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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媒体发挥正确作用了吗?

尹传红
(大众科技报社,北京 100081)

 

[摘要] 食品安全领域风险频发,主要与企业行为失范、政府监管不力和公众监督乏力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标准、信用和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单薄与苍白。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畅通的信息监测和通报网络体系,逐步形成统一、科学的食品安全信息评估和预警体系,及时研究分析食品安全形势,对食品安全问题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整治、早解决。
[关键词] 食品安全,风险,消费警示,反应过当,科学认识


引 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也是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的根本要素。伴随着“农”与“食”之间距离的扩大,以及食品生产、加工和供应的日趋多元化、复杂化,食品安全形势也日益严峻,乃至成为牵动亿万人民心弦的公共话题。这在2006年一年中显得尤为突出。
  2006年春以来,陆续在各地发生的 “瘦肉精”事件、“福寿螺”事件、“红心鸭蛋”事件、“多宝鱼”事件、“劣质大米”事件层出不穷,令国人对自己的米袋子和菜篮子高度焦虑。进入2007年夏天以后,食品安全问题已然超越国界,牵扯出口贸易乃至影响到国家的声誉,经济利益的损失则更不待言。
  食品安全领域风险频发,主要与企业行为失范、政府监管不力和公众监督乏力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标准、信用和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单薄与苍白。从媒体观察的角度,也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媒体对多起食品安全事件的披露,在增强信息透明度、发出消费警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恐慌和信任危机,加剧了公众对食品的风险焦虑。 
  最近几年里,各种媒体不断地爆出令人不寒而栗的食品安全事件,以致一本在对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民以何食为天》指出:食物这个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天”,被撕破了。
  2006年3月19日,东莞黄江镇欧某因喝猪肺汤导致“瘦肉精”中毒死亡。5月25日,东莞沙田银通玻璃厂上百名员工因吃了工厂食堂做的猪肺而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瘦肉精”中毒迹象。2006年9月,一批来自浙江海盐县“瘦肉精”超标猪肉和内脏导致上海9个区336人次中毒。
  “瘦肉精”是一种学名为盐酸克伦特罗的强效选择性β2受体兴奋剂,饲料中添加了该药物后,可使畜禽生长速率、饲料转化率、胴体瘦肉率提高。但其毒性可残留积聚在猪、鸡等动物体内,人食用这类肉品和内脏后即可引起中毒。农业部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瘦肉精”养殖生猪。但据调查,添加“瘦肉精”是养猪多年来的潜规则,而监管部门似乎无力遏制。 
  2006年8月下旬,北京蜀国演义酒楼惹出沸沸扬扬的“福寿螺”风波。截至8月23日19时,北京因食用凉拌福寿螺肉而得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患者已达87例,患者纷纷向酒楼提出索赔,引起社会强烈关注。食品专家指出,福寿螺以及其他淡水产品如加工加热至熟透,可以杀死隐匿其中的广州管圆线虫等寄生虫的幼虫,而生食或半生食被寄生虫幼虫污染的食物造成患病几乎无法避免。
  肇事酒楼负责人辩称:其厨师是因受到《四川烹饪》杂志一道名为“怪味田螺”菜品的误导,才会出现菜品加热时间不够,从而致使众多消费者染上广州管圆线虫病。这一说法遭到了《四川烹饪》杂志的驳斥,他们认为杂志上所推介的“怪味田螺”烹饪技法是科学的,成菜味道是鲜美的,食用也是安全的。福寿螺肇事酒楼后来被罚41万元
  2005年“苏丹红”曾经在国内外掀起巨大波澜,事隔一年,它再一次出现在北京的餐桌上。2006年11月12日,据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周报》揭露:北京市场上一些色泽鲜艳、卖相好的红心鸭蛋,含有有毒工业染料“苏丹红四号”。这些红心蛋冒充河北白洋淀出产,宣称是在白洋淀散养的鸭子吃了小鱼小虾后生成的。
