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页 

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文化解释的生物学还原与整合
——评《潘光旦文集》中的人文生物学和新人文思想

蒋功成1

 

摘 要:潘光旦在其优生学研究基础上拓展的人文生物学研究,是一种以生物学理论与方法来对社会和文化进行的还原论研究,它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生物学研究。在此还原的基础上,潘光旦后期综合了解释人类及其文化的五种“头绪”而汇通为一个中和位育的新人文思想。这一思想在启发人们辩证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潘光旦文集》;人文生物学;新人文思想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潘光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优生学家,可是他的影响却超出于优生学科之外。北京大学出版社十四卷本《潘光旦全集》的出版,使潘光旦这个淡出学术界的身影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连续四届潘光旦纪念讲座的举行,更是引起了一阵阅读和研究潘光旦的热潮。潘光旦所提出的中和位育的新人文思想,因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那么在他所治的优生学与新人文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对文集中潘光旦相关作品的认真研读,对潘光旦的人文生物学研究方法和新人文思想的提出过程进行了分析。笔者以为,人文生物学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生物学还原论研究,在此还原的基础上,潘光旦融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五种重要思想资源,提出了一个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予以综合、全面而整体解释的新人文思想。


一、潘光旦的遗传与进化观念

  潘光旦拥有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谱牒学家和教育家等许多头衔,这说明了他在这些不同的学科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但如果从专业素养来看,生物学不仅是他早年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也是其一生论学的基础。
  潘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先在达茂大学(Dartmous College)插班学习生物学,毕业后赴美国著名的纽约州长岛冷泉港镇优生学纪录馆作人类学与优生学研究一年。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读书期间,他听过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T.H.Morgan,)的课程,是优生学家达文波特(C.Davenport)的得意弟子。1926年回国后,潘光旦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如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曲话、地方志、谱牒等为材料,研究中国古代伶人、画家、科举等方面人才的遗传规律。形成《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武林浏览与人文地理学》等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成果。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中,他从血缘和婚姻关系方面来解释一些伶人在演艺方面的特殊才能,用生物学的“类聚配偶律(Law of Assortative Mating)”以及不同阶层之间婚姻的“隔离”来解释伶人世家的形成和不同“脚色的奕世蝉联”(潘光旦,1994:236-240)。在《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的研究中,他批评了风水和因缘果报之说的荒诞不经,而以移徙、婚姻及夭寿来解释望族盛衰兴亡的原因(潘光旦,1995:262-398)。
  在近年赵功民、谈家桢等人编著的《中国遗传学史》中,赵寿元对潘光旦在中国近代遗传学发展中的贡献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潘光旦作为我国优生学研究的先行者和著名的社会学家,为推动我国早期的优生运动,推动遗传学在社会中的应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冯永康,2002:39)。 
  潘光旦不仅在中国近代的遗传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还对进化论在中国的科学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曾在《潘光旦与进化论在中国的发展》一文中对潘先生所持的进化观点有所阐述(蒋功成,2004)。潘光旦1939年在《演化论与当代的几个问题》中就正确地指出Evolution一词本身不具有“进步”的含义,提出用“演化”一词来代替“进化”。从这一点上看,社会学家郑也夫说1962年出版《适应与自然选择》的乔治·威廉斯(G.C.Williams)是“率先批判进步观的现代进化论思想家”(郑也夫,2004:34-35),显然是不确切的。不过也确实是在乔治·威廉斯和古尔德(S.J.Gould)之后,人们才普遍展开对进化进步观的批评,潘光旦曲高和寡,他对进化进步观的这种批评当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潘先生还指出进化论中译自Adjustment和Adaptation的“适应”一词多有被动、消极的意味,不能反映生物体积极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性质,他从《中庸》“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这一句话中拈出具有安所遂生、动静皆顾意义的“位育”一词来代替“适应”(潘光旦,2000:133)。此“位育”概念已经在社会学领域普遍得到使用,“潘光旦的位育论”已经被评价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研究中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2。
  正是在对遗传学和进化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理解的基础上,潘先生把他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优生学研究上。他在中国近代所治的优生学,既不同于那时候一些政治家提出的空泛议论和人口策略,也不同于医学界所强调的优生临床技术,而是从优生学所依赖的人类遗传与演化机制入手,对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和近代特殊的现实遭遇进行了解剖和分析,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文生物学研究工作。


