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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


“真叫人舍不得死”
——追忆戈革先生

田 松

 

  有一次与杨虚杰拜访戈革先生,他老人家谈得兴起,便拉出抽屉,逐一展示他珍藏的玉石,一一讲解其中的来历、年代、品质……,全不顾对牛弹琴。只记得最后,戈革先生用了一个典故,说:“看到这些东西,真是叫人舍不得死。”舍不得三字,妙极。
  2007年12月29日,舍不得的戈老先生去了。

  戈革先生是我们这个行当中的怪人、趣人,勤奋高产,刚愎孤傲。不久前,江晓原兄有《多情才子竟西行》回忆他们之间的交往。才子一名用于戈革先生,名副其实。戈革先生爱好颇多,凡书画、篆刻、诗词、古玩等旧时文人的标志性本领,戈革先生无不玩得娴熟。他自己也颇为自得,戏称可以在三个方面带研究生,即量子物理学史、篆刻学和金庸小说研究。
  戈革先生酷爱金庸,曾经为金庸小说的全部人名制作印章,共几千枚,满满的一大桌子。还写了一部《挑灯看剑话金庸》,这本来应该是大陆第一部论述金庸的著作,却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版社,实在有些奇怪。我也曾为此书找过几家出版社,也都无疾而终。直到去年,经南方周末刘晓磊牵线,中华书局接受了此书,在戈革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还遇到了此书的责任编辑,言书即将出版,这让人欣慰,也让人遗憾。
  戈革先生对于初识者总是非常盛情,也非常相信。曾有一位台湾出版社与戈革来往密切,拿去了话金庸书稿,也拿去了那一大桌子印章,出版之事后来也不了了之,而印章则无从追回了。戈革先生懊悔不已,我也懊悔不已——我曾有机会保存其中一两枚的。
  我在最初与戈革先生交往的时候,曾帮他做了一点儿小事。他在丹麦时,复制了一些有关玻尔的影像资料。先生认为资料珍贵,希望复制成光盘,便于保存。这种现已十分普遍的服务十年前还很罕见。我恰好有一位陈年老友在做电子公司,手里有这种设备,就免费为他老人家刻录了两份。戈革先生过意不去,拿了几幅装裱之后的画作,委托我送给朋友。现在我很遗憾当初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幅。当时,戈革先生也曾主动要为我奏刀治印,我自觉微功,不敢受此重禄,没有接下话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是失礼。
  戈革先生一生著译颇多,学长熊伟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戈革有“保心秘诀”:“每天四点半起床,洗漱后即伏案工作,然后吃早饭,然后接着干,午饭后睡一觉,至下午两点,又接着干,至下午七点左右吃晚饭。晚饭后一般不再工作,看看电视,便睡觉。”(见《熊伟谈戈革》)终戈革先生一生,其最宏大的工作是翻译《玻尔集》。  《玻尔集》共十二卷,包括玻尔的物理学论文、对于物质本性的讨论、以及书信往来等等,用时尚的说法,乃是一个硕大的工程。戈革先生自认为是全世界读过玻尔文章最多的人。因为《玻尔集》由多人编撰,即使总编也未必逐一阅读。而戈革先生是唯一的中文译者,自然每一篇都要精读。中译本也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译本,戈革先生自豪地声称,他一个人领先了日俄两个翻译大国。