  随后,央视记者前往石家庄平山县、井陉县的数十家养鸭户和养鸭基地调查时发现,当地养鸭户都在鸭子吃的饲料里添加了一种神秘的“红药”,生出来的鸭蛋呈现鲜艳的红心,而且加得越多鸭蛋心就越红。当地人都把这种加了“红药”的蛋叫“药蛋”,自己从来不吃。11月14日,国家质检总局紧急布置全国开展鸭蛋、鸡蛋等禽蛋制品中苏丹红的专项检查,组织开展禽蛋制品中苏丹红和禽肉制品中苏丹红两个专项国家监督抽查。15日,卫生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紧急查处红心鸭蛋。北京、广州、河北等地相继停售“红心鸭蛋”。 
  “红心鸭蛋”事件还没结束,多宝鱼事件又接踵而至。2006年11月中旬,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严重消费预警,称在近期专项抽查中发现30种多宝鱼样品药物残留全部超标。这一消息发布后,北京市食品安全办迅速组织对北京全市水产批发市场内销售的多宝鱼进行全面抽检,抽检结果同样显示,在样本中检出兽药残留、孔雀石绿等违禁药物。
  11月20日,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停止销售多宝鱼。紧接着,广州市食品安全办正式发布信息,由广州市农业部门抽检的13个多宝鱼样本,全部不同程度地被检验出含有硝基呋喃类代谢物、环丙沙星、孔雀石绿以及土霉素等,随即广州市批发市场、肉菜农贸市场等流通领域以及餐馆酒楼被责令停售多宝鱼。 
  此外,还有对于炸薯条中的反式脂肪酸、啤酒中的甲醛等等“小”问题的争议也是接二连三。这些“问题食品”经媒体披露后,在给公众带来恐慌、不安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各类食品“多米诺骨牌”式的信任危机和风险焦虑。以至有论者提出:在众说纷纭的“毒”与“无毒”、“有害”与“有益”、“安全”与“风险”中,公众应该相信谁?是媒体呈现了风险议题,还是媒体引发了风险?媒体是增强了风险的社会能见度,还是加剧了公众的风险焦虑?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作为现代民主的根本要求,公众的知情权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信息公开不仅是相信和尊重人民群众、显示政府权威和自信力的表现,而且也是稳定局面、消除谣言的良方。因此,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和公众发布有关食品安全的重要信息、报道紧急重大突发情况,是应该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媒体报道注意科学区分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助于稳定公众情绪,消除社会负面效应,避免反应过当。
  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固然令人忧心,但也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理性、客观、公正地看待。
  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可分为三类:一是违法犯罪类(包括制假、贩假),如“阜阳劣质奶粉”、滥加苏丹红等;二是子虚乌有类(包括受假冒产品株连的事件),如“三鹿”奶粉事件、海南毒香蕉事件、蒙牛袋奶被投毒事件等;三是生产质量偏离类,即有的食品生产企业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工艺流程不够完善,操作不够规范,或原料来源有问题,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如雀巢奶粉碘超标事件。 
  针对以上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有关部门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媒体大体上都能及时地予以跟踪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既对消费者负责,又减少了对企业的不合理伤害,同时节约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成本。比如,对于第三类事件,通常的情况是:只要企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出现的问题,借助媒体及时向公众做出解释和说明,提出解决问题和改进的办法,事情往往能够得到圆满解决,不利影响也逐渐会被消除。
  对于问题严重得多的第一类事件,有关部门的态度和应对措施、新闻媒体的介入和处置,对稳定公众情绪、消除社会负面效应所起的作用尤为关键。 
  2006年11月中旬,河北“红心鸭蛋”事件披露后,广东省农业厅高度重视,积极应对:一是厅办公室和饲料办及时与各大报刊、网站记者沟通,如实介绍该省相关情况,并倡议实事求是的宣传报道;二是畜牧办及时发出紧急传真给红心鸭蛋主产区畜牧局,要求就红心鸭蛋的生产销售情况进行调查和加强监管;三是市场信息处及时组织江门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对当地生产的鲜、咸鸭蛋进行抽查检测,同时布置茂名、阳江畜牧局进一步对当地产红心鸭蛋进行抽样送检。
