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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干细胞时代的公共生物卫生安全以及其它

方益昉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上海赛托医学诊断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内容提要:就公共卫生学或社会医学的学科目的而言,其学术考量应首先认识人群面临的公共安全和社会压力,卫生和医学知识只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具体方法。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所面临的微生物、化学物质和物理因子的潜在危害,都与这些领域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患难与共,高新技术也是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双刃剑,21世纪的干细胞技术尤其是基因调控干细胞技术的潜在滥用,可能诱发人类肿瘤以及其它尚未认知的生物危害,呼吁公共卫生安全与健康教育专家予以关注。其实,对前述问题的深层关注更含有国家公共安全与生存战略面上的标本意义。


Challenges in Stem Cell Dynasty
Yifang f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yto-Med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Inc. Shanghai 200051 fangy02@msn.com
The fast breakthrough of new technology including stem cell technology and cell therapy is warning us that the new challenges for the prevention medical researchers will come from not only the novel technical influences but social weights.


新闻背后的较量

  2007 年11月14日,《自然》杂志宣布,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的国立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科学家沙乌科莱特·米塔利波夫率领的研究小组,成功克隆出胚胎,并从中获得两批胚胎干细胞,研究人员从克隆胚胎中已经培育出成熟的猴子心肌细胞和大脑神经细胞。该中心前负责人唐·沃尔夫说,米塔利波夫的研究基于显微技术,而没有使用紫外线灯光和有色溶液,因为后两者对于灵长类动物的卵细胞具有破坏性。这一体细胞克隆技术首次突破了人体克隆的关键障碍,人类应用临床细胞治疗的时间可能在未来5-10年期间。他小心而巧妙地评价了该成果,“现在的焦点是治疗性克隆,使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作为用于临床研究的治疗性克隆的范例。”沃尔夫说,“我们在这方面首开先河,尽管这个领域因韩国的造假而被污染。韩国的研究可能有一定的有效性,我们的研究报告将成为首份有关灵长类动物医疗克隆技术的文献。” 在这里,曾经风风雨雨的韩国著名干细胞分子生物学家黄禹锡博士的工作再一次在本月的头号克隆新闻报道中被反复提及。
  就在一周前,联合国11月12日发表报告《人体生殖克隆不可避免吗?联合国管理未来之选项》。报告警告说,利用克隆技术制造的克隆人可能面临被虐待、伤害和歧视的处境,各国应将人体克隆列为非法行为,或者出台严格措施规范相关技术的应用。该报告主要执笔人之一布伦丹·托宾告诉法新社:“如不把人体克隆列为非法,将意味着克隆人与我们分享地球将仅仅是时间问题。”
  同年11月20日,由美国和日本科学家组成的另外二个独立研究团队几乎同时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基因技术,通过将Oct3/4、Sox2、 c-Myc 和 Klf4基因与成熟人体细胞整合,可以将普通的皮肤细胞转换成任何组织细胞,从而避开了克隆胚胎技术引发的伦理学争议。将成熟细胞诱导后向未分化细胞水平发展,其失控的后果将与化学和物理致癌如出一辙,公共卫生专家们又将面临新的挑战。
  在社会公众与大众媒体看来,有关干细胞和胚胎克隆的新闻热闹非凡,时常会制造出技术第一的进展。而对熟悉该领域的专家而言,21世纪生物技术领域硝烟乍起,鹿死谁手还不得而知。
  科学家在作技术竞赛;社会学家进行伦理考虑;战略家想到了国家安全;企业家不忘市场的份额;而这一次,公共卫生学家则增添了对未来基因与细胞潜在生物污染的担忧,以及当前大众科学信息误导泛滥对社会民众潜在的卫生宣教的担忧。


