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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5月6日《中国图书商报》


一本适宜西方成年人和中国青少年阅读的书
——《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

江晓原

 

  通常我们习惯于认为,与青少年相比,成年人有权阅读更为开放的书籍;与中国读者相比,西方读者有条件阅读更为开放的书籍。因此,一本书竟然会同时适宜西方成年人和中国青少年阅读,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这本《中国的女性与性相》真的就是如此。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有年,蔚为大观,已经成为该社的重要品牌。其中仅“女性系列”就已经积累了十余种,这本《中国的女性与性相》就是这个系列中的新品之一。
  本书作者艾华(Harriet Evans),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博士,威斯特敏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30多年前曾作为学生在中国学习,与一些中国女性结下了友谊,这种友谊此后一直得到保持和发展。这当然对本书的写作有很大帮助,但也可能给她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例如,她在引用参考文献时,似乎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一些影响很大的文献未见引用,而一些不太有影响的文献——也许就是来自她熟悉的朋友——却被反复引用。
  艾华试图描述中国“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这个副标题相当吸引人,因为研究中国的著作往往以1949年为界,中国人的著作更是经常只写到这一年,这个界限之后的年代经常被推托到“今后的研究”中去。
  此书原版出版于1997年,作者试图描述的,是新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女性与性相”。“性相”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陌生的词汇,原文Sexuality,通常译作“性征”、“性欲”、“性能力”等等,看来译者也是依据书中内容,勉为其难将它译成“性相”的,因为上述三种译法所对应的内容,都不能算书中的主题,却又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更确切的还是本书副标题中的“性别话语”四字,基本反映了本书论述的主要内容(原书副标题就是: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说老实话,我的感觉,这是一本相当严肃——甚至有点乏味——的书。
  尽管艾华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当她注视中国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变迁时,对于她这样一个西方人,无疑仍然是让她兴味盎然的;因为书中所描述的内容,对于那些想了解当代中国的西方成年人——也许他们想和中国做生意,或在中国开展文化事业——来说,是有意义的,至少这可以增加他们的新知识。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的中年人来说,这些都只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他们曾经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日常事件而已。也许他们没有像艾华那样对这些日常事件进行时间排序,试图从中看出演变、趋势、意义之类的东西,但毕竟这些“性别话语”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只是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比如所谓“70后”、“80后”)来说,艾华书中那些关于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的性别话语内容,才可能是新鲜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这本《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称为 “一本适宜西方成年人和中国青少年阅读的书”。
  不过,性别(Gender)视角的引入,或许给本书带来了新的见解——尽管不一定正确。例如,艾华认为,在中国,“让女性负担维持婚前性行为标准的责任,一直是1949年以来性表述的一个主题”,而在婚姻中,女性的这种责任甚至更加重大。“似乎女性是性道德和家庭和谐的动因,因此,违反了这个角色而产生的婚外性行为,或者保持独身,可能会破坏和谐的基础。”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上述说法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是很难成立了,因为男女平等的观念毕竟已经深入人心。
  倒是作者的另一个见解,相当具有参考价值。她认为,中国的主流话语坚持将性行为模式分为“正确”和“错误”,或者“合法”与“不合法”,并且“给予一夫一妻的婚姻一种优先权”,认为只有它才应该是“产生所有性行为和性经历”的场所和中心;这就使得女性失去了选择“无论是不结婚、在婚姻之外有情人、还是拒绝异性恋关系”等等方式的合法空间,“它否定了其他描述女性性行为的可能性”。
  只是,如果将上述见解中的“女性”全部置换为“男性”,又有什么不能成立的地方呢?那么这样的置换,是不是意味着“性别视角”的架空呢?

 

 

20080509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