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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科普研究》杂志2008年第1期


中医是伪科学吗?
——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视野中的另类医学

蒋劲松

 

“随笔”栏目·主持人手记

  2006年底,有关中医存废的话题,在报刊、网络上沸沸扬扬,而且已然跨越单纯的技术层面,成了涉足科学与伪科学且关乎文化与思想的论争。现在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看,这当中无疑仍有着可以思辩的空间。
  比如,中医的神奇与玄虚,长期以来常常让人感到困惑不解,中医强调经验和独立病例的分析与记录,也与现代科学寻求客观统合、讲求数理逻辑的研究方向背道而弛。但是,以西医的思维来看中医,并以西医的标准作为“科学”准绳来衡量中医、评价中医的方法,其本身是否“科学”?是否站在了“科学”的立场上?西医是衡量医疗水平和医学进步的唯一标准吗? 
  比如,在病因病原复杂的领域,科技的贡献离开理想仍远,且看敏感、病毒、衰老、失调、癌症等病症,仍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过度科技化的现代医学似乎也正在触发另类医学的勃兴,西医眼下并不能将中医扫除荡尽,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在疗效上(尤其是在内科杂症及慢性病的诊治上)难以彻底压垮对方。现在要问:由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产生出来的医学认识,究竟能不能兼容?是不是可以相通?世界上不可能有两种同时符合科学真理却又相互矛盾的医学存在吗?把我们眼下还无法说明也不能完全理解的理论,都归之于迷信和伪科学,这是否合适?
  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费耶阿本德,经由自身体验和感悟而生发出来的对“另类医学”的认识,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诚如这篇随笔强调的一个观点: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知识的发展,在医疗问题上,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坚持多元方法论和多元科学观。
  这里要告诉读者朋友的是,费耶阿本德其人生前曾对强调“进步”和“发展”观念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发起过猛烈的挑战。他反对方法和理性,提倡科学自然主义,被称为“科学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他的一些“反叛”观点常常引起争论,但也有众多的拥护者。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变化的世界随时挑战人们的认识和情感,适应变革的时代需要智慧,需要开阔的视野和思辩——这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偏见和误区的积极选择。从本期开始,“随笔”栏目将与作者和读者朋友一道,共同去思考、探讨科学文化领域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热切期盼本栏目刊发的文章能够以宽容和多元的理念,来审视和考量纷纭的现实,理智地观察、分析和评判事物,并且尽可能地多一些人文的色彩、思想的内涵:既有时新的、前沿的知识点和看点,又有富于思辩及启迪意义的见解和观点。它不奢求面面俱到,但希望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它可能给不出答案,但希望有助于思路的拓宽;它未必是绝对正确,但希望能够留下思考的空间。 

本栏主持人 尹传红

2008年1月20日

白血病孩子能否让“巫师”治疗? 

  著名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作为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倡导者,一向坚持多元文化观,反对科学沙文主义。为此,T.蒂贝兹教授向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他有一个孩子被诊断有白血病,他会指望他的巫术医生朋友呢?还是指望斯隆?凯特琳研究所呢?” ([1],235)人命关天,无法狡辩,他会如何应对这一质疑呢? 
  费耶阿本德没有回避这一棘手难题,并做出了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针锋相对地回答说:“用他不太准确的话来说,我可以指望我的‘巫术医生朋友’,而且许多其他加利福尼亚人也会这样做,他们对科学医学的体验绝不是令人鼓舞的。……许多妇女拒绝医生要她们切除乳房的建议,而去求医于针灸、信仰疗法医生、草药医生,并治愈了疾病。许多患有所谓不治之症、其中包括白血病的小孩的父母们没有放弃希望,他们请教‘巫术医生’,使他们的孩子疾病痊愈。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是我向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建议的,我还追踪了其他人的命运。”([2],205-206)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一统天下,各种地方性知识纷纷式微,少数幸存的传统苟延残喘,有的只能作为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接受保护。在此背景下,中医仍然顽强生存着,并能传播到西方国家,逐渐获得认可,堪称奇迹,值得探究。然而,在这方面国内科学哲学界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在少数否定中医者的无知叫嚣面前,中医界的辩护由于缺乏科学哲学的话语,难以说服主流学界。而国内某些科普人士甚至是把中医当作伪科学来批判的。费耶阿本德对另类医学的看法,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中医,今天如何从事科学传播颇具启发意义,值得关注。