表象与过程

  2007年8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科学专栏又一次在同行面前展示了专业素质。该杂志的美籍韩裔专栏记者爱丽丝·朴(ALICE PARK)跟踪报道的、曾经轰动世界的韩国著名细胞分子科学家黄禹锡(Hwang Woo-Suk)博士科研做假事件获得意外进展。《时代周刊》科学专栏对当天刚刚发表在国际一流的专业学术刊物《细胞》上的一篇论文,发出了及时的科学新闻与评论。一家全球顶尖的综合媒体对另一家全球顶尖的科学媒体表示如此及时的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件新闻,更何况它的新闻报道内容。
  这一次,由哈佛大学教授乔治·达利(George Daley)博士领衔的、主要基于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研究团队宣布:2004年,由韩国胚胎干细胞专家黄禹锡博士建立的人类疾病基因胚胎干细胞株,已被该研究团队确认,这些细胞株的建立方法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
  通常,胚胎干细胞克隆又被描述为体细胞核酸转移融合法(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SCNT),常规的方法就是,通过人工微穿刺技术,将分离出来的皮肤细胞核转移植入卵子,而卵子的细胞核事先已被清除,经过SCNT克隆的细胞,在理论上还是属于双性繁殖,克隆后的胚胎干细胞带有XY两条染色体;被达利教授证实的方法可以被真正称之为单性繁殖(parthenogenesis),达利教授的团队与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科学家紧密配合,针对黄禹锡博士的胚胎干细胞株,经过对成千上万个细胞个体作全染色体DNA分析法(whole-genome analysis of the DNA),一致认可上述细胞是不含外源性基因污染的单性繁殖胚胎干细胞。传统的SCNT胚胎干细胞克隆,成功率仅为3%-5%,而胚胎干细胞的单性繁殖成功率高达20%,为实现糖尿病,帕金森氏病,早老性痴呆综合症和脊椎神经损伤等等细胞治疗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
  从被宣布作伪,到被同行重新认识,期间仅仅相隔了500天。那么,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状况,让今天成为《时代周刊》新闻明星的,不是韩国的黄禹锡博士,而是让美国的达利教授捷足先登了?这是一段当下的历史。
  好在历史并不遥远,让我们综合一下过去两年内成千上万条新闻报道,重新罗列一下黄禹锡博士跌跌撞撞的研究过程。
  1999年成功培育体细胞克隆牛;
  2002年成功培育体细胞克隆猪;
  2003年首次在世界成功培育出 “抗疯牛病牛”; 
  2004年2月,黄禹锡科研团队从克隆人体胚胎中提取出世界首个人体胚胎干细胞。这一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2004年5月,英国《自然》杂志披露,黄禹锡的两名助手在捐献卵子名单上。黄否认这一报道。
  2005年5月黄的研究团体宣布,提取出世界首例与病患者人体基因一致的人类胚胎干细胞,论文发表在《科学》上。
  6月韩国文化广播公司接到举报说,黄的研究违反伦理,其在2005年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也有造假嫌疑。
  2005年6月24日,韩国最高科学家委员会会议全票通过,黄禹锡当选为韩国首位“最高科学家”。
  8月黄的团队培育出世界首只克隆犬“斯纳皮”,成果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11月13日,黄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夏腾(Dr. Gerald Schatten
)宣布,因黄的研究小组涉嫌伦理问题,决定停止与黄的一切合作。
  11月24日黄承认伦理问题存在,宣布辞去所有公共职务。
  12月18日首尔大学介入调查。
  12月23日首尔大学发表调查报告,11个干细胞的实验数据中,有9个系伪造。随后,黄禹锡辞去首尔大学教职。
  2006年1月10日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公布最终调查结果,黄禹锡研究小组2004与2005年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属于造假,除成功培育出全球首条克隆狗外,黄禹锡所“独创的核心技术”无法得到认证。
  2006年01月12日 美国《科学》杂志正式宣布,撤销韩国首尔大学科学家黄禹锡等人两篇被认定造假的论文。
  2006年2月4日,一名逾五十岁的韩国卡车司机4日在韩国首都首尔自焚身亡,他在自焚前向路人分发了要求黄禹锡恢复干细胞研究的遗书。当天,大约2000名黄禹锡的支持者在首尔市区举行支持黄禹锡的集会活动,其中还包括坐着轮椅的残疾人。集会者挥舞着韩国国旗并打出标语---黄禹锡博士应该恢复研究。黄禹锡的支持者每周末在首尔举行烛光支持集会。
  2006年3月16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宣布取消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资格,同时禁止他为了研究目的而获取人类卵子。
  5月12日,韩国检察机关对黄禹锡案件正式提起诉讼。检察官认为,黄禹锡是整个论文造假事件的总策划人,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欺诈罪。同时遭到起诉的还有黄禹锡的几名重要助手。在共同研究中负责培育干细胞的米兹梅迪医院研究员金善钟涉嫌犯有妨碍公务罪和毁灭证据罪。检察机关判定,金善钟隐瞒了黄禹锡和其他研究人员,在实验室2号胚胎干细胞死亡的情况下,私下多次将米兹梅迪医院的受精卵干细胞混入黄禹锡实验室的胚胎干细胞培养容器内,对胚胎干细胞研究造成了重大妨碍。此前金善钟还曾经在黄禹锡实验室的犬类胚胎干细胞实验中私自使用人类干细胞代替狗干细胞导致试验失败。为了毁灭证据,金善钟还要求米兹梅迪医院有关人员消除他取走受精卵干细胞的记录。
  韩国检察机关宣布对黄禹锡等六人不予拘留。
  2006年08月18日,黄禹锡通过其律师宣布,将重新设立研究室,开展动物克隆研究。黄的律师李建行说,本月早些时候,黄禹锡在首尔南部的生物研究设施已经开始运转,有30多名他以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与他一起工作。
  18日,韩国科技部证实,黄禹锡已于上月14日从科技部获得设立“修岩生命工程研究院”的许可。该机构由私人出资25亿韩元设立。
  2007年8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和《细胞》宣布确认黄禹锡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重大价值。