  省农业厅还倡议各有关部门、媒体和消费者应该科学地看待红心鸭蛋:一方面,红心鸭蛋的营养价值与普通鸭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捧;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红心鸭蛋都有问题,没有必要闻红心鸭蛋色变。媒体也不应过多渲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以保护消费者与正规生产者的合法利益。
  同时,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1995年确定,苏丹红属第三类致癌物质(即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对人有致癌作用的物质),它能够使老鼠和兔子患癌症,但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对人有致癌作用。由于苏丹红诱发动物肿瘤的剂量远远高于人体可能摄入量,因此,偶然摄入含有少量苏丹红的食品对人体造成危害的可能性较小,但如果长期大剂量摄入会增加人体致癌的危险性。此次查出鸭蛋中的苏丹红含量也远未达到影响人体健康的程度,因此消费者不必恐慌。
  广东省农业厅采取的以上措施,确实达到了预期的“安抚”效果,有效地避免了消费者因恐慌而导致的“反应过当”。而在其他一些地方,由于当地媒体的新闻记者在报道苏丹红事件时,不注意挖掘科技新闻背后的知识背景,只是就事论事突出强调苏丹红可能致癌的特性,引起了公众的误解和恐慌,这就失去了报道事实时公正、客观的立场。
  食品安全工作关系到群众的生命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怎么抓都不为过。而食品安全信息事关重大,媒体在发布此类信息时再怎么谨慎也不为过,特别要避免的是偏颇、炒作和误导。同是在2006年、也同是发生在广东的另一件事所产生的另外一个效果,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2006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广州三大超市蔬菜农药检测报告”,认定在广州市万佳、百佳和家乐福三家连锁超市所销售的蔬菜和水果中,超过八成半有农药残留、两成半含非法农药残留。然而,这一结果与农业部以及广州市工商局、食安办(后来)所作的检测结果不一样。
  由于当地一些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在未经权威机构鉴定、核实的情况下就抢先刊登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消息,并在后续报道中推波助澜,结果引发了当地消费者的食品危机感。虽然后来绿色和平组织认可广州市政府对蔬菜的检测结果,承认两者差距主要是受调查样本、检测方法和季节因素等的影响,但先期发布的消息已经扩散开来,产生的不良影响已难以挽回。

  三、在媒体上发布的有关食品的安全预警体现了“人文行政”,有助于指导并提示公众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害。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公众受媒体报道的影响很大。因为媒体对风险信息的采集、分析与判断,提高了潜隐风险的社会能见度。当然,由媒体来曝光食品安全隐患,最后虽然也能暴露和解决问题,但同时也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毕竟,由于媒体的专业和视野所限,它对问题的发现有时往往是滞后的,比如经常会等到问题比较严重时才去关注,而此时,危害已大规模扩散,许多人的身体健康可能由于毒害的长期积累,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危险。
  因此,有媒体呼吁:在正常的食品监管体系下,监管者应该永远走在媒体之前,以自己专业的素养在第一时间发现隐患所在,并借助媒体的力量“广而告之”。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预警”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除了已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检测分析后公布的食品安全隐患信息已越来越多。这种体现了“人文行政”的安全预警,有助于指导并提示公众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害,应该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福寿螺和多宝鱼的警示就是典型的例子。
  2006年8月19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发布紧急预警:谨防由于摄食生鲜水产品而导致的食源性寄生虫病;建议全市餐馆酒楼不要制售生食或半生食淡水产品;市民不要直接食用生鲜或未经彻底加热的所有包括福寿螺、鱼、虾、蟹、蛙等在内的水产品。
  就此,有媒体发表评论指出:食品安全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而对于人命关天的事情,各级政府往往处理起来不仅及时果断,而且措施严厉。但北京相关部门没有沿用我们过去所习惯的“行政禁令—整顿—开禁”的做法,而代之以不具有强制力的提醒、建议等行政指导手段。这一政府行为方式上的变化,折射出政府职能转变和施政理念上的进步。
