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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不掉的黄禹锡和抢不来的话语权

方益昉

 

  2007年11月是一个令人感慨的岁月,黄禹锡被废掉500天之后,达利教授功成名就;600天之后,体细胞克隆猴胚胎出笼,"基因鸡尾酒"诱导的干细胞上桌,三项突破技术全部被美日科学家尽收囊中。

  历史往往是一位意想不到的幽默大师。
  2007 年11月14日,《自然》杂志宣布,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的国立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科学家沙乌科莱特·米塔利波夫(S. Mitalipov)率领的研究小组,成功克隆出猴胚 胎,并从中获得两批胚胎干细胞,研究人员从克隆胚胎中已经培育出成熟的猴子心肌细胞和大脑神经细胞。该中心前负责人唐·沃尔夫(T.Wolf)说,米塔利 波夫的研究基于显微技术,而没有使用紫外线灯光和有色溶液,因为后两者对于灵长类动物的卵细胞具有破坏性。这一体细胞克隆技术首次突破了人体克隆的关键障 碍,人类应用临床细胞治疗的时间可能在未来5~10年期间。他小心而巧妙地评价了该成果:"我们在这方面首开先河,尽管这个领域因韩国的造假而被污染。韩国的研究可能有一定的有效性,我们的研究报告将成为首份有关灵长类动物医疗克隆技术的文献。"黄禹锡的工作再一次在本月克隆新闻的报道中被反复提及。
  事实上,早在今年8月,《时代周刊》科学专栏就在同行面前展示了其专业素质,该专栏的美籍韩裔专栏记者爱丽丝·朴(Alice Park)跟踪报道的黄禹锡博士科研做假事件获得意外进展,做出了及时的科学新闻与评论。哈佛大学乔治·达利(George Daley)教授通过当天刚刚发表在《细胞》上的一篇论文宣布:2004年,由韩国胚胎干细胞专家黄禹锡博士建立的人类疾病基因胚胎干细胞株,已被该研究团队确认,这些细胞株的建立方法是不含外源性基因污染的单性繁殖胚胎干细胞,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传统的SCNT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成功率仅为3~5%,而胚胎干细胞的单性繁殖成功率高达20%,向糖尿病,帕金森氏病,早老性痴呆综合症和脊椎神经损伤等细胞治疗的目标,又大大迈进了一步。
  在宣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达利教授也不无可惜地对记者表示,2005年,巅峰时期的黄禹锡博士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自己科研内容的价值,就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法顾及科研数据的分析,制定下一步科研方向。而同时,许多西方学者却从中看到了一丝曙光。正如斯坦福大学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培勒教授(Renee Reijo Pera)所言,黄禹锡事件大大影响了细胞核转移研究,其实,只要在当时认识并报道了单性繁殖成果,他的工作将遥遥领先,这些成果将使黄成为真正的科学大师。
时至今日,如果你到《科学》杂志的网站上去查阅黄禹锡的那两篇论文,电子版论文篇名上面那行刺眼的红字依然存在--"这篇文章已被撤销"。从被宣布作伪,到被同行重新认识,期间仅仅相隔了500天。那么,到底这中间发生过什么样的状况,让今天成为《时代周刊》新闻明星的,不是韩国的黄禹锡博士,反而是美国的达利教授?
  我们不由要想起一个人:"巴尔的摩事件"的主角巴尔的摩(D. Baltimore)教授,因发现逆转录酶能将核糖核酸(RNA)逆向转录为脱氧核糖核酸(DNA)而获197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当时他才37岁。
  将学术争论视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必需途径,不屈服于一边倒的舆论影响,曾是《科学》等名牌杂志的一贯做派,他们对争议论文和撤稿措施更是相当慎重,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就要算"巴尔的摩事件"。1986 年4月,时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巴尔的摩教授,与合作者、MIT的嘉莉(T. I. Kari)教授,在《细胞》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重组基因小鼠内源性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变化的论文,文章数据完整,程序清晰,结论合理。一个月后,嘉莉的实 验室同事、博士后研究员欧图勒(M.O'Toole)在仔细阅读原始实验记录后发现,论文中的关键数据无法在原始材料中找到,于是,她向有关方面对嘉莉教 授提出实验与论文作假的指控。但MIT认为,此事仅属记录有误,不算作假。欧图勒不服,继续向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控告,《科学》、《自然》、《细 胞》等权威杂志都拒绝刊登她的批评文章,巴尔的摩教授也拒绝声明撤回该论文。1988年,官司打到了国会。巴尔的摩教授在一份公开信中全力担保嘉莉教授的 人品与工作,并反击NIH调查小组的行为是恶意干涉科学研究。直到1991年,另一个国会和联邦经济情报局的独立调查结果表明:实验的日期与嘉莉教授的记 录不一致。至此,巴尔的摩教授才承认自己为嘉莉教授的辩护有误,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职务,并撤回论文;嘉莉教授则被禁止10年内不得获取联邦研究经费 资助。1996年,NIH的另一个独立调查小组,再次推翻了对嘉莉的全部19项指控,嘉莉教授重新获聘任教,巴尔的摩教授随后出任加州理工大学校长,历时 10年的科学声誉维权道路算是告一段落。
  把巴尔的摩的陈年往事翻出来,并不是去评判这位出色生物学家的是非短长。以今日相对于当初,《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处理标准和手法很不寻常,与巴尔的摩事 件形成了一个显著对照。针对科学家、科学方法和研究结果的争论后面,正是新世纪东、西方两大科学共同体面对数据、结论、荣誉、专利、市场乃至全球控制权的 首次正面碰撞。非常不幸的是,黄禹锡在关键一役中丧失了主动权。21世纪刚过去几年,生物技术领域已经风雨交加, 硝烟四起。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联姻,科学家与企业家身份重叠,出现了科学进程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即便是作为科学史大师的乔治·萨顿也不曾料到,科学的 统一原则、人文精神、仁慈宽容和东方智慧,在他身后的半个世纪,已经不足以构成建筑科学大厦的全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