背景与分析

  在面对自己刚刚宣布的研究成果同时,达利教授不无可惜地对记者表示,2005年,巅峰时期的黄禹锡博士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自己科研内容的价值,就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法顾及科研数据的分析,制定下一步科研方向。而同时,许多西方学者却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At the time that Hwang's original paper was published in Science, stem cell researchers rais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ells had been generated by the egg alone, but the limited genetic analysis that Hwang provided appeared to rule it out.)
  正如斯坦福大学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培勒教授所言,黄禹锡事件大大影响了细胞核转移研究,他只要在当时认识并报道了单性繁殖成果,他的工作将遥遥领先,这些成果将使他们成为科学大师。(Hwang's actions were a great setback mentally for the nuclear transfer community。He really would have been far ahead of the rest of the field by just reporting these lines as parthenogenetic; they could have reported these legitimate results and been scientific heroes.)
  一.黄禹锡博士自己毁掉了成为大师的机会
  1952年,黄禹锡出生于韩国中清南道的乡村。5岁丧父,爷爷常年中风卧床15年,家里没有耕地,靠母亲一个人养牛,维持生计。所以,幼小的黄禹锡放学后就去帮忙放牛,从小对牛产生了异样的感情。黄禹锡小时候学习成绩优秀,初中时连续3年获得奖学金,因此升入重点高中。因为长在乡下,高中阶段的黄禹锡开始适应不了课程,新学年期中考试成绩列全校第400名。但黄禹锡学习相当刻苦,有时候一天只睡4个小时,于是黄禹锡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二年级时挤进全校第200名,三年级的时候便挤进了前40名。高中时的黄禹锡就理想当一名兽医,尽管他一直成绩平平但也很幸运,从1972到1982年,黄禹锡如愿考入首尔大学兽医药学院,先后在该院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是不折不扣的韩国制造。
  黄禹锡毕业后留校任教。但由于导师的去世,他被提升的希望破灭,实验室被关闭。失去工作的黄禹锡只好到其他学校去当客座讲师。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兴趣,他卖掉了自己唯一的住房,到乡下建了一个试验农场,进行有关人工授精培育牛方面的研究。1985年黄禹锡前往日本北海道大学进修,接触到了当时国际科学界克隆领域知名的科学家和一些年轻有为的学者,促成了黄禹锡从兽医专业转向克隆领域的研究。黄禹锡他意识到,未来克隆将成为生物技术的主流,他开始把科研精力和方向放在克隆研究上。
  近半个世纪来,韩国的经济发展奇迹,韩国的民主化改革进程,已经深深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相对于东亚地区5000千年来的文明历史,韩国儒家文化对韩国思想意识的侵淫,还是在50年对抗5000年的较量中处于事实上的劣势。对人性的极度压抑和极度忽视在“黄禹锡事件”中充分体现。人到中年的黄禹锡回忆说,结婚20多年,黄禹锡没有与妻子度过假,没有房产,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因为他把学术奖金都投入到了实验室。“我的两个儿子不喜欢我,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不是个好父亲。”对此苛刻个人行为的回报,是他得到了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支持:在克隆实验室门外,大把的兰花花束排成了行,那是同胞献给他的谢礼;被授予国家首位“最高科学家”,邮局则为他发行了特种邮票,那是国家和政府对他的期许;甚至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等都给黄禹锡加上了“干细胞研究大王”的称号,获得大众媒体的追捧。标准的韩国制造的黄禹锡出身贫寒,完全符合社会道德与人才标本,他成了标准的韩国民族英雄。
  “黄禹锡事件”东窗事发于卵子“捐助”名单。2004年5月,英国《自然》杂志披露黄禹锡的两名实验室女性助手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卵子捐献者的名单上,但黄禹锡当即予以否认,在媒体的穷追猛打下,一直到2005年11月24日黄菜承认伦理问题存在,宣布辞去所有公共职务。事实上,在以后披露的检察院报告中,已有确凿证据表明,在《生命伦理法》生效后的2005年1月至8月间,黄还继续向汉拿山妇产医院的25名妇女提供3800多万韩元(4万美元),作为她们提供卵子的报酬。我们相信,本案中的东西方理念冲突,缘起于此。对于一心一意在争取克隆技术突破的黄禹锡,他或许从来也没有设想过自己的宏大科研计划会阴沟里触礁。黄甚至会觉得委屈,自己对卵子“捐助”者的行为,已经比自己对家人要仁慈倍增了。