  而且,在这简单的转换背后,还暗含着一个深刻的理论假设,即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每个人都是具有理性精神的“经济人”,只要政府利用自身的知识、信息和政策上的优越性,对公众进行有说服力的启发和提醒,公众自然会做出符合自身利益同时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抉择,从而把公民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试想,当政府部门用真实的数据和相关医学知识对生食水产品的危害进行宣传和劝诫,公众谁不为自己的健康安全负责呢?当公众自觉不食用生食水产品后,失去市场的餐馆自然就不会再去做没有顾客的生意。如此一来,尽管政府部门没有对生食水产品使用禁令,但通过有说服力的指导同样能起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四、在媒体上发布的针对某些专家解说的质疑和争鸣,提高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度和科学认识。
  继多宝鱼之后,又有水产品卷入食品安全风波。香港特区食物安全中心2006年11月27日公布的蛋类及淡水鱼样本最新化验结果显示:18个不同种类淡水鱼样本中,有两个桂花鱼样本发现含微量孔雀石绿,并因此呼吁市民停食桂花鱼。而广东省食品学会副理事长、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永泉则分析说,尽管我国规定不得在水产品中检出孔雀石绿,但市民不必为本次事件恐慌,因为微量的孔雀石绿离致癌还很远。对于“红心鸭蛋”的相关问题,也有专家站出来“说话”…… 
  对于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后的“专家发话”现象,媒体上多有评论。但陈永泉教授这次“发话”却遭到了包括网上言论在内的许多批评,因为他以专家身份说出的“不必恐慌”的提醒是跟“问题”新闻同时见报的,而且他的解释在读者看来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既首先承认“我国规定不得在水产品中检出孔雀石绿”,又以“微量的孔雀石绿离致癌还很远”为由让大家放宽心。
  另外,这位专家的另一个身份——广东省食品学会副理事长也让人起疑:既然是食品学会的副理事长,当然就应该为保持食品行业的稳定和利益鼓与呼了。如果大家都在一段时间内不吃桂花鱼乃至其他的水产品了,食品行业的损失会有多大?身为食品学会的副理事长又情何以堪? 
  有读者指出: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消费者最想知道的是“如何才能避免吃到问题食品”以及“问题食品对人的伤害到底有多大”等现实问题。他们并不想听到诸如“微量的孔雀石绿离致癌还很远”之类的安抚之语。再说,“微量”并不足以构成消费者和职能部门无视其危害的原因,因为“微量”是可以累加的。所谓“勿以恶小而为之”,处理关系健康生命的问题必须谨小慎微。
  所以,当食品安全有“不可知”的不确定性时,专业人士、有关部门和媒体须谨慎对待,不断提醒民众事态的发展进程,充分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而不是以含糊其词的“消费者不必过分担心”来搪塞,把风险的皮球又踢回给了民众。 
  这位读者认为,我们的少数专家,面对食品安全危害事件,不但没有做到在危机爆发之际,及时提醒民众,来抵制不安全食品流入口中的可能性,反而出于某种行业、部门利益考虑封锁消息,或发布“自证清白”的信息,结果很可能会造成对消费者权益的进一步伤害。  
  明摆着的现实是:食品是否存在安全问题,对一般消费者而言,事实上是很难判断的,只有通过专家和专业检测机构去“抽查”各种食品才会得出确切的结论。在出现“疑似”问题的食品、药品以及其他事物上,有关部门应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只要尚无法严格证明其风险存在于何处,会给民众带来什么样的危害,这些食品或药品就不能够进入民众的身体。这个原则应该成为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只能坚守,不能有丝毫放弃。
  如果一些“专家”屡屡以“不必担心”的托词,来删除民众对事件真相探知的渴求,民众最终只可能形成对“危机公关”的逆反心理,这对妥善解决食品安全事件的社会影响,有百弊无一利。 

  五、公众的食品安全素质整体不高,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渠道有限,食品科普知识的有效传播亟待加强。