  最后一次见戈革先生,是在他老人家的遗体告别仪式上。2008年的第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天很冷,冷冷清清。来的大多是些老人,没有我熟悉的面孔。戈革先生孤傲寂寥,身后亦然。
  告别仪式是在昌平的一个殡仪馆里举行的,草率得有些荒谬。没有亲友致辞,没有学界同行致辞,也没有戈革先生生前为之工作一生的单位领导的盖棺论定。连司仪都是殡仪馆的专职主持。主持人声音洪亮,声称要弘扬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铿锵有力地宣读了戈革先生的生平,指挥大家三鞠躬,然后,请大家次第告别遗体,并强调领导先行。并有现场乐队,穿着不伦不类的制服,哀乐奏得七腔八调。戈革先生的身体深没在棺木之中,我随着队伍鱼贯而过,在深深一躬的同时,似乎看见了戈革先生惯常的表情,双唇紧闭,一脸严肃与不屑。倘若先生还有力气,一定会忍不住坐起来,嘲讽仪式的安排以及主持人的言辞。
  戈革先生的一生有太多的不如意。事业人生都不能如己所愿。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时代的大悲剧面前,一个个人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戈革先生本来想成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阴错阳差,在牛棚里成了翻译家。晓原兄根据戈革先生的诗词考证,他的个人姻缘也颇有坎坷,有情人未能终成。而对于这些,戈革先生直到晚年,都不能看开看透,言语之间,字行之间,常常郁积着愤懑与不平。我与戈革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已有十年。这个数字让我蓦然惊悚时间之飞逝。十年来,每每拜见戈革,总是要听他发些牢骚。
  戈革孤独,但并非热爱孤独。我想,他是希望自己受到关注的。对于很多名声颇盛的学者,他很不以为然,不平之心尤盛。戈革先生有些经典牢骚,我听过多次。比如,“1985年,丹麦举行玻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中国派了一个代表团,没有我,因为教育部完全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在中国独立翻译与研究玻尔。”(见“戈革自述”)2005年是中国科学史界尤其是物理学史界的一个热闹年份。那一年是国际物理年,也被定义为爱因斯坦年——因为是爱因斯坦发表包括狭义相对论在内的五篇论文的100周年(学界称之为爱因斯坦奇迹年),但是在戈革看来,那一年还是玻尔诞辰100周年,同时,那一年中国科技史学会还承办了国际科学史大会,外籍代表上千人。如此热闹,似乎没有哪个活动邀请了戈革先生。作为晚辈,我虽然觉得他老人家的牢骚很有道理,但是也无可奈何。
  若真的离开了江湖,自然不必过问江湖是非。老先生其实想在江湖玩的,但江湖似乎不愿意带他玩。其实,江湖之大,总是有人喜欢他,崇敬他。只是他老人家不肯与时俱进,一心让江湖遵守他的规则,江湖也就只好远离他了。
  话剧《哥本哈根》在中国的上演引出了戈革先生很多牢骚。这出戏讲述了二战期间海森堡与玻尔在哥本哈根的一次私密会见。这次会见是物理学史上的一个谜,因为事后不久,两个人的关系就迅速疏远,而对于会谈内容,双方都绝口不提。话剧平行表述了这个事件的各种可能性,并借此讨论了科学伦理,科学与人类未来等的重大话题。这出戏的剧本曾先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了中译,译者就是戈革先生。戈革先生当然认为自己对此事此戏都有发言权。但是演出并没有使用戈革先生的译本,这让老先生颇觉不快,他不相信别人能够译好。后来,他看到了剧照,发现玻尔竟然有胡子,怒不可遏,不仅以专文予以批驳、嘲讽。以至于“后来有两个单位邀请我去讨论该剧,我都拒绝了,中国人已经给他留了胡子,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见《戈革自述》)既然是话剧,自然不必拘泥史事,也无妨借题发挥。但是这些道理在戈革那里全通不过,他只认定导演不学无术,糟蹋玻尔。
  “不学无术”之类的判词常常可以见诸先生笔端。晓原兄的文章中,还引了熊伟的话说:“戈革先生最恨人家没学问。”老先生与编辑之间常常也会发生纠纷,从先生看来,自然是编辑们无知妄为——对于这个牢骚,我是颇为理解的。很多编辑喜欢越过自己的责权,为作者操刀,乃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曾在我投稿文章的页眉处加上这样几个字,“士可杀不可辱,稿可以枪毙,不可以乱改。”当然,对于编辑的某些特殊的苦衷,我是能够理解的,也能够接受这类的改动。但是戈革先生不能理解,一来二去,有些“不学无术”的编辑只好退避三舍。一位编辑朋友还曾专门和我讨论应该如何与戈老先生相处。我提供的对策大致如下:对老先生要充分尊重,尽量遵守旧时的礼节,尤其要尊重他老的文字,如果有改动,尽可能事先打个电话,请求谅解——事实上,只要耐心解释一会儿,他总是可以“谅解”的。而若是先斩后奏,那几乎是不能原谅的。曾有一位记者采访戈革,未及核实便匆匆发稿,留下几处硬伤,令他老人家大为光火。有好几次我去他家,他都会声讨这位记者。他说:“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犯这种错误,这简直是丢我的脸,丢中国人的脸。”
  另有一次,戈老先生发了一个超级可爱的牢骚。有一两年《科学时报》“读书周刊”为他开设了一个专栏,老先生有了一个窗口,得以从容道古,我想他应该是满意的。应该说,这个专栏与戈革先生的合作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那一次,戈革先生拿着报纸,说:“这个人的文章也是连载,他的字数为什么可以比我长?为什么他的文章总排在我的文章上面?”在老先生看来,那个人的学问不如他,文章不如他好,所写的内容也不如他重要,于是他老人家心中不快,又谴责编辑没有学问。不过,即使从我的角度看,这种排版也是最好的排法。事后,我曾建议编辑,尽量不要把两位先生排在一块版上,多少会好一点儿吧。
  其实,我是挺爱听戈革先生发发牢骚的。一来,他的牢骚确有些道理,二来,他的牢骚发得有趣,三来,牢骚之余,听老先生谈古道今,从物理到文史,洋洋洒洒,获益甚多。我最初与先生交往时,总是担心会浪费他的时间,耽误他的工作,不敢轻易打扰,也不敢久留。后来发现,其实戈革先生也是很愿意有人聊聊,有人发发牢骚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尽可能抽空拜会他老人家,并尽可能带一位女士同行。我想,面对年轻的女士,他老人家的牢骚会更加可爱,也会避免我们两个钻进死角而彼此尴尬。果然,每一次,戈革先生都讲得意气风发,同行的女生也觉得新鲜有趣。有一位郭三小姐还写了一篇介绍戈革先生,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不过,戈革先生事后对我说:“我觉得她写得不是我。”这也是戈革先生的一贯风格。对于我写的《现代学者,古式文人》,戈革先生同样不以为然。
  得知戈革先生去世的消息之后,郭三小姐给我回复短信,说:“啊,真是,这样的老人就是会越来越少,我们的国家也没有保护他们的措施。他们离开甚至没有很多人感到遗憾和惋惜,现在的电视节目在怀念死了的明星。”就在我参加他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晚上,在电视里看到了孙道临的葬礼,各种各样的纪念讲话。这些哀荣与戈革先生无缘。
  张中行云:“才情如骏马,要有驰骋的场地。”以戈革先生之大才,本该有更大的场地供他驰骋。只是水清无鱼,人不能容世,世也不能容人。
 