  对于没有欧美教育背景的黄而言,一个卵子与其细胞培养皿上的上亿个其它细胞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为了克隆研究,都是攻克人类疾病的研究材料,在一个辉煌名义下的项目是有其生存的必要和充分的理由的。在儒家文化的浓郁气氛中,男性领袖人物的威望对支配一个女性,而且仅仅是一个女性的细胞,尤其是对一个正在从事一个伟大事业的男性来说,肯定是绰绰有余,不假思索的。而对处在英雄崇拜情结中的女性,恐怕正是求之不得。科学与狂热有时仅仅只有一步之遥,邪恶宗教组织往往利用人性的弱点屡屡得手,伦理学关注的重点恰恰在此。的对此举已经上述两项因素,恰恰在黄的身边工作人员“捐卵”情节中得以证实。七十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立法认可精子捐赠,帮助单身或同性恋妇女满足生育的要求,结果,就发生了男性生殖科医生大量接种自身精子的丑闻事件。在生殖细胞上的伦理规范就是杜绝任何轻率的或恶意的基因污染,而防止和规范人类生殖理念,正是目前社会条件下预防科学狂人反人类活动的目标和措施之一。走进欧美大学医学院大楼,或者随意翻开医学相关媒体的分类广告版面,从心理测试到药物实验,征集各种临床志愿人员的信息到处都有,公开,志愿和双盲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在科研人员和临床志愿人员之间已经达成为科学和人道主义合理献身的崇高默契。
  古西腊伦理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尼各马科伦理学》里开门第一句话便警告“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由于实践是多种多样的,技术和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目标也有多种多样。”可见科学伦理的首要目的是预防多种多样的不良后果,过去如此,目前和未来依然如此。但伦理学是软弱的,他与科学的几次交汇点也是近几十年的故事,生命科学有了重大的发现发明,伦理学往往首先出来,反对一通,指责一番,扮演不光彩的角色,试管婴儿的历史便是伦理学家失败的记录。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无法解决一切,科学家不是完人,应该正是科学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20年的岁月,对一位从孤军作战,单打独斗开始的科研人员来讲,更新知识,初创成就,广结同行,再创新高,这些业内的规定动作,实在都是些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就好比做学术老大和为学术老大做事,各有各的爱好,方法与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在黄禹锡最风光的时候,仅在2005年,他就获得了2650万美元的政府拨款。他直接领导着45名同事,而整个研究团队拥有183位科学家,分布国内外数十个科研机构,包括一个美国著名实验室。所以,当黄禹锡的数据作假细节最终被表述为是一个下属的个人行为,而且欺骗了作为大老板(首席科学家)的黄时,其实一点也无法豁免他的虚假行为,因为,此时的黄已经早已完成从实验型科学家到管理型科学家的角色转换,管理无能或者不善都是他造成虚假论文的直接原因。
  在这里,大师的制造或者毁灭已经无关紧要,关键是大师发育过错中的理念。2000年,当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一位与黄在背景、年资和专业上几乎类似的中科院院士公开对记者表达了新世纪宏愿:“在生物伦理学的问题上还是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作为学术界我只能说,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但是应该不应该做这是社会伦理学问题。。。因为任何高新技术都是双刃剑,它有可能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福利,但如果没有很好引导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祸害。”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合全国之力用举国之手成就并毁掉了大师机会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作为亚洲四小龙的象征,韩国在电子工业,汽车制造甚至体育竞赛全方位神龙法术,科研领域的雄起,在黄氏屡创世界第一的举国神话中,傲视全球,确保黄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已经成为媒体公开预测的热门话题,其热度不亚于为在汉城奥运会上护送韩国足球队进入决赛的冲动,以至于在黄事件败露,事件最白热化的当时,一名卡车司机在首都自焚身亡,他在自焚前分发了要求黄禹锡恢复干细胞研究的遗书;当天,大约2000名黄禹锡的支持者举行集会活动,包括坐着轮椅的残疾人,他们挥舞着韩国国旗并打出标语,“黄禹锡博士应该恢复研究。”黄禹锡的支持者们每周末在首尔举行烛光支持集会,在黄的克隆实验室门外,大把的兰花花束排成了行,那是同胞献给他的谢礼。