二、人文生物学:文化的生物学还原论

  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柏尔教授(Raymond Pearl)最早使用“人文生物学”一词,他在1926年把他在前二十年用统计方法研究人类形态、公众卫生、人口消长等方面的论文汇编为一本书,以《人文生物学》为名。潘光旦受其启发,认为自己所治的优生之学,“以生物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文进步之目的”,与“人文生物”的意义,最相吻合。而且自己所写的各类作品,大多数兼及“人文”与“生物”两方面,因此他把后来发表的许多优生学及相关作品,统编为《人文生物学论丛》(潘光旦,1993:247)。
  1924年到1937年间所编成的《人文生物学论丛》三辑《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3,最能体现出他“以生物的现象或原则来解释文化”的兴味。这种研究的思路,在他1931年发表的《文化的生物学观》一文中有很好的说明(潘光旦,1994:311-315)。
  什么叫做“文化的生物学观”?他说:“就是站在生物学的立脚点来观察文化,观察的结果,自然不能不继以解释。”解释文化的机制可以有多种,如用自然地理的原因、生物学的原因、文化自身的原因等等。潘光旦知道单用“生物的现象或原则来解释文化,必然是片面而不圆满的”,可为什么他还在此文中单单讲“生物学的解释”呢?
对此潘光旦给出了“三层不得已的理由”:一是“现象无涯涘,因果关系无穷期,一人尽一手一足之烈,决难面面俱到,我们不能不分别的观察或解释”;二是“生物现象比较基本而也是比较用人力来左右的”;三是“文化的种种解释中,生物学的解释比较最不受人注意,尤其是在科学幼稚的中国”。
  那么如何用生物学来解释文化呢?潘光旦言:“生物学家观察文化和解释文化,有一个假定,就是:文化盛衰由于人才消长,而人才消长由于生物原因......所谓生物原因有三:一是变异,二是遗传,三是选择或淘汰。选择有两种,因了自然势力而发生的叫做自然选择,因了社会与文化势力而发生的叫做文化选择”。“选择所由发生的途径有三:一是生产,二是婚姻,三是死亡。如限于某一地方或时代说话,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第四个途径,就是人口的流动或移殖”。这就是他解释文化的生物学机制。
  如果我们读潘先生《人文生物论丛》各辑中的文字,就会知道,他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以生物学为基础,采用变异、遗传和选择的机制来解释各种文化和历史现象的。如在《人文选择和中华民族》中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家族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利弊分析,在《民族特性和民族卫生》中对中华民族性之“私、愚、贫、病、乱”之所由来的分析,在《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中对这两种民族的服从心理、悲观哲学、自杀倾向的特性比较和分析,在《宗教与优生》中对“宗教优生化和优生宗教化”的提倡,在《优生与文化》中与孙本文的商榷讨论等等,无一不是基于这种生物学解释的立场。
  潘光旦这种注重文化解释的生物学立场当年也影响了一批重要的学者。如谭其骧当年在潘光旦指导下做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论文第一页提出“以移民之史实,解释中华民族之演化”,潘先生给的批语是:“只可以为解释之一助”;谭提到民族演化之原则“有二,曰遗传,曰变异”,潘先生批曰:“原则三:选择亦宜提及” (潘乃穆等,1999:274)。吴景超在1930年出版的《社会的生物基础·自序》中提到,他当年到美国学社会学时,受导师白壁德(L.L.Bernard)的影响,在讨论遗传与环境时,特别注重环境。可是在他与潘光旦通信讨论这个问题半年后,“我的意见,因为这半年的辩论,略为有点修改,不复趋于极端” (潘乃穆等,1999:114)。清华大学当年的社会学系学生在选择论文题目时,有许多选择从行为遗传入手,这也体现了执教于此的潘光旦的影响(葛兆光,1997:17-19)。梁实秋在纽约读书时常找潘光旦聊天,梁自承“我听他的议论久了,不自觉地深受他的影响,反映在我的文学观上”。在对潘光旦的《环境与人品的不齐》和《本性难移》两篇文章作评时,梁实秋说:“潘先生是优生学家,但是他的主张与知识是根据了好几年严格的生物学的训练而来的。研究社会学的人很少有这样严格的实验科学的训练。在潘先生的作品里,我们却可以看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凝合(潘乃穆等,1999:116-125)。”
  在孔德的学科层次论中,上一级复杂的现象可以用下一级相对简单的原理来解释。生命现象是排列在理化现象之上的,以理化原因来解释生命现象就构成了现代生物学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原则----物理还原论(吴国盛,2002:561-562)。在生命现象之上的依次是心理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那么对社会和文化以生物学机制来解释当也是一种还原论。生物学还原论是社会生物学一贯的传统,斯宾塞(H.Spencer)、高尔顿(F.Galton)、皮尔逊(K.Pearson)等英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们所强调的在进化论思想的启发下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解决的研究理路也都体现出这种特点(Daniel J.Kevles,1995:5-23)。只是当年斯宾塞提出社会生物学之后,由于采用一种简单化的粗糙的叙述方式,这种思路被贬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受到来自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双重抨击。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一种建立在进化论、动物行为学、遗传学基础上的社会生物学经过威尔逊(E.Wilson)、道金斯(Richard.Dawkins)等人的努力又呈现一种复兴之势。
  还原论的方法论原则因为导致对研究对象的破碎化和机械化理解而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很多学者都承认,尽管还原论存在很多问题,可是在各类研究中还原的过程却是必不可少的。当代分子生物学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物理学还原论在生物学研究上的有效性,当代社会生物学的复兴也说明了生物学还原论在社会和文化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从中国近代优生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看,潘光旦以生物学观点为基础来对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思路,也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学还原论。我们在对中国近代社会科学中机械化理解进化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批评和反思的同时,也需要对潘光旦等学者扎实而可靠的人文生物学工作给予足够的肯定和关注。