  戈革先生的去世又让我想起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那段关于死亡的讨论,张无忌和小昭困在光明顶地下的秘道中,走投无路,小昭便坐下来,为张公子吟唱小曲,颇有悬崖玫瑰之心怀。
 
  “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藏吉。”张无忌听到“吉藏凶,凶藏吉”这六字,心想我一生遭际,果真如此,又听她歌声娇柔清亮,圆转自如,满腹烦忧登时大减。

  为了这篇文章,我重新翻出这一段,“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宜”,这几个字以前未曾注意,此时看,觉得冥冥中有天意在焉。戈革先生深知物理,却看不透世情,一生不能适意。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种学问与文章,我在不惑之前也不屑于做,不齿于学,而他老人家,直到晚年仍然不屑不齿。

  又听她继续唱道:“富贵哪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张无忌想着“天地尚无完体”这一句,顺着她的调儿哼了下来。……小昭道:“好,我再唱一段。”左手的五根手指在石上轻轻按捺,唱了起来:“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古往今来,尽须如此,管他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那一日总是逃不掉的。即使舍不得,也难免有那一日。每一次读到一段,总是要生出很多关于生死的感慨。我曾为《话金庸》找过几个出版社,存有此书的复印件,我很想找出来,看看戈革先生对此是否有何评论。翻腾了好半天,只找到了他老的金庸人物印谱——当然,也是复印件。连忙翻出小昭,出乎我的意外,戈革先生并没有赋予小昭一个清秀的形象,倒是有些阳刚之气。
  晓原兄在文章中说到,戈老先生品评金庸女性,竟然最爱康敏——《天龙八部》中设计毒害萧峰的马夫人。诗人清平则最喜欢小昭,并为之赋诗,其中有这样当初句子:“小昭,小昭,你还梳着乌亮的丫髻吗,那首小曲,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唱起来还是从前的调子吗?”
  生则有欲,生则有死。所谓人生,不过人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填充的一个个事件,是人在“相空间”中留下的痕迹。有的人一生追逐金钱,赚来的钱够自己几辈子用的;有的人喜欢权势,耗尽心力,想做更大的官儿。戈革先生则一生固守其学问之道,令人钦佩。我常常想,戈革先生本该让自己生活得更快乐一些,更洒脱一些,就算有很多不如意,也不妨接受现实,“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但是命运赋予了他这样的才华,也赋予了他这样的个性。真叫人无可奈何。