亲身的体验与反思

  费耶阿本德在普遍歧视另类医学的西方语境中,别具只眼,对基于近代西方科学的主流医学模式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旗帜鲜明地肯定包括中医在内的另类医学传统的价值,这跟其独特的亲身经历大有关联。费耶阿本德曾在“二战”中受伤,子弹留在腰间没有取出。这不仅造成他终身跛足,而且还给他带来了各种疾病和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经多方就医,效果却不佳。后来,费耶阿本德在美国加州伯克利任教时,有缘接触到另类医学。另类医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痛苦,同时还帮助从“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近代西方科学医学传统,成为他提倡科学与非科学传统平权的多元文化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1975年,费耶阿本德感到身体不适,体重减少,并患有双重视觉、胃痉挛,还曾晕倒在伦敦的大街上。从全科大夫那里得不到什么帮助,他便求助于专科大夫,接受了三个星期的各种检查:X-射线、催吐剂、灌肠剂,可这一系列检查下来却让他感到情况更糟。因为,西方科学所谓“客观”的检查结果,与他主观的感觉完全相反。“结果:阴性(这是一个美妙的悖论:你病了,去看医生,他使你感到更糟,但他说你很好。)”这让人不禁怀疑所谓“客观”、“科学”的检查结果究竟有何意义?([2],137)
  幸好,费耶阿本德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不受至死效忠于科学的限制”。他开始寻找科学之外另类医学的帮助,其中包括草药医生、信仰疗法医生、针灸医生、按摩师、催眠术士等等。按照既有的科学医学见解,这些人都是江湖骗子。然而,费耶阿本德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的诊断方法。没有给身体带来疼痛的干预。其中许多人根据脉搏、眼睛和舌头的颜色、步态等等提出了有效的诊断方法。(后来,读到为针灸提供哲学基础的《内经》时,我发现在中国这是有意识的:必须要尊重人的身体。这意味着必须要发现一些不损害它的尊严的诊断方法。)”([2],137)显然这与西方医学复杂、费时、昂贵而且常常给病人带来痛苦的科学检验的诊断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类传统的医生告诉费耶阿本德说,他很久之前就已罹患重病了,这与他的主观感受相同。这位医生计划先治疗一下试试,观察有无反应,如有反应,再继续治疗。结果,“第一次治疗以后,我感觉很久以来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了,还有身体上的改善,慢性痢疾停止了,小便变清了。我的‘科学’医生们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是怎么做的?就是简单的按摩,我后来发现,这种按摩剌激肝和胃的针灸穴位。”([2],137)接下来的治疗包括进一步的按摩、脉搏和血压控制、饮食调整以及足部护理等。[3] 在伯克利,他有一位信仰疗法医生和一位针灸医生,通过这样的治疗,他慢慢恢复了。 
  费耶阿本德在与人论战时曾夸张地说,在亲身比较了另类医学疗法和西方“科学”医学的实效后,他一直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科学的”医生。([1],222)


