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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及“主持人手记”经编辑做了删改后,刊于《科普研究》2008年第2期“随笔”栏目。以下为未删改的原文。)

 

·随笔·
[主持人手记]

  “寓教于乐”这个词儿人们常挂嘴边,但真正落实起来,却不容易。比较典型的例子,是CCTV10频道的《走近科学》与《探索发现》。这两个栏目推出伊始,舆论一片叫好声。但没过多久,它们就因某些节目的故弄玄虚乃至耸人听闻,而遭到了一些观众和网民的猛烈抨击。
  据说,节目制作者这么做的初衷,是想借力“好看”而吸引眼球,当然也是迫于收视率这根内部考核大棒的压力。有人为之辩解说,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能把观众的视线往"科学"上引已属难得,何必苛求?还有人提出,大多数人其实永远只对三类信息感兴趣:一类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类是自己认为有趣且能获得愉悦的,此外就是兼有前两类特点的。因此,只要不违反科学知识(含理论)和科学精神,不违反基本社会风俗道德,怎么好玩就应该怎么来。
  上述观点或主张,既涉及科学与娱乐两者关系的认识问题,又提出了一个事关科普或科学传播的策略和效率问题。在我们传统的意识里,科学和大众娱乐似乎难得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我们不是将科学神圣化,就是将科学实用化,而很少考虑是不是可以从科学中发掘出趣味来,或让其提供甚至“制造”智力上的娱乐,以(在客观上更有利于)达成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的效果。
  《科学之曲线传播》这篇随笔借助电报传入中国的“老”故事提醒我们注意,科学传播也要“看人下菜碟”。菜的贵贱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内容要与传播对象相契合,要“投其所好”,亦即得注意方法和实效。作者也点到“科学败给迷信”并非虚传,若要让人们对科学有“好感”而不是远离科学,真得好好“做准备、动脑筋”。文中有些话可能比较刺耳,不太中听,但是其中提出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深长思之。
  《科普研究》认同“包容、开放、理性”的办刊品质,“将给一切有志于中国科普事业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同等的话语权,力争成为一个多元化思想观点交汇、碰撞、反应的容器”(见上期本刊“主编寄语”);上期“主持人手记”也谈到,本栏目刊发文章观点或主张“未必是绝对正确,但希望能够留下思考的空间”。欢迎大家对本栏目文章批评指正,展开讨论。

本栏特邀主持人 尹传红

 

科学之曲线传播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100871)

 

