而是专门讨论各种各样“社会科学”的,比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等,甚至有一章专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当然还有你一定喜欢的专章“社会性别”等等。总而言之,这完全超出了我们通常所习惯的“科学史”的范畴。
  记得前两年,我们一圈朋友曾经为“科学”的定义应该取宽还是取窄争论过一番,各人纷纷“站队”,我是坚决站在“窄面条”一边,你则站在“宽面条”一边;还有的人起先站在窄的一边,后来又叛向宽的……。最后似乎是“宽面条”赢得了多数。但是现在看看这第七卷的《剑桥科学史》,其面条之宽,一定超出了当时争论中持论最“宽”的人的想象。还是老外想象力丰富啊,要“宽”就干脆宽个够。
  这一卷的范畴理念,和我原先的理念大相径庭。我前些年还专门写过文章,认为“社会科学”这个词汇甚至可以考虑取消,有“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这两个范畴就够了。当然我并不想批评这一卷的范畴理念——我一贯主张宽容和多元的。况且这说到底也就是定义问题,我们就将这些社会科学定义成“科学”的一部分,也无不可。
  但是,对于一个科学史的研究者来说,这一卷《剑桥科学史》无疑大大拓展了科学史的疆域——哈哈!现在科学史几乎可以包括人世间的所有学问!由于只有文学没有在这一卷被涉及,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世间的所有学问可以分成两部分:科学与文学?

  ■ 其实,我看到这本书时,也是很有些意外的,尽管早在此之前就知道此套8卷本的巨著中有这样一卷。在以往我们以不同宽窄的“面条”尺度来争论科学之划界范围时,通常那些“宽面条”派们也还没有把社会科学放到科学的“宽”定义中,只是强调不同于西方主流的自然科学的那些非主流的涉及自然之知识的“地方性”知识也可以属于广义的科学范畴。而这本应该说是有相当权威性的《剑桥科学史》,干脆把“社会科学”作为单独的一卷,应该是像你所说的真正“宽”够了的“面条”。
  也确实正如你所说,关于何为科学,其实说到底也就是定义问题。但这里所说的定义,却并非随心所欲的任意定义,而是有其背后的道理的。这些道理,在《剑桥科学史》第七卷中的导论“社会科学史的写作”中,应该是说得比较清楚的。在那篇导论里,道理讲得比较详细,从历史到现实。不过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不外乎是人们对于科学之理解的演进,特别是对于传统中认为的那种“精密”的科学并非那样精密,即“实际上,自然科学也不能充分地符合哲学规范”,但之所以许多人仍然会把自然科学(更严格地说是西方近现代和当代主流自然科学)看成特殊的知识,也许还是和人们对之抱有某种幻像,以及对于其并非如同传统中所设想的那样“入世”认识还不够充分有关吧。
  不过,这里我还想到了另一个理由,即对于科学史来说,特别是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来说,这些“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之基础的理论和方法,不是也同样可以有理由在科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吗?

  □ 我们虽然在科学定义这个面条的宽窄上有争议,但大方向却是一致的,面条的宽窄只是策略的不同。现在这碗来自剑桥的科学面条,虽然其宽度超出了我们先前的想象,但我注意到,主编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也同样是反对唯科学主义的——反对给予科学以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的特权地位。
  例如他们在这儿一卷的导论中开宗明义就指出:“由自然科学家写作的科学史常常完全忽略了社会科学,科学哲学史通常是首先着手研究最成功的领域,这一部分就充当了其余部分的典范。”这种现象在国内的科学史研究中也很常见,首先研究科学史上的成就,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情况早已经发生了变化。两位主编指出:“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兴的专业科学史家开始用貌似更具包容性的方式重新建构这个领域。他们并不认为科学不断进步的论述是必然正确的,尽管这曾经为其无数先辈所信奉。”
  在他们看来,“这也就开始意味着,通过历史主义的视角看待科学,将其看作一种社会建构,和研究其他的社会建构一样来研究科学。”这两位主编的意思,我觉得可以这样解读:社会科学当然是社会建构的,现在我们将科学也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么将种种社会科学纳入科学史的论述范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 因为讨论的是《剑桥科学史》中“现代社会科学”这一卷,我们这里实际上反而是主要在讨论社会科学及其与狭义的“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了。你提到了此卷主编在对科学的态度上是反对唯科学主义的问题,而我则想到,其实在许多社会科学家当中,唯科学主义的成分通常也并不比自然科学家们更少。正如此卷导论中所说:“尤其在20世纪的英语中,具有科学的地位就意味着要具有自然科学的某种基本相似性,这甚至通常被社会科学家看作‘真正’科学的内核,在时间上和逻辑上具有优先性和典范性。然而,从历史 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出于某种误解而造成的。”
  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不难联想到身边经常会听到的有关社会科学的评价的说法。当把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向自然科学看齐时,一方面是自动地降低了社会科学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是把自然科学当作一种特殊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典范”,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例如,以往人们总是比照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只是在比照近现代西方主流自然科学中某些学科的发展),将对数学的引入之多少作为社会科学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准,可以说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这样,当我们采用了如此“宽”的标准后,这种“宽”定义下的科学,就包括了西方主流自然科学、非西方或主流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这三个在宽度上逐次递进的学科领域。不过说到这里,我倒是在想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即以往我们在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是否就能真正做到清晰有效的划界呢?其次,就是在这种分类中,人文学科的位置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 我之所以主张“社会科学”一词可以不用,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清晰有效的划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然,只分成“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两大领域,同样存在划界的困难。正是由于“清晰有效的划界”不可能,我们就应该减少划界的任务或负担——分成两部分的划界任务一般来说当然小于分成三部分的。不过在这里,划界问题也不是非要解决不可,可以先搁置在一边。
  至于人文学科——我这里主要是指文学、历史、哲学之类——的位置,我认为应该是更基本的,或者说更高的。明确地说,它们应该在科学之上。因为它们才能教我们怎样做人,而科学技术只能教我们怎样做事。如果依据这个标准来判断,那么这些能够被纳入《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的绝大部分学科,同样都是只能教我们怎样做事的(由此也可见将它们纳入科学史范畴的合理性),当然也就只能享受与科学技术类似的待遇或地位啦。

  ■ 我同意你所说的人文学科应该是更基本的,从而,在某些情况下,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区分开来,还是有意义的。尽管对于这种更基本的说法,恐怕还会很有争议。不过在这一卷中,作者似乎注意到主要只谈社会科学,但有些论题,如“社会性别”,也还很难做到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进行严格的区分。
  这样,至少按照这本《剑桥科学史》,我们就有了这样的方案,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并做为最宽泛的科学来理解(虽然在这种理解中此多卷本的科学史仍然还是以自然科学作为绝对的叙述重点),其实以这样的视角和方式来写社会科学的历史,也还是有别于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写作因而值得人们注意的。同时,这也暗示着将人文学科相对独立出来。
  总结起来,在你所说的这碗最宽的科学定义的面条中,也同样向我们提示着科学的多元性,只不过,是在原来就有些模糊的自然科学的多元性之中,又加上了更为模糊的社会科学之元。好在中文写名词没有复数形式,否则这最后一个“元”字,在我们现在这样还没进一步区分类别和层次的情况下,我还真没考虑好是不是应该像英文加S那样以复数来表示呢!


《剑桥科学史》,西奥多·M. 波特等主编,第七卷翻译委员会译,大象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定价:2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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