  我最后一次拜会戈革先生是2006年10月10日。我因为将去美国一年,行前一一拜会了几位师长。也特意拜访了戈革先生,并送去了一小笔编审费,作为他为我审阅《宇宙逍遥》前几章的报酬。《宇宙逍遥》是美国物理学家惠勒的一部文集,其中涉及诸多有趣的哲学问题,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资料之一。而我选择研究惠勒,戈革先生从一开始就大加鼓励,并马上就从书架上拿出这部At Home in the Universe,借给我复印。这个中文书名也是出自戈革先生的建议。他老还说起有人把书名译成在“宇宙中的家”,并顺便地嘲讽了一通。虽然文章都已经读过,我在翻译时还是遇到了很多艰难的问题,便建议责任编辑范春萍女士请戈革先生做校译。戈革先生最初也答应下来,但是看过我的前几章译稿后,马上推辞了。按照戈革先生的说法,我这本书翻译得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所以只能重译。我本来只想请戈革先生在英文和物理专业方面给我把关。至于翻译理念、对于中文的理解,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各守其道,不必强求一致。但是在他老人家看来,我们之间只有对错之分,不可能多元共存。戈先生急流勇退,我也便顺水推舟。否则,在我做主译的情况下与先生合作,一定会断送我们的友谊。其实,我是很愿意为先生做一次助手的,此前戈革先生接下《哥本哈根》剧本的中译任务时,曾经邀我合作,我也跃跃欲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也是一种荣幸。不过我当时手里已经有了几个出版合同,不敢往骆驼上再加稻草,只是帮助戈革先生把剧本放大复印,算是做了点儿贡献。
  那天,我把出版不久的《宇宙逍遥》也带去了几本,送个先生。戈革先生马上说:“你这本书根本就不应该出,因为你翻译得不好。”我不能违心地自我谴责,也不想去改变戈革先生的观点,更不想冲撞他老人家,只好敷衍了事。好在戈革先生没有追究,我们就说起了别的。又听老人家发了发牢骚。
  那次他老人家又说到了《玻尔集》的翻译和出版。为了这套巨著,戈革先生倾注了心血,甚至自己贴钱。戈革先生希望能够把这项工作完成到底,更希望找到一个出版社,把全部文集重新出版一个完整的版本。如今戈革先生已去,这个愿望怕是更难实现了。戈革先生在译后记中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以及从真正意义下的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尼耳斯·玻尔集》是二十世纪中全世界出版过的所有书籍中最重要的(即意义最重大的)一种”。
 
  去年十一月中一回国,我就陷入到日常的繁忙之中,迟迟没有找到时间拜会师长。也没有来得及看望戈革先生。不过,我先后在几家杂志上看到了他老的文字。在《万象》上,他老人家又讲《哥本哈根》,这一次讲得最为系统完整,他老人家坚持认为,他可以推断出事情的真相。那就是:海森堡试图劝说玻尔与纳粹合作,被玻尔拒绝。
  在《社会学家茶座》上,戈革先生施展了史学家加才子的笔力,对古往今来的人名进行了说明与考证,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指出,直到五六十年前,中国的“良家妇女”都不用叠字,古时女子中,用叠字者如陈圆圆、李师师、关盼盼等,或是妓女,或是侍女。极少见的例外是《西厢》之崔莺莺,然陈寅恪据此考证,崔莺莺实际上是妓女。末了,金庸先生捎带一笔,说金庸《笑傲江湖》的任盈盈,实在是名字没有起对。文章之末,戈革先生还以自己的家族为例,讲解了中国人传统起名的规律,也提到了一些本家子孙的名字。不久之后,我就在戈革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见到了这些名字出现在花圈上。
  而在《科学文化论坛》上,则是其念兹在兹的《玻尔集》的译后记,依然是学富五车、牢骚八斗的文字。在戈老先生去世后,这篇文章在一个论坛上被张贴出来,我又仔细读了几遍,其中有这样的话,有位同学说“一语成谶”:

  我现在已过八十五周岁,视力极差,体力衰弱,自知所余时日肯定已经不会太长了。因此我在写这篇译后记时是抱着写一篇“学术遗嘱”的凄冷心情的。

  落款为“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脱稿于京郊蓟门烟树之北”,距离先生辞世,只有半年。“蓟门烟树”是旧时燕京八景之一,位于元大都遗址西土城一带,就在戈革先生住处的正南方向。旧景早已无存,但戈革先生仍然固执地以此作为他的地理坐标。戈先生一生,总是采用这样的标准。文末,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尤其让人感慨。

  我自谓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不相信任何“天国”和“来世”的存在,因此一生在精神上没有任何自欺欺人的虚幻寄托,从而只有绝对的失望和悲哀。
任何宗教,除了迷信的成分以外还有许多哲理性的成分。我连那样的成分也不能完全信服地接受。例如《金刚经》中的“六如”偈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我明知此种“万法皆空”的思想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我生具“钝根”,年逾八旬而仍然放不下,看不破许多烦恼,岂不可笑而又可怜乎!唉!唉!!唉!!!

  “年逾八旬而仍然放不下,看不破许多烦恼。”戈革先生不愧为才子,他其实对自己是明白的,可是,脑袋里虽然明白,心里面依然看不破。虽自知可笑可怜,却也无可奈何。
  “唉!唉!唉!”
  “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头”,邀约此稿的责编在信中这样说。


2008年2月3日
长春 西安花园
2008年2月12日
北京 向阳小院
2008年2月15日
北京 稻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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