  这样的排场,考察百年诺贝尔奖历史,不要说许多大师得奖前无人知晓,就是风光过后,不是还有人耐不住“后学术时代”的寂寞,叶落归根,企图寻求重温昔日辉煌的余温和浪漫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儒家的克己图强,发愤向上的文化有时也是一种相当可爱的中庸实践,亚洲金融危机,国人上下一心,共度危机;如今国人集结,无非希冀再创科学运动奇迹。起码看起来是如此努力的,当总统科技顾问朴基荣(Jong Hyuk Park)荣登黄禹锡《科学》论文的共同作者名单时,无论是一种荣誉邀请还是共同参与,朴顾问有助于在国家层面上传下达信息的项目功能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兴举国之力,大办克隆实验的宏大计划基本上无须怀疑。
  此案中最富余戏剧性的情节是,2006年5月12日,韩国检察机关对黄禹锡案件正式提起诉讼。检察官认为,黄禹锡及其几名重要助手涉嫌构成欺诈罪,予以起诉,但对黄禹锡等六人不予拘留。此前,黄禹锡已辞去首尔大学教职,韩国保健福祉部宣布取消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牌照,同时禁止他为了研究目的而获取人类卵子。2006年8月18日,黄禹锡通过其律师宣布,将在首尔南部重新设立生物研究室,开展动物克隆研究,共有30多名他的实验室旧部与他一起另辟战场。当天,韩国科技部证实,黄禹锡已于上月14日从科技部获得设立“修岩生命工程研究院”的许可,该机构完全由私人出资设立,启动经费为25亿韩元(250万美元)。
  从2006年案发,到2007年10月,我们在全球最完整的生物医学文献查询系统(PUBMED)内,可以发现黄博士还是继续至少已经发表SCI论文二十篇:
  1. Beneficial effects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ic factor on in vitro maturation of porcine oocytes.Reproduction. 2007 Sep;134(3):405-14. 
  2. A phase-I study evaluating the combination of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and paclitaxel as salvage chemotherapy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reviously treated with anthracycline.Cancer Chemother Pharmacol. 2007 Jul 4; [Epub ahead of print] 
  3. Effects of thiol compounds on in vitro maturation of canine oocyte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reproductive stages.Mol Reprod Dev. 2007 Sep;74(9):1213-20. 
  4. Effects of insulin-transferrin-selenium in defined and porcine follicular fluid supplemented IVM media on porcine IVF and SCNT embryo production.Anim Reprod Sci. 2007 Mar 30; [Epub ahead of print] 
  5. Isolation and initial culture of porcine inner cell masses derived from in vitro-produced blastocysts.Zygote. 2007 Feb;15(1):55-63. 
  6. Endangered wolves cloned from adult somatic cells.Cloning Stem Cells. 2007 Spring;9(1):130-7. 
  7. Incremental hierarchical discriminant regression.IEEE Trans Neural Netw. 2007 Mar;18(2):397-415. 
  8. p53 and p27 as predictors of clinical outcome for rectal-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neoadjuvant therapy.Surg Oncol. 2006 Dec;15(4):211-6. Epub 2007 Mar 13. 
  9.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tumour of the vagina in an 8 year old girl.J Pediatr Surg. 2007 Mar;42(3):564-6. 
  10. Production of blastocysts after intergeneric nuclear transfer of goral (Naemorhedus goral) somatic cells into bovine oocytes.J Vet Med Sci. 2006 Nov;68(11):1167-71. 
  11. Cloned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for tissue repair and transplantation.Stem Cell Rev. 2005;1(2):99-109. Review. 
