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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932-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

李大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摘 要:在国民政府从1927年到1937年间的科学技术活动中,在1932年到1937年5年期间,由政府高官学者和研究机构学者发动了“中国科学化运动”。他们成立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创办了《科学的中国》刊物,在全国几个主要城市建立了分会。他们在刊物和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发布自己的关于科学化的观点,提出了“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思想和概念。他们讨论的内容涉及到科学智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创造的科学。这个协会与中国科学社不同,虽然也是模仿英国皇家协会的模式,但是,由于主要成员是政府官员,因此,带有政府号召的意义。虽然这个协会仅仅存在了5年时间,但是,它提出的主张和讨论的重要问题给后来从事科学普及研究的人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科学化运动 科学的中国 科学社会化 社会科学化 


  中国科学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高官和学者为主,以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作为组织形式,以《科学的中国》(半月刊)刊物为表达思想观点的平台,有组织,有思想,有纲领,有计划的科学普及高潮。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与中国科学社同以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为宗旨,但是,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更多的探讨了科学与社会发展,科学与经济,科学与国防,科学与民俗,甚至科学伦理的诸多问题。该组织尤其在中国如何实现科学化的问题上进行了贯穿始终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1932年11 月在南京成立。刚成立时会员只有50余人。1933年,《科学的中国》创刊,刊物以系统宣传科学化运动为其宗旨。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章程的总则是“为研究及介绍世界科学之应用并根据科学原理阐扬中国固有文化以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
  科学化运动协会成立后,通过创办杂志、发表文章,推荐名人学者在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对重要的科学问题发表演讲,在各地组建分会等方法,结合中国当时的经济、国防、民俗、百姓生活等具体问题进行讲解。协会组织者曾提出“以500万人受科学知识之直接宣传为最低要求”。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科学水平和民众科学素养不高等各种因素的限制,运动发展并不尽如人意,37年南京沦陷时为止会员仅约3000人,未能如组织者期望的那样真正推向社会。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虽然仅仅存在了大约5年时间,但是,它对科学的社会化问题的讨论之广和深入,实为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在科学技术普及的历史研究方面,由于多种原因,忽略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今天,我们大力提倡科学技术造福社会,大力提倡创新和建设小康社会,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上在同样宗旨和思想所倡导的科学文化运动,不仅对于了解70多年前中国学者的思想和实践有益,而且,可以了解在中国历史上国人是如何看待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这些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科学技术的普及和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组织性质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了解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起因和最早倡仪者。从主要成员的身份和背景来看,大多数是具有高等学历的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有国外教育经历。

  董事会
  常务董事: 吴承洛;张其昀;顾毓瑔;
  董事: 陈立夫;张北海;陈果夫;邹树文;余井塘;徐恩曾;
  干事会: (总干事)张北海;
  (干事) 陈有丰;邹树文;李学清;潘澄侯;魏学仁;顾毓瑔;
  编辑委员会:(总编辑)张其昀;
  (编辑委员)皮作环;李学清;倪则埙;张钰哲;许应期;邹树文;潘曾侯;钱天鹤;戴安邦;魏学仁;

  常务董事吴承洛(1892-1955):191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化学系。1917年赴美国,入理海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0年获硕士学位。在留美期间,曾任中国工程学会副会长、会长,为中国化学学会创始人之一;同年回国,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22年赴北京,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化学系主任、代理校长。1932年4月,任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9月任工业部全国度量衡局局长。1938年8月,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1946年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47年2月,任经济部商标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中央技术管理局发明处处长,并任中央重工业部化学工业试验所工程师、中国工程学会秘书长,中国工程师学会编辑,中国化工学会筹备组负责人,全国科普工作宣传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常务董事张其昀(1901-1985),1923年6月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1927年任中央大学地理学系讲师,后升任教授。1935年6月,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奖会聘任评议员。1936年夏,任杭州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1938年2月,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39年8月,任浙江大学史地研究会理事。1939年8月,任浙大史地研究所主任。1940年12月,任第二届国民政府参政员,并兼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中国科学社理事。1946年9月,选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干事会干事。1949年去台湾。1957年6月,任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评议会评议员。1963年,任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
  董事陈立夫,美国匹茨堡大学硕士,时任中国政治学校代教育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董事陈果夫,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董事余井塘,美国爱茂华大学经济学硕士,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委员。董事徐恩曾,美国卡内基大学学士,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干事邹树文,康奈尔大学农学学士、伊利诺伊大学农业硕士,时任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教授、浙江昆虫局局长。干事李学清,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地质系主任。
  编委张钰哲1929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50年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先后发现4颗小行星。1978年,《国际小行星通报》宣布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一颗小行星,编号为2051号,命名为张,以表示对张钰哲的敬意。编委皮作环毕业于法国朗希森林学校,时任国立北平农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设在南京城北蓁巷四号。其经费的主要来源是:1 会员会费(2元)及常年费(1元);赞助会员入会费200元常年费;自由资助;2 政府经常补助费;3 团体或私人捐款;4 基金之利息;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是个人会员制,体制似乎与中国科学社近似,是按照英国皇家协会的模式组建和开展活动的。


