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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4月14日《新京报》


当科学面对法律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100871)

 

  如果法院在现在审理邱氏鼠药案,结果会怎样?坦率地讲,很难说。无论在1993年底还是在14年后的今天,人们对这个案子都有许多疑惑,迄今没有定论的是,邱满囤的鼠药到底是否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氟乙酰胺?
  这场名誉权案,一审法院支持老邱关于科学家侵权的主张,而二审法院不支持老邱的主张,初看起来,这样一个案子说明不了什么大问题。可是这个离奇的案子在一般公众看来,或者被某些人塑造为、解读为“科学与伪科学”、“科学家与无知农民”之间的一场较量。这种解读是有问题的。
  如果当初科学家更谨慎些,做更全面的调查、检测,并以另外一种方式投诉老邱;如果老邱不以名誉权起诉科学家;如果二审法院不是简单地把最为关键的事实问题推到一边,那么老邱的人生轨迹会怎样,科学精神的普及会怎样,今天的鼠害会怎样?
  逻辑上有一种可能,邱氏鼠药并没有使用氟乙酰胺,而市场上假冒的邱氏鼠药使用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没有排除这种可能。设想一下,如果有关部门再次就真正的邱氏鼠药进行鉴定,并真的鉴定出了含有氟乙酰胺,二审法院就有了极好的说辞和法律、法规依据来做出判决,老邱也就没话可说了。如果说要讲究彻底的科学精神和严格的法律公正,二审阶段应当做这样的鉴定工作。当时诉讼的双方很不对称,法院面对来自大批科学家的很大压力,而来自老邱一方的压力小些。做这样一种鉴定工作,并不困难,花费也不多。但是正因为没有公开讲再做鉴定的事情,人们就有可能猜测。
  如果科学家讲的不是科学事实呢?在科学意义和法律意义上,人们均不能先验地假定科学家一定实事求是,即使主观上想讲真话。因为科学家也可能犯错误,科学家对事实的认定也是可以不同的。
  现在,真相已经很难还原。不过,这样一个案子见证了中国科学化、法制化的进程,还是值得回忆的。它至少明白无误地向国民展示了:(1)科学可以与法律相遇,科学(家)有可能成为被告。(2)“科学”不能仅仅因为其堂皇的名字而自动获得权威、真理、正义,对科学(家)合理性的辩护不能仅仅依据科学(家)。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当科学与法律相遇时,要尊重科学更要尊重法律。
  理性精神,或者真正彻底的“科学精神”,是一种追求严格、完美的精神,它一切严肃文化、建制所追求并且可以获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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