  12. CR1/160--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n immuno-compromised children with leukemia.Paediatr Respir Rev. 2006;7 Suppl 1:S325. 
  13. Improved in vitro bovine embryo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d efficiency in producing viable calves using defined media.Theriogenology. 2007 Jan 15;67(2):293-302. Epub 2006 Sep 15. 
  14. Analysis of nuclear reprogramming in cloned miniature pig embryos by expression of Oct-4 and Oct-4 related genes.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06 Oct 6;348(4):1419-28. Epub 2006 Aug 10. 
  15. Anti-apoptotic effect of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GF)-I and its receptor in porcine preimplantation embryos derived from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Mol Reprod Dev. 2006 Dec;73(12):1523-30. 
  16. Antiapoptotic and embryotrophic effects of alpha-tocopherol and L-ascorbic acid on porcine embryos derived from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Theriogenology. 2006 Dec;66(9):2104-12. Epub 2006 Jul 31.
  17. Temporal effects of alpha-tocopherol and L-ascorbic acid on in vitro fertilized porcine embryo development.Anim Reprod Sci. 2007 Jul;100(1-2):107-17. Epub 2006 Jul 24. 
  18. Effects of combined expression of human complement regulatory proteins and H-transferase on the inhibition of complement-mediated cytolysis in porcine embryonic fibroblasts.Transplant Proc. 2006 Jun;38(5):1618-21. 
  19. The effects of Goami No. 2 rice, a natural fiber-rich rice, on body weight and lipid metabolism.Obesity (Silver Spring). 2006 Mar;14(3):423-30. 
Age-dependent expression of immune-privilege and proliferation-related molecules on porcine Sertoli cells.Xenotransplantation. 2006 Jan;13(1):69-74.
  曾以四大发明领先技术前沿的东方文明,在反思近五百年来的落伍与侮辱中,雄起焦虑确实成为从民间学者到政府官员的普遍心理问题。有各种学术主张为其诊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新教伦理”为依据,认为东方被“具有魔力的传统主义”所阻碍;也有追溯以大型灌溉系统为标志的东方农业文明,造就了延续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从而窒息了创新能力。在以高新技术为导向的21世纪,创新就有市场,创新成就国力,以创新为契机的科学技术项目层出不穷,以至与在黄的案发同时,另一起让人膛目结舌的“汉芯一号”事件,有机会曾为科学史研究中的绝妙对比案例,举国之手的无形之力在其案发前后的角色和意义将成为本案的另一篇论文,并行讨论。所幸的是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2007年2月27日)和百名旅美华裔学者关于科学争议的应对方案的公开信(2006年)明示了科学主流尚存。
  韩国政府的表示,可以作为新世纪科技的实用主义与经济竞赛的绝妙关系,阐述地淋漓尽致:韩国的干细胞研究却仍然需要继续,为避免已达到国际水平的干细胞研究技术被埋没,决定由科技部和产业资源部等制订并推进泛部门的综合计划,由政府和专家组成的有关专家组初步计划在2015年进入世界干细胞研究三强,占领全球市场的15%。这是目前韩国在全球电子与汽车所占份额的100倍。
  当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沦落为一个实用工具的时候,我们无法预期事态的运动式发展是否会使决策者般如愿以偿,一个确定的事实是,从十七世纪近代科学兴起到近百年诺贝尔奖的历史上,科学追求和活动超越职业与功利,夫妻搭挡,兄弟搭挡,祖孙搭挡,师生搭挡和名校搭挡蔚然成风,科学是大师的生活方式与家庭背景,科学思想在科学家的肉体里已经整合到基因,遗传并显性表达,成为血液,贯穿言行和气质。
  你准备好了吗?