对科学医学的批判

  与对另类医学的欣赏形成对照,费耶阿本德对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医学批评甚多。他说:“医学科学现在变成了商业,它的目的不是恢复病体的自然状态,而是制造一种人工状态,不需要的成分在这种人工状态中不再出现。它在外科手术领域中获得了成功,但碰到机体平衡失调如某种形式的癌症时,它几乎完全没有用处。”([1],198)
  然而,由于科学医学对自然固有的不信任,对科学优越性的自负,以及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人和自然的决心,它总是热衷于外科手术。成千上万的妇女原本可以依靠简单的按摩、特种饮食、针灸和草药治愈疾病,现在却被迫割掉乳房。费耶阿本德认为,现代科学医学在许多方面如此无能,但却能瞒骗公众,主要是由于下列4种原因:
  1,现代科学医学规定了自己的标准。如果接受了它的观点,人们会认为,接受了现代科学医疗,不管最终命运如何,即使勉强拖着脚步行走,只能由药丸、注射剂、肾透析机器来维持生命、身体因手术而残缺不全等等,都是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他们因此而对现代医学感激涕零、无怨无悔。
  2,科学医学面对许多难以治愈的疾病,总是可以将自身的缺陷归罪于社会投入不足,通过不断描绘美好前景,向社会索取更多的研究资源。我个人认为美国当年耗费巨资的“向癌症宣战”计划,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
  3,民众信赖科学医学,与科学时代民众对于新发明的爱好密切相关。实际上,科学医学所使用的许多机器都是不必要的。但是,复杂仪器和“客观”数据,给民众一种“科学”、可靠的感觉,带来心理上的安慰。 
  4,“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现代科学医学缺乏必要的外部检查。我们拥有可以揭露它的所谓成果的传统,却不允许它们起作用:以科学的方法杀人是合法的,而以非科学的方法治疗则是非法的。”([1],199)在西方国家,现代医学在法律上的垄断地位,使得它缺乏竞争对手,患者无法在不同传统之间进行公平比较,难以认识科学医学的不足;即使认识到了,也仍然只能接受它的服务,因为法律上另类医学的空间过于狭窄。
  费耶阿本德指出,许多人信任医生就像信任早先的牧师一样。“但医生可能做出错误的诊断、开出有害的药、施行有害的手术和X-射线治疗、因为最轻微的病因截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无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细心并且至今可以不背谋杀的罪名,另一方面是因为科学革命之后所形成的医学职业的基本意识形态只能对付人体的某些有限方面,但它还是企图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方面。而实际上,误诊的丑闻如此之多,以致医生自身现在建议自己的病人不要满足于一次诊断,而要多方求医并监督他们的治疗。”([2],97)
  费耶阿本德认为,多方求医的适用范围应该扩展到另类医学,因为“问题也许不是一个医生的无能或一群医生的无能,问题也许是整个科学的医学的无能。因此,每一个病人都必须监督自己的治疗,正如必须允许每一组人或每一个传统去判定政府想在他们中间实行的计划一样,如果认为这些计划不恰当,就必须能予以拒斥。”([1],104)
科学医学向以复杂难懂著称,但费耶阿本德认为,其中不乏医学共同体自我神化以自高身份的原因。“战时,美军急需医生,医学教育可以锐减到半年(然而,这种脚本早就佚失了。科学在战时可以简化。在和平时期,科学的威望需要高度的复杂性。)”([4],267)