二、“科学化”理论

  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其《科学的中国》创刊号的重要文章“中国科学化运动发起旨趣书”1中阐明,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目的就是要集合起研究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的人士,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牠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撒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这样,才大胆地向社会宣告开始我们的中华科学化运动的工作。”
  旨趣书还认为,过去,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途径“太迂廻浪费”,所以一定要寻找一条更为“敏捷的途径”。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贫’‘陋’,与人民的‘愚’‘拙’。”而中国科学化运动的目的就是“在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不但在我们进行中感到工具上的困难,我们的问题原来就在一般工具的缺乏与窳败,也原来就在科学知识的浅薄,在科学知识只有国内绝对少数的科学家所领有而未尝普遍化社会化,未尝在社会上发生强烈的力量。”科学化运动协会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的途径的迂回不仅“浪费”,而且,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不能回避中国自己的问题。
  科学化的目标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
  邹树文对科学化有一个简约化的解释:
  1、以科学的方法整理我国固有的文化;
  2、以科学的知识充实我国现在的社会; 
  3、以科学的精神创造我国未来的生命。2
  在“第二期工作计划大纲”中,对于科学化做了进一步解释。
  (一)对于过去之知识及资料,用分类,归纳,注释,阐明,发挥,种种方法,加以整理,使之合乎现代之用。
  (二)对于现代之科学知识及方法,应充分利用,以解决目前之国防,生产,生活问题。同时用极浅近的譬喻与理解,灌输于一般民众;不特使科学知识和方法,成为多数人民所公有公享,且使全国人民得具有参加救国工作之有效工具。
  (三)对于未来之科学进步,应谋其有益于人群,一般青年在幼年时代,应使得到科学常识及方法之熏陶,养成有系统之思想,有组织之能力,有正确之观念,有敏捷之行动,以期迎头赶上世界科学的文明,而光大中华民族之生命。”3对于中国过去的智识和资料不能采取厌弃的态度,应该进行检阅、整理和更新的工作。
  用科学方法整理固有文化的主要措施和做法是:对于零散杂乱的进行归纳和整理。过于繁复的资料进行简约化处理。不适用者进行摈弃。不得简单将中国传统文化随意抛弃。反对传统文化中迷信的部分。对于自然现象进行科学的合理的说明。简单说就是:去糟粕,留精髓,提炼精华,为现代所用。
  以科学的知识充实我国现在的社会强调不鹜高远,讲求实际。用科学切实解决国防和生产实际问题,促进人民生活的确实改进,用科学解除国家和民族的危机。鼓励通过言语、文字、艺术、行为、展览会、讲演会和辩论会或实事实物进行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传播的人,皆应提倡和赞助。
以科学的精神创造我国未来的生命。应注重国家未来的准备工作。这种准备主要是要“养成创造的心理”。倡导制作能够增进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科学读物和玩具。鼓励青少年应用科学,奖励成绩优秀者。
  关于科学方法的讨论构成科学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承洛在“中国科学化的先决问题”4一文中,认为:“曰科学方法者,乃根据事实,或假设理论,详为观察分析,比较类别,融合贯通,演绎归纳,以求出其相同相异之点。更由此相同相异之事之理,以推及于他是他理。故科学方法之重要,实远于科学之本体。研究事物之本体,而不用科学方法,则虽穷年累月,鞠躬尽瘁,亦不能得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之理。中国学术,自秦汉以来,即无进步,非不研究也,无适当之科学方法故也”。吴承洛关于科学方法的概念涉及到假想、观察、分类、归纳和推理。
  张其昀认为“科学化”是科学的“副产品”。科学要求“已立”,“已达”;“科学化”要求“立人”,“达人”。“科学的精神注重严谨研究,科学化的精神注重应用普及。”5这好像是中国第一次提出科学普及的概念。