  “卖什么就吆喝什么”,直接,但未必奏效。当下,科普被抬到很高的地位,国家还颁布了有象征意义的《科普法》。有识之士似乎也都认识到,科学技术这东西,十分地重要,是撬动历史车轮的杠杆,是维护政治政权和国家独立的最基本力量。于是,在(西方意义上)科学落后、科学精神十分匮乏的中华大地上,快速传播科学技术是应有之义,无需更多讨论。要做的只是坚定信心,快快传播!
  但是,别忘了,一种异域的文化(作广义的理解),在一块新的土壤上传播、流行,困难常比想象的要大,一百年的功夫距离达到效果恐怕还差得远。当年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福音,信心是有的,如“使中国皈依基督,哪怕花上一千年”(约翰·安杰尔·詹姆斯的话);但也不得不走迂回的线路,或者用些“药引子”。为了让紫禁城的皇帝对上帝感兴趣,就先用西方有科技含量的钟表、玩具等引诱其感兴趣。通过玩具而技术,通过技术而科学,通过科学而文化,通过文化而上帝。效果非常显著,有个皇帝差点入了基督教。这时候,科技最终是为传福音服务的。
  待到直接传播科技,再拿什么为媒介、药引子呢?答案是,从社会、传统、文化中寻找,并且不能指望通过直来直去的线性传播就能解决问题,而要考虑非线性传播、“曲线救国”。
  最近有人邀我担任五集广播剧《跨越空间之梦》的科学顾问,其实我对电报电话的技术史并无研究,不过这让想起电报这项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1844年,美国人莫尔斯架设了64公里长的电线,电报技术实验成功,电报机一时成了轰动全美的消息。[1]将近30年后,丁韪良(W.A.P. Martin)在京师同文馆教十名中国学生英文的同时,还自带设备开设了电报使用与管理的课程。丁韪良原来是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一个"中国通",1869年在赫德的推荐下,出任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1898年又被授予二品顶戴,任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前身)总教习。丁的传记《花甲忆记》中讲述了一则关于电报的故事。
  在上电报这门课前,丁韪良请总理衙门的官员到丁家见证一下发电报的实验。但恭亲王派来的四位官员观察丁实验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理解或有兴趣的迹象”。[2]其中一位翰林还轻蔑地说,中国帝国四千多年没这电报这玩艺也照样是泱泱大国。凭多年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这并不太令丁吃惊,但当丁给这些大官看一些小儿科的玩具时,“他们却显得兴致盎然,花了很多的时间来钓那些磁性鱼,或是引导及追逐磁性鹅,并被这种新奇的游戏逗得哈哈大笑,”这自然让丁教习大发感慨:“在文学方面他们是成人,而在科学方面,他们却仍然是孩子。”[3] 这件事又不能不令我们回想起几年前诸多高级领导在秘书的先期考察之后正式观赏特异功能表演、见证水变油实验等等科学故事。各种领导对科学不能说没有兴趣,但要考虑他们是对科学的哪些部分、哪些层面的东西感兴趣。
  不同等级的领导,也表现得不同。丁韪良在传记中接着说,他怕高级官员对电报有偏见,就主动请求把电报带到衙门安装好,亲自表演给大臣们看。丁发现,“那些老大臣们几乎跟前面那四位官吏一样孩子气”,不过有些进步,他们开始动手参与,时而玩电报,时而发送信号,或者把电路合上再断开,看到电火花听到电报的滴答声,他们狂笑不已,这回他们不再只是对磁性鱼、鹅感兴趣了。
  丁教习还根据其他一些事例,悟出一条:越是下层的中国人,头脑越清晰,因为“他的脑子还没有被中国的典籍搞糊涂”。清朝的中国政界,通过长时间的痛苦经历才搞明白,面对全球化,中华帝国除了礼仪、语言文字外,还需要其他种类的学问,特别是需要自然科学和近代社会的法律与管理制度。《万历十五年》以一种新历史观真实描述了帝国危机前的社会现实,整个国家一直随着人事的不规则不可预见变动而处于不稳定状态,所谓的学术以文科的四书五经的道德、礼仪教化为主,自然科学和社会技术均不入流。[4]除了戚继光外,武官的地位也不及文官。数千年的历史也似乎在暗示,西洋文化重发散、发展,而汉文化重内敛、和谐。华夏的文明有其特色,单独看也无不当,但与外强相遇,这种非力量型的不擅征战、征服的文明打不过人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彻底认识到自己文化的"劣势"。
  在文化相对主义看来,这并非我们的过错,很可能是列强不够文明、未脱离野蛮。清廷官员首先注意的是科技的娱乐性而不是其他,这难道不是好事吗!综合起来看,中国人既不讲(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也不信上帝。这一切,传教士一接触中国,都感到非常震惊。于是他们的目标是,让其既有科学也信上帝。他们或为了传教或为了传播科学,在清末科举的末班车中,也想尽办法"搭车"把西方的思想推销出去。甚至赶到各地的科举考场免费赠送科技图书,仅《格物探原》就送出数千部(其中1888年送2000部,1889年送1004部)。[5]
  丁韪良关于电报的故事倒是提醒我们注意,科学传播或者游说,也要"看人下菜碟"。
  菜的贵贱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内容要与传播对象相契合,要“投其所好”。如果推销的科学项目、科普图书,与对象的大思路不合拍,又在细节上无法刺激其疲劳的神经,科学传播或技术传播的效果可想而知。在科普这个问题上,不要像《万历十五年》中所述过多地谈“道德”,而要谈技术层面的问题,即如何解决问题。对于底层广大农民、工人,生存是头等大事,科普要与“民生”紧密结合,要与"致富"结合起来;对于知识分子,科普要讲究趣味性,甚至要有批判性、反思性;对于官员,要与地方领导的业绩显示度结合,要与国家和地区的长久发展、竞争力结合;对于中小学在校生,科普既要考虑兴趣,也要考虑未来的升学。只有满足了切身的、第一位的要求,吸引人们的眼球,才能考虑科普如果更上一层楼,对公民的文化素养建设贡献力量。如果一上来就直奔后一个大目标,大谈特谈“全民科学素质”,仍然是在讲道德空话、做政治宣誓。
  走进书店,琳琅满目的图书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科普书,如果读者根本没有一丝兴趣走进科普书架,并拿起一两本翻一翻,那么还有什么指望他会购买科普书?电视也一样,CCTV 10频道,一般说来只是相对固定的一些观众在观看,不看的保持着不看。用什么办法,让读者产生第一刺激,对科学有好感或者“坏感”,这倒成了十分突出的一个课题。继续喊口号已经让人心烦,已经令人们远离科学。
  科学,如果是真科学,不怕人们批评、反对,只怕人们不理不睬。大众传播领域的人士都清楚,某艺人、作家,最担心的不是世人对自己的表演、作品有不同看法,而是人们没有看法,根本不睬自己。科学,据说是人类理性之代表的科学,一种好东西,目前竟然也沦落到这样的境地。此外,“科学败给迷信”,也不是虚传。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在任何意义上,科学都需要传播,但可能需要曲线传播,人们要为曲线传播做准备、动脑筋。

参考文献

[1]本田一二. 美日科技报道史话.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7-38
[2][3]丁韪良. 花甲忆记. 沈弘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2
[4]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2007
[5]田勇. 韦廉臣在华的西学传播与传教.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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