另类医学的价值与中医的启示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医学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并不是科学医学在方法论上比另类医学优越的结果,毋宁说是因为在与另类医学竞争中,社会环境比较有利,科学医学受到了规则的偏袒。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医药的复兴,打破了近代西方医学对于中国医学教育和研究的垄断。出乎许多西方批评者意料之外,“这种由政治强加的二元论在中国和西方都已导致了一些极其令人感兴趣而又困惑的发现,使人认识到存在一些诊断效果和手段,它们是现代医学所无法重复的,也是现代医学尚未加以解释的。这就暴露了西方医学中有相当的空缺。没有人能指望,惯常的科学方法终将找到一种回答。”([4],28)
  “惯常的科学方法”首先将草药合剂分析为化学成分,然后确定每个成分的特异功效,再根据各个特定的功效来解释对一个特定器官的总功效。费耶阿本德指出,这一还原论的进路系统地遮蔽了系统整体涌现新特征的可能性,即草药以其整体改变整个机体的状态,正是整个机体的这一新状态而不是草药合剂的某一特殊组分治愈了疾病。他认为,中医复兴的案例昭示了:“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110)
  这里知识是因观点的增生而获得,即引入与主流理论不一致的观点或“狂想”,会促进知识的进步。费耶阿本德认为,理论具有事实发现功能。“不仅每个单一事实的描述取决于某个理论(它当然可能迥异于被检验的理论),而且也还存在一些事实,如不是借助于被检验理论的可取的替代理论,就不可能揭露它们,并且一旦排除这些替代,它们就成为不可得到的了。”([4],25)所以,“同充分确证的理论相矛盾的假说供给我们的证据,是任何别的方法都得不到的。”([4],12)费耶阿本德提倡要永远保持心灵的开放,不应该固守任何现成的意识形态或者方法论准则。 
  更值得注意的是,而且这种增生并非是科学医学界内部自发产生的,而主要是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力量强行引入的。这说明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并不绝对,外部势力介入到科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研究路线并非一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没有理由认为科学这个研究纲领不能归并到自由社会这个研究纲领之中,并发生适用范围的变化,因而重新予以定义。”([1],107)这就意味着,在科学建制的层次上,科学也应该保持开放。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中医复兴的另一个启示在于外行可以对科学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强迫大学重新接受传统医学,因而开创了世界上最有趣的研究路线,但是他们对复杂的科学医学只有极少的知识。”([1],94)因此,永远都不要以知识水准来排斥外行的探索和贡献。
  他认为,另类医学传统对于西方近代科学医学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贡献。他说:“医学受益于草药学、心理学、形而上学、女巫的生理学、接生婆、诡计多端的人和江湖药商。众所周知,16世纪和17世纪的西方医学科学虽然理论上很充分,但在疾病面前却毫无用处。像巴拉赛尔苏斯这样的革新者转而求助于早先的思想并改进了医学。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而经常被视为科学本质部分的程序却被暗暗地放弃或取代了”([1],113-114)
  近代科学昌明以来,人们往往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才是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其他另类医学传统虽然也可能治愈某种疾病,但那不过是经验总结而已,其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中国近代以来有人提出要“废医存药”或者“废医验药”,就是这一偏见的具体表现。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类偏见,他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无截然区别,科学也可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对付一种特定的真实客体,通常有不止一种实践,而是有许多种实践。在医学中,我们有西方的科学方法(它产生于17世纪的科学向人体领域的可疑扩展),还有《内经》的医学和部落医学。这些实践要么产生机体的状况,要么能够说出这些状况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科学的。”([1],190-191)
  他承认另类医学和西方科学医学相比在许多方面有所不足。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否定另类医学价值的理由。因为,“每一种实践都有缺陷和漏洞,但这些是以不同的方式分布在不同的传统之中的。”([1],191)西方科学医学实践同样在许多方面也有许多不足。因此,基于平权的思想,他强烈抨击“应该由西方的内科医生而不是由内经的学生来决定针灸的命运”这种西方流行的偏见。([1],149)
  另类医学与西方科学医学一样都可以把握实在。“把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换成一种软弱的实践并不必然减少与客观实在的联系(虽然这当然会导致与社会实在或‘科学’实在的冲突)。”([1],191)西方医学用蛋白质、核酸、细胞等概念框架固然可以把握实在,而中医用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等理论同样也能把握实在。从这个角度看,包括中医在内的各种另类医学当然与西方医学一样也是科学。科学是多元化的,并不为西方近代科学传统所垄断独占。
  从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中医以及其他另类医学,是人类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风格的科学传统,与基于近代西方科学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医学并无本质区别和绝对的优劣。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知识的发展,在医疗问题上,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坚持多元方法论和多元科学观。
  历史表明,有些科普人士往往会在科学的口号下宣扬新的迷信和教条,传播“伪科学精神”[5],我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科普悖论”。笔者认为,要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科学传播人士必须要超越作为缺省配置的“科学主义”,化“朴素的”科学传播为“反思的”科学传播,吸收主要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在内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各学科的相关成果。[6]通过本文分析,我认为在中医问题上,这一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参考文献
[1]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著,兰征译,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2]Paul 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Verso Editions/NLB, London ,1978
[3] Paul Feyerabend, Killing Tim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1995,135
[4]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著,周昌忠译,反对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5]蒋劲松,“科学精神”须辨伪,民主与科学,2007(6),35-36
[6]蒋劲松,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研究,科普研究,2007(1),66-70

 

 

20080419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