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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7月11日《文汇读书周报》


谨慎的乐观与绝望的悲观
——读《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田 松

 

  

  作为评论者,过多地指责作者没有写到的事情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意味着,要求作者按照我的思路去想问题,同时,也是一种莫名的优越——相信自己之所思所想比作者更为高明。所以,我应该多说一说我从作者那里看到了什么,而不是期望作者说出我要说的话来。
  戴蒙德教授是一位优秀的大众文本写作者,这部《崩溃》就如他那部获得了普利策奖的《枪炮、细菌和钢铁》一样,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以他的方式进行了梳理。正如此书的标题和副标题所说,这是一部关于人类文明兴衰成败的著作。这里,“社会”是个复数,不妨把它理解成“文明”或者“文明系统”。在这部书里,戴蒙德考察了从远古至今十几个“文明系统”——其中有些系统崩溃了,而有些系统依然延续着。戴蒙德的着眼点在于崩溃,所以着重阐释或者重构它们崩溃的过程以及原因,或者说明,那些依然存在的,为什么能够延续至今而没有崩溃。
  作为一位学过几年物理的人,我对戴蒙德教授分析不同文明系统的基本方法感到熟悉与亲切。他称之为“比较分析法”,正类似于物理学中的“隔离法”与“替换法”。简而言之,要分析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先分析这个系统最简单的状态,然后再逐渐增加变量,改变参数。戴蒙德在书中反复提到他归纳总结的可以解释任何崩溃的五种因素,他称之为五点框架的“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好的贸易伙伴、社会如何回应环境”(p8-9),正可以看作他所分析的五种变量。这些变量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组合。

  复活节岛是戴蒙德选取的变数最少的一个文明系统,它几乎是个孤立系统,与外界没有实质性的物质交换。复活节岛以巨石像知名于世,石像现存近400座,大部分重约10到270吨,最高的一座石像竟然高达五层楼。(49页)当欧洲人在18世纪来到复活节岛时,这里原有的强盛文明已经崩溃了。19世纪,岛民被欧洲人带去的天花等传染病感染,又被欧洲人绑架作为奴隶贩卖,在1860年代初的时候,剩下的三千岛民又有一半被绑做奴隶。1872年,原岛民仅剩111人。(77页)对于岛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的文明,岛民只有一点点口头的记忆。人们很难把那些巨石像与岛民的文明联系起来。以至于在1970年代,一位通俗读物作家称这些巨石像为外星人所造。
  复活节岛是荷兰人雅各布·罗泽维恩于1722年复活节(4月5日)那一天撞到的。他们发现岛上居民唯一的渡水工具是几只漏水的简陋木筏,感到非常诧异,因为这样的工具显然不足使他们从外部来到复活节岛;那些巨石像同样让他困惑,因为他岛上没有树木,无法提供粗壮的木材和绳索;他还发现,岛上没有比昆虫更大的本土动物可供食用,唯一的家禽是鸡。但是他们还发现,岛上分散的自然资源需要一个复杂的社会才能支配。(51页)
  在这部书里,戴蒙德综合了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植物学家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对复活节岛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文明进行了重构。戴蒙德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如同亲见。
  复活节岛上的原始岛民是来自亚洲的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善于航海,带着农作物和家禽不断开拓。到公元1200年,这一片海域每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54页)考古依据表明,各个岛屿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登上复活节岛上这一支却很可能完全与外界隔绝,直到被罗泽维恩重新发现。(56页)于是,复活节岛就成为孤立系统的最好标本。一个文明系统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独立地发展了几百年,最终走向崩溃。
  根据碳同位素测定,复活节岛第一批人类定居点的可靠年代为公元900年。根据房屋屋基或者根据石像数来估计,复活节岛人口最高时,在6千人到3万人之间。岛民耕种了岛上绝大部分土地。(58页)曾经有发达的农业。复活节岛上的土地被分成了11(或者12)份,由11(或者12)个部落掌管。这些部落可能有过激烈的竞争,但是最后达成了团结,因为岛内分布不均衡的资源均衡地出现在各个部落。石像则是出于宗教原因或者是部落之间的炫耀。
  运输和安装石像所需要的树木和绳索都是来自本岛。因为花粉分析表明,复活节岛在人类抵达之前,“非但不是不毛之地,相反是一个树木繁茂的亚热带森林。”(69页)其中有大量有价值的植物,比如棕榈的汁液可以酿酒、制糖;坚果可食;叶子可以盖屋顶,做篮子、草席和风帆;树干可以用来运输石像,制造木筏。动物考古学家则发现,在人类前来定居之前,至少曾有25种海鸟来此产卵筑巢,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种类最丰富的海鸟繁殖地带。(70页)
  对人类定居点的考古大致复原这个文明系统的崩溃的过程。岛民最初的肉类食物包括海豚、鱼、贝类、鸟、老鼠和海豹、海龟。但是后来,“真海豚和金枪鱼从岛民的餐桌上不见了,只剩下一些近海的鱼类可以捕捞。而陆鸟也从他们的饮食结构中消失了。原因很简单,每一个物种都是由于过分捕捞、滥伐森林和鼠类掠食从而惨遭灭绝。”(72页)贝类的情况也类似,大贝越来越少,岛民只好该吃小的,越吃越小。
  森林灭绝的原因很多。运输和安装石像,火化遗体,制造独木舟以及用作柴薪。人类砍伐森林在15世纪达到高峰,直到17世纪森林殆尽。(73页)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对岛民而言,最直接的后果是失去了原料来源、野生动物,农作物产量也大大减少。”(73页)森林减少导致水土流失,农田失去屏障和养分,日渐贫瘠。野生食物逐渐绝迹,因为没有可以出海远航的独木舟。陆鸟灭绝,海鸟仅存原来的三分之一。最后发生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一度辉煌的文明就此崩溃。