  三.世纪之交的东西方学术话语权情结毁掉了大师机会
  翻开科技史经典著作,以欧洲为中心讨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科学思想的演变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和人类活动,已经形成相当自然的语境,以至不少西方学者也在呼吁东方文化的魅力,誓言破解“李约瑟难题”。但是,试图从文化演变的历史中点拨科学发展的迷径从来都是徒劳的,反之,机会一直就在面前。20世纪五十年代,当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DNA的秘密以后,或者从深低温冷冻技术创建,科学技术可以把握人类生殖与生存的愿望以来,宗教,哲学与科学的较量从来没有退火停顿,相比人类历史上每次天文学的重大理论出台,对于教庭势力和教条主义的冲击,历史的复制惊人地相象。与人工流产法案在联邦政府、议会和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再予以否决相似,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实验与应用研究至今无法获得联邦的支持与资助,而地方立法的效果和民间资助的合理性,可以不断招致各种政治正确的挑战。相对于生物医学的研究模式已经成为美国本世纪的开局之痛,人才、技术和项目的转移与流失,新加坡,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开放姿态,从一开始就集中西方科学巨人的软肋。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分子生物医学领域,真好与全球化,经济发展新理念,历史又赋予东方一次机会。1997年3月4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签署法令“禁止联邦政府机构拨款资助人体克隆试验”。10年来,此法案对全美所有的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全部关上大门,面对东方高举治疗性克隆大旗,如火如荼的胚胎干细胞研究,近年将法案修正为对已经建立的十几株胚胎干细胞研究予以联邦有限资助。东西方竞争进入新一轮白热化状态,包括学术界亦未能免俗。
  实话实说,诸如黄论文做假案,在生物医学界并非唯一事件,只是没有闹得如此纷纷扬扬而已。在科学研究经费有限,科研从业人员激增,科研成果周期加速以及科学专利汇报诱人的四项基本原则下,科研人员往往在项目申请,经费申请阶段,根据已有数据,合理化推断,大胆预测结果,在项目实施和论证过程中,或逻辑倒置,或角色重叠,或好大喜功,有意无意地越轨,往往让审编人员对结论性最终论文的判断,头痛不已。比如《科学》杂志编辑肯尼迪博士针对黄论文中的美方责任通讯共同作者夏腾教授辩解说,把美国学者作为共同作者,并不影响他们对论文的判断;。。。对论文的审核和发表,主要是基于对作者善意的信任。可见,美国作者的加入显然还是增加了他们的“信任感”。遗憾的事,事态发展至今,我们并未见到黄在匹兹堡大学的长期合作伙伴夏腾教授明确公开的说明,除了其在事发早期表明与此事保持距离的中止合作声明以外。作为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夏腾教授应该反复重复,独立确认过实验结果的特异性和可复制性,但是他的沉默与无语,他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主义,与我们即将讨论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已经可以确定是最好的个体化范例。
  2006年1月12日,美国《科学》在首尔大学调查结果宣布当天,立即宣布撤稿。此时,离首尔大学介入调查(12月18日)仅25天。在《科学》主编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的声明中,他反复强调,稿件撤除的最终证据是基于首尔大学的调查报告。编辑部对论文数据盖不负责,编辑部谨对《科学》的审稿人员和信任该杂志的其他独立研究人员企图重复该试验所花费的财力精力表示歉意。当然,他也披露,在黄涉及卵子伦理的2004年论文中,总共15名作者中有7人表示异议;2005年论文的全体作者同意了编辑部的撤稿决定。