  科学创新性的提倡:“创造的科学”
  “创造的科学”的概念指在科学研究中以发明创造为目的的科学研究。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绝非仅仅在实验室中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一个适合创造性科学产生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金陵大学理学院的魏学仁在其“创造的科学”6一文中对创造性的科学的意义以及产生的必要社会文化条件进行了探索。他“主张中国应当从速提倡创造的科学,提倡有发明有发现的科学。以赶上西方科学的文明,并且创造我们新的文化。科学同文化是分不开的。要想有进步的文化,须先提倡有创造力的科学。”
  只有创造性的科学才能增强工业的竞争力。创造性的研究产生专利,而专利是工业竞争力的关键动力。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创造性的成果却是有国界的。任何国家的竞争力都是来自自己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魏学仁认为,国防与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更为密切相关。无科学不能谈国防。没有自己的创新性科学发明也不能谈国防。“技术的人才和器械是可以出代价买来的,神秘的创造是不可能依赖他人的。科学不能自立,中国不能谈国防。”
  中国在近代世界科学发展中基本没有贡献。魏学仁认为,中国要在世界科学发展中有自己的地位,比如解决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造成科学的空气。”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的氛围。德国之所以科学发达,就是因为德国人对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而当时美国人的科学兴趣却远不如欧洲人的科学兴趣高,以至于欧洲人说美国无科学。直到美国加入欧洲战争以后美国人才意识到科学的重要。魏学仁在谈到中国时沮丧地说:  “中国现在暮气太重,国难当前仍是萎靡不振。”他认为,“要救亡只有提倡创造的科学,先要全国造成科学的空气。”而这种空气的造成主要靠报纸、杂志多发表文章“讲述科学的重要,并对于国内外科学的发明,科学的建设,多多介绍。”他认为,中国出洋留学者并不少,但是为何有成就者并不多?留学生有部分责任,中国社会也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也就是说,中国科学空气的缺乏是导致创造性科学欠缺的主要原因。
  第二,除了科学空气的欠缺以外,必须改革中国各学校科学教学法。魏学仁认为,学校教育是培养创造性科学人才的基础。但是,他悲叹道:“中国一般学校的科学教学法,可以说是书本教学法。”他列举了美国专家和其他教育机构对中国科学教育的评估结果,结论是“中国现在的科学教学法是书本式教育,用的是注入式的方法,学生没有观察的训练,思想的训练,更谈不到实验的精神,和自动的思想。”他认为造成这个教育状况的主要是理科教员的责任。
  他还提议要鼓励私人研究与私立研究机关。中国已经有中央研究院、台北研究所、军政部理化研究所、实业部工业研究所等重要的研究机构。但是,科学研究的范围如此之大,仍然需要鼓励科学研究的社会化发展方向。在西方国家的科学机构中有很多私人研究机构,他们可以研究大研究机构不研究和生产的专业仪器和设备,补充科学研究的漏洞。他认为:“如果再能多多奖励私人研究或私人研究机关,那吗,我国数年以后,不患科学上创造的人才了!”
  魏学仁的关于创造性科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见解在70多年前就能提出,确实难能可贵。其中关于创造性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为推进科学文化所建议的措施,即使在今天,也是有其重要的价值的。