  “复活节岛孤立的处境清楚地提供了一个过分利用资源的社会如何自我毁灭的例子。”(83页)在戴蒙德考虑的导致崩溃的五点因素中,不存在友邻问题,也没有气候变化的证据,所以只剩下两点:一个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一个是这种环境破坏背后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原因。(84页)其实,这两点说的是一个问题:人类怎样处理好和自己所处环境的关系。后者是人类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前者是这种行为所导致的环境后果。

  戴蒙德认为,复活节岛是一个隐喻,是地球本身的隐喻。“地球存在与太空中,就像复活节岛孤立于太平洋一隅。当复活节岛民陷入困境之时,他们五处可去,无人救援。同样,当灾难来临,我们作为地球人也一样插翅难逃。”(84页)
  对于当下的世界,人们常常相信科学及其技术使现代人具有了更强的能力,从而能够摆脱复活节岛崩溃的命运。但是戴蒙德说:“仅仅几千个复活节岛民就能靠石器和人力摧毁自己的社会,而当今几十亿人在金属工具和机器的帮助下岂不是摧毁的更快、更严重?”(84页)

  在其余的章节中,戴蒙德同样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各种不同的文明系统,包括已经消亡的文明和现代文明。有些文明有更多的文字记载,可以不用像处理复活节岛这样大费周章。对于不同的文明,戴蒙德考察了不同的变量,有些案例恰好能够帮助戴蒙德进行这样的分析, 比如多米尼加和海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处在同一个岛屿上。总体的环境背景和条件几乎相同,只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环境政策不同,两个国家的外部环境呈现了显然不同的差异,在空中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显然,戴蒙德对于那些更好地保护了环境的社会给予了更多的希望。然而,导致这种情况的社会制度,并非完全是理想中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
  戴蒙德也给出了几个成功的例子,在海地和多米尼加的对比中,在格陵兰维京人与因纽特人的对比中,后者都是相对成功的情况。戴蒙德也为复活节岛找到一个近似相对应的岛屿作为成功的一方,那就是日本。

  《崩溃》是一部优秀的著作,他把环境问题放在了人类的文明体系中去考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给出了更宏大的尺度。环境问题不仅仅发生在工业社会,以往的人类文明因为环境问题已经发生过无数崩溃的案例。人类的文明体系并不是必然要延续下去的,崩溃曾经发生,也还可能发生。而在当下的地球村的状态下,下一场崩溃就是整个地球的崩溃。
  不过,在我看来,戴蒙德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令人遗憾的。
  首先,关于戴蒙德考虑的五个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混乱,其实可以归为三类:一是气候变化,这是天意,是人类行为之外的;二是被考察文明系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三是被考察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
  其次,戴蒙德考察了一个一个的文明系统,但是,却没有考察当下人类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文明系统,就是人类及所生存的地球本身。从整体地球的角度考虑,日本不能算作成功的案例,因为日本之所以有相对好的环境,并且保持了高度的现代化水平,是因为日本通过全球市场,把对环境的危害转嫁到其它国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了。这个结论对于所有的现代化地区同样成立。戴蒙德虽然在书中不断谈到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也谈到了发达国家的垃圾输出问题,言语之中常常碰到地球这个人类系统,甚至在第一章中提到了对这个系统的隐喻,并在最后一章强调世界是一片圩田,却没有用他自己的五点框架对这个大系统进行分析。
  第三,由于没有对地球这个最大系统进行分析,戴蒙德在分析现代社会时,依然以国家作为文明系统的单位,使得他的很多结论失之于肤浅——当然,他所归纳的大量资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四,工业革命之后,科学及其技术改变了人类所生存的世界,所导致的环境问题也与此前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一点在戴蒙德的书中也没有得到明确的表现。当然,他给出的大量资料同样有助于我们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
然而,正如我在开篇所说,作为评论者,过分谴责作者没有说什么,是不妥当的。这部优秀的著作所能给予急功近利的现代人的,已经非常之多了。

  关于未来,戴蒙德自称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首先他强调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是他相信人类仍然还有希望,他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是人类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第二是环境思想正在全球得到普及,人们在觉醒。不过,这两点理由在我看来并不够充分。在他对第一个理由的具体论述中,他指出“我们不需要新科技来解决问题”(432页),而是强调“现代社会已有坚定的意向去解决部分问题”,但也只是“可以选择不让环境恶化下去”。(432页)。简而言之,就是停下来。但是,如何停下来,这要归结于第二个理由。然而,首先,在当下的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中,人类能否停下来?其次,即使停下来,我们是否还来得及?戴蒙德考虑到了首先,没有考虑到其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自称是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但是,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却可以和戴蒙德完全一直。正如人总是要死的,而人并不因为必然到来的死亡,而必然地消极厌世。相反,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性,同样可以承担起人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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