THE FINAL REPORT FROM THE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NU) (1) has concluded that the authors of two papers published in Science (2, 3) have engaged in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hat the papers contain fabricated data. With regard to Hwang et al., 2004 (2), the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reported that the data showing that DNA from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line NT-1 is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 donor are invalid because they are the result of fabrication, as is the evidence that NT-1 is a bona fide stem cell line. Further, the committee found that the claim in Hwang et al., 2005 (3) that 11 patient-specific embryonic stem cells line were derived from cloned blastocysts is based on fabricated data.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the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the laboratory "does not possess patient-specific stem cell lines or any scientific basis for claiming to have created one." Because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SNU investigation indicated tha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he data presented in both papers is fabricated, the editors of Science feel that an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traction of both papers is needed. We therefore retract these two papers and advise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hat the results reported in them are deemed to be invalid. As we post this retraction, seven of the 15 authors of Hwang et al., 2004 (2) have agreed to retract their paper. All of the authors of Hwang et al., 2005 (3) have agreed to retract their paper. Science regrets the time that the peer reviewers and others spent evaluating these papers as well as the time and resources that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may have spent trying to replicate these results.

DONALD KENNEDY
Editor-in-Chief


  在长达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的历史中,弱肉强食的动物竞争意识还在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言行,尽管我们已经努力,做的很有上进心。对一种有自我意识,要求上进的物种来说,思考一下由游戏理论创始人约翰·纽曼(Joh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的零和(统吃统赢 ZERO-SUM)与非零和理论(利益重叠或双输双赢 NON-ZERO-SUM),恐怕不无好处。在全球化的今天,该理论倡导非零和累积(罗伯特·赖特 ROBERT WRIGHT),对面临新科技挑战的生命秘密(个体的和社会的)是更为系统化的行为方式。
  《科学》等的名牌杂志一向对争议论文和撤稿事件相当慎重。动则争论数年,很少屈服于有一边倒的舆论影响,起码促进了学术关注和监督。其中,最为著名的要算是因肿瘤病毒研究获1975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之一的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巴尔的摩教授。1986年4月,巴尔的摩教授与其合作伙伴,麻省理工大学特蕾萨加里教授在M《细胞》发表了论述重组基因小鼠在内源性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上变化的论文,文章数据完整,程序清晰,结论合理。一个月后,加里教授的博士后研究员欧图勒(Margot O'Toole),在仔细阅读实验室原始记录后发现论文中的关键数据在原始记录中无法找到,于是她对加里教授提出指控。学校认为此事属记录有误,不算作假。欧图勒不服,继续向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控告,但《科学》、《自然》、《细胞》等权威杂志拒绝刊登有关批评文章。此时已是1988年,1官司打到了国会,此时,巴尔的摩教授出面在公开信中担保加里教授的人品与工作,并反击NIH调查小组的恶意干涉科学研究,直到1991年,国会和联邦经济情报局的独立调查结果表明:实验的日期与加里教授记录的不一致。于是,巴尔的摩教授承认为加里教授辩护错误,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加里教授则被禁止10年内不得或得联邦经费资助。1996年,加里教授上诉成功,联邦卫生部推翻了作假结论,加里教授重新获聘任教,巴尔的摩教授出任加州理工大学校长。前后10年,澄清事实。
  以28天对10年,《科学》在黄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处理手法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对照。2007年8月,面临《细胞》发表的关于黄氏干细胞价值的论文,唐纳德肯尼迪作何感想。这一次,科学伦理的争议,已经不再仅仅是科学家对研究结果的罗列和操纵问题,而是东西方两大科学共同体面对数据、结论、荣誉、专利、市场乃至可能是地球控制权的正面碰撞,从学术话语权之争到市场控制权之争,从个人道德伦理约束到科学共同体利益行为伦理之争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太平洋上论英雄还是作游戏,其实就是个零和与非零和的问题。
  公共卫生思考要从公众社会开始
  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50年前,科学史大师萨顿去世,留下四个遗愿:科学思想的统一性原则;科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东方思想的高度重视;宽容和仁慈特质的极度需求。在黄禹锡事件的分析中,科技发展的周期更短,信息交流的速度更快,生物医学技术在分分秒秒中进步,其点点滴滴的成就都是企业家眼里的财富密码。而从事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专家有必要从科学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主动把握预防医学干预的窗口和方向,比如潜在的人类危险因子的来源,比如科学信息的泛滥与大众健康教育模式的适应,等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首先是社会学,同仁们也要与时俱进。

(本文由科学史论文改编,谨以此文珍藏回国访学的日子)

 

 

20080705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