  国防科普
  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将国防科普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科学的中国》第八期为“国防专号”。蒋介石为这期“国防专号”题词“国防专号题词 可使知方 蒋中正”。7何应钦的题词:“建威消萌 何应钦题”。8
  学者们痛感战争的本质就是科学的竞争。“近代武器之精进,战争范围之广大,乃产业革命之结果,亦即科学发达为之造因。如无近代科学之发明,决无近代科学之战争,遂亦无近代极繁重之国防。故科学实为国防之核心问题。一国之政治经济社会诸现象随科学之发达而进化者也。舍科学而言救国绝无是处。我国今日如不急谋科学之进步,则社会改造,终于无望,而国防基础,亦无由巩固。”9
  国防科普文章大多数涉及的是科学如何增进国防能力的问题,或者说更多的探讨的是妨碍国防科学化的因素问题。在“北平文化基金委员会”顾谦吉的“科学与国防”一文中,从欧洲战场上空军使用机关枪的例子说明,只有科学才能使国防得到真正的增强。顾谦吉认为,中国由于经济的不发达,使得那些在外国留学学习成绩并不次于外国人的科学家回国后就默默无闻了。这是因为国内试验工作必备的物质和机械设备,所以大多数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而发明更是不可能的。作者已经意识到科学增强国力和国防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激烈争斗的正文,开幕恐怕还在十年以后。”10
  国防与工业密切相关。工业的作用是当时国防科普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谈论工业和工业原料与国防关系的文章中,以中央大学工学院的陆志鸿的“原料与国防”和军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的吴钦烈的“工业与国防——窒素工业与国防民生”两篇文章比较有份量。
  陆志鸿在其文章中,认为“加工原料之自给”是国防事业中的“要诀”。石油、钢铁是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原料。由于中国钢铁生产不能自给,枪炮子弹匮乏,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取胜的。作者介绍了原料的种类、钢铁的生产方式、中国煤的储藏量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煤的质量和分布、石油的军事作用以及世界大国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中国石油的分布和开采的困难。作者下结论说,煤、石油和钢铁是与国防直接相关的重要原料。尽管中国煤储量较丰,但是铁矿贫乏,石油储量不明。更严重的是,煤铁矿大半都操纵于帝国主义者之手。因此,中国的“生命线已经掌握在列强之手中”。作者呼吁:“如欲真正下一决心,以巩固国防,安定国基者,必先待政府彻底明了国防与原料之密切关系。”11文章充满了忧虑,对原料和国防的关系做了透彻分析,呼唤政府振兴国家原料产业,坚决抗日。
  国防问题除了密切相关的工业和原料问题以外,农业问题也在讨论范围中。在农业与国防问题上,对于当时国民政府存在的问题同样没有躲闪和回避,甚至进行了批评。中央大学农学院的邹树文的“农业与国防”12从历史各个朝代战争与农业休戚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他认为,从民国时代开始,假使不是用兵打内战,而是像春秋时期一样,兵同时也是农民,农民战时就是兵的管理方法,“二十余年所养的兵,假使不是拼命去做内战,而是到东北或者西北去屯田,不但增加国富,而且令膏腴之地,不致荒废,人烟稀少。”
  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似乎对政府的埋怨和悔恨多些,在应用科学解决问题方面探讨的少些。这可能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无论如何,在促使政府和公民意识到粮食和国防之间的关系方面确实起到警醒的作用。同时,在开发土地和屯兵的双重作用的探讨中,确实起到启示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和内蒙古实行的屯垦戍边政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科学指导“新生活运动”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员孟广照认为13新生活运动与科学化运动之间是有必然的联系的。“第一,提倡创造的精神。”科学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人们知道了自然界具有自己的法则和运行的规律。科学就是探索这种规律和运用这种规律的学问。人类要学会利用自然界的规律,进行创造性的新的探索是寻找新生活的重要途径。“所以提倡创造的精神是科学化运动的一大目的。”“第二,普及科学智识。”在利用物质中,应当懂得如何利用物质。人们应当养成卫生的生活习惯,锻炼强健的体魄。“第三、提倡科学方法的应用。科学方法是根据事实以做有系统的研究。”在用科学指导新生活运动中涉及到创造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和提倡科学方法。在当时中国文化和理性精神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够提出这些科学化生活的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值得研究的。
  许应期认为,科学化的生活就是探究生活的本质,要经常问自己为什么生活和如何生活。也就是说生活的目的必须要明确,而且有确实的方法使生活发挥潜能和有效率。这种生活的科学化不仅是个人应该提倡的,更重要是整个民族必须生活科学化。在提倡生活科学化中,将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机械运动规律的道理与人类的生活和民族的未来结合在一起,起到了一种激励民族精神和为了光明的未来积极生活的鼓励作用。