  人们常说的食品安全有三个方面:从数量的角度,要保证供需平衡,满足食品数量的需求;从质量的角度,要求食品的营养结构合理,优质卫生无污染;从发展的角度,要求农产品的获取要注重生态环境的良好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然而,对于到达餐桌上的食物,公众已很难知道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从上游的农业到中游的食品制造业、食品流通业及外食产业,最后到达下游的消费者,涉及影响其中的各种制度、行政措施、食品等相关技术的革新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食品系统。食品安全监管难度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从田头到餐桌链条长、环节多。其监管重点,也已从最终产品的检测,过渡到生产经营的全程控制,建立从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公众的食品安全素质整体不高,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渠道有限,食品科普知识的有效传播亟待加强。近年来已经发现,一些生产商对某些防腐剂施以“隐身”术(如不将所含的“苯甲酸钠”注明为防腐剂),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消费者获取充分、有效的专业知识,以达到垄断信息的目的,由此确保其产品销售“顺利”进行。
  还有一些生产商利用消费者崇尚“绿色”、“纯天然”、“无公害”的心理,大打营销牌,但其产品包装竟然没有任何关于“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认证标识。而一般消费者对“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概念也不甚明了。
  事实上,绝对安全的食品是不存在的。有营养学专家指出:媒体上大量的“致癌”事件,混淆了“食品中含有害物质”与“食品有害”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不管是大闸蟹里的硝基呋喃,还是红心鸭蛋里的苏丹红,抑或多宝鱼体内的违禁药物,就暴露量而言,都与致癌的标准相差很远。
  应该让公众知道的是,人体在食用了有害物质后便开始对它们进行代谢。即便是食用了低剂量的“毒物”,人体自身的代谢功能也能很快地把它们解决掉。根据经验判断,专家认为,食品中有害物质的致癌性远低于不良生活习惯的致癌性。而传播营养知识和食品安全信息,也就是传播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过,消费者对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食物中毒等意外,的确很难确认究竟是食品加工、流通过程中发生了问题,还是食品本身的问题。他们需要知道吃什么健康、吃什么有问题,在哪里能够找到确切的答案。总之,他们需要及时、准确、清晰、权威的食品安全信息,这一方面是使其消费行为更加科学和理性,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和判断,一方面是能够规避消费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害,预防或保护自身的安全。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畅通的信息监测和通报网络体系,逐步形成统一、科学的食品安全信息评估和预警体系,及时研究分析食品安全形势,对食品安全问题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整治、早解决。
  同时,应运用多元化科技传播手段,加强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公众的食品安全素质,引导大家去选择安全食品并合理消费,揭露食品安全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真正做到放心消费。
  在以上方面,媒体无疑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要评价媒体在食品安全方面有没有发挥正确的作用,要看媒体是不是在运用危机报道的原则下,以“雷达”、“显微镜”、“指南针”的三重关系来确立自己在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上的角色地位,即“雷达”先行,搭建沟通的桥梁;“显微镜”透析,切中要害;充当“指南针”,正确引导舆论。应该说,这也是媒体的职责所在。


作者简介:《大众科技报》总编室主任,主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Email:asimov19790319@yahoo.com.cn 


参考文献
[1]王平,让公众免于对食品的恐惧,改革内参·观察版,2007年(20):22
[2]黄舒屏,从食品安全看媒体的角色定位,科学新闻·学术周刊,2007(16):19-20
[3]方玄昌、秦轩,不安的食品,中国新闻周刊,2007-08-13
[4]李珊珊,食品安全:餐桌上的理性,牛顿科学世界,2007(2):4
[5]毕舸,微量孔雀石绿不必担心,新京报,2006-11-28:2
[6]刘行,食品安全预警体现“人文行政”,新京报,2006-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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