  普及科学有效性的设想和呼吁
  学者们不仅对生活科学化有号召和提倡,而且对于如何在全社会有效普及科学化教育提出了建议。张国维认为14,科学教育的普及,首先要使国民重视科学之精神。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扩大科学的宣传及训练,“乃为普及科学教育之先决条件也。”而进行科学的训练并不一定要有科学的仪器和设备,“大千世界,无物不为科学之范围,即无处不可为研究之场所,......”在家庭中的厨房中的瓜果蔬菜的选择和切剁就是观察植物的时候。杀鸡宰鸭、烹羊屠猪就是动物的解剖试验。烧茶煮饭,调制食品就是普通物理化学的试验观察。出外野游也是观察大自然的绝好机会。在城市中,应该利用社会教育的宣传利器,比如电影及播音。在广播电台播送节目的时候先进行20分钟的的工业宣传。要求广播电台每个星期进行20-30分钟的科学宣传。电影审查委员会应该立法,“多方奖励科学新闻影片”。播放科学新闻片时,“与以相当补贴,嘱其减价公演,或竟完全开放,如是则各得其益,并能普及。”


三、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政府有关的科普组织。这个协会的成立与当时国民政府一系列的科学政策有关。国民党1927年定都南京后,在发展科学上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1928年建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主要的科学工作包括修造紫金山天文台,加强大学建设,组织中国的科学技术专家修建浙赣路和修建钱塘江大桥。"中国科学化运动"是由一批政府官员和学者提议并且极力付诸实践的科学普及运动。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虽然非政府组织,经费的来源与中国科学社基本一样。但是,从创建人员的构成来看,多数是当时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官员和学者。传播手段也不仅依靠《科学的中国》半月刊,而且能够通过中央广播无线电台进行科学理念和文化的传播。与中国科学社不同的是,中国科学化协会的主要目的就是科学普及。对科学普及的看法不仅仅由少数学者各自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而是通过协会的宗旨和明确的概念使之更为明确化。
  协会通过其刊物《科学的中国》展开内容集中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科学与文化、科学与民俗、科学与国防、科学与教育以及科普的手段与方法等。在科学普及的思想中,集中讨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智识以及创造的科学等今天我们仍然在持续讨论的问题。在科学精神的观点讨论中,与梁启超和任鸿隽们相比,并没有太大的突破。
  中国科学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带有政府意志介入性质的科学普及运动。但是,科学化运动没有完全由政府思想垄断,组织活动由政府学者和研究单位学者独立进行。1937年,日寇入侵,南京沦陷,科学化运动终止。虽然,科学化运动仅仅进行了5年时间,但是,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必须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用科学的价值观和科学文化浸润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对后来者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


参考书目
1.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石家庄.1991年5月1日.
2. 《科学的中国》.创刊号.1933.1
3. 《科学的中国》,第五卷第八期.1937.8
4. 《科学的中国》第五卷第五期.1937.5
5. 《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二期.1933.2
6. 《科学的中国》创刊号.1933.1
7. 《科学的中国》第二卷第十二期.1934.12
8. 《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八期.1933.8
9. 《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九期.1933.9
10. 《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八期.1933.8
11.《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九期.1933.9
12.《科学的中国》.第三卷第八期.1935.8
13.《科学的中国》.第三卷第九期.1935.8
14.《科学的中国》.第三卷第六期.1935.6
15. 《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七期.1933.7
16.任鸿隽著.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8月.
17. 《科学的中国》第三卷第三期.1935.3
18. 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第二卷第一期.1916年1期.
19.《科学时报》第三卷第10号.1936年10月.
1 “中国科学化运动发起旨趣书”.《科学的中国》.创刊号.1933年1月.1页.
2 “谈谈科学化”,《科学的中国》,第五卷第八期
3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第二期工作计划大纲”,《科学的中国》第五卷第五期
4 《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5 “科学与科学化”.《科学的中国》创刊号.4-11页
6 《科学的中国》第二卷第十二期.5页.
7 “国防专号引言”.《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八期.1页
8 “工业与国防—窒素工业与国防民生”.《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九期.3页
9 “国防专号引言”.《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八期.1页
10 北平文化基金委员会顾谦吉.“科学与国防”.《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八期.2页
11 中央大学工学院陆志鸿.“原料与国防”.《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九期.19页
12 中央大学农学院邹树文.“农业与国防”.《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九章.16页
13 孟广照.“新生活运动与科学化运动”.《科学的中国》.第三卷第八期.1页
14 张国维.“普及科学教育应先扩大科学宣传及训练”.《科学的中国》.第一卷第七期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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