三、新人文思想:一种对人、社会与文化的整体论研究

  从1934年开始潘光旦受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除讲授优生学、家庭问题外,他还开设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儒家社会思想等课程。在1934至1947年这一时期潘光旦的研究虽然仍然以优生学为立足点,但他更多地把优生学中的生物学观念与解释人类文化的其它传统与现代思想相综合。他译注蔼理士的《性心理学》、赫胥黎的《自由教育论》,著有《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说本》、《明伦新说》、《说童子操刀》等文章。这些文字与以前的相比,除了《人文生物论丛》第七辑《优生与抗战》一书中的大部分作品是论述优生与国家民族前途的关系之外,在其它一些重要的作品中优生已经不是他讨论的主题了。对中西方文化的会通、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传统与现代思想的比较和综合成了他这一时期写作的主要特点。
  在《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一文中他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提出人文思想与儒家思想两个名词往往可以通用,儒家思想的对象是人道,人道分四个方面:对人以外的各种本体、对同时存在的别人、对自己、对已往和未来的人,这四个方面就是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说本》、《说“文以载道”》、《说童子操刀》等是他重点讨论第一方面人与物关系的文字。在《说本》中他指出:“本字在我们的民族文化里占有极重大的位置”,“本字原是生物的字,把它适用到人事上来,最方便的当然是在人事的生物的一方面”。在对中国传统的“报本返始”和“有后主义”持赞赏态度的同时,潘先生对传统的“唯本舍末”和当前的“忘本逐末”都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潘光旦,1997:492-500)。在《说童子操刀》中他讨论了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对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不平衡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这一讨论继续了1923年著名的“科玄论战”中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对科学技术负面性影响的批评,进一步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年钱钟书看了这篇文章后,立刻与储安平通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李洪岩,1998:145-146)。
  在《明伦新说》、《论品格教育》、《说伦》等文章中潘光旦重点讨论第二个方面人与人的关系。他从语义学上分析了中国古代“伦”字的两种含义,一种是强调“类别”和“条理”,一种是强调“关系”。他指出这两种含义都是很有价值的,“社会生活的健全靠分子之间关系的正常和各如其分,而关系的正常和各如其分则靠认识准确”,“近代人文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工作,始终没有能离开‘明伦’两字的范围是显而易见的” (潘光旦,1997:501-505)。笔者曾经指出,潘先生所强调的“明伦”与当代进化生物学所重视的种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种群思想就特别注重种群中生物个体的个性与多样性,同时也关注种群内个体间的关系与秩序 (蒋功成,2004:84)。在《论品格教育》中,潘先生在“明恕”4的立场上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片面性提出批评(潘光旦,1997:506-514)。
  在《类型与自由》、《必也狂狷乎?》、《散漫、放纵与“自由”》中,潘光旦讨论了个人性格取向中“中行”与“狂狷”的问题。在《悠忽的罪过》、《所谓“历史的巨轮”》、《优生的经验的适用》、《女子教育、家庭前途与种族运命》等文章中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民族未来的发展和现实问题的解决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逐渐形成了其两纲六目的社会学思想。他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在个人方面注重共性、性别和个性,在社会方面注重社会秩序、种族绵延和文化进步,这种兼顾个人与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理想,构成了他后来所提倡的新人文思想的核心内容(潘光旦,1997:608-610)。
  这种以人为本,注重对人和社会的囫囵的、历史的、系统的研究,贯彻在潘光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诸多作品中,但被他名之为新人文思想,却是在1946年受费孝通《生育制度》的引发而出现在《派与汇》一文中。在此文中潘先生批评了费孝通体现在《生育制度》一书中“见社会不见人”的涂尔干式的社会观,他综合中西方的古人文思想、生物位育论、社会学的功能学派思想、美国学者的实验论和工具论,以及关于整体的人的科学等五个头绪而正式提出新人文思想这一概念。
  这五个头绪中,中西方的古人文思想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一切从人出发,向人归宿”,“遇到二事以上发生冲突时,一切折中于人”;生物位育论“注意一事一物所处的场合情境”,“讲求部分与全部的关系”,于原委之外,注意推寻归宿,于事实之外,更研求意义价值;詹姆士(W.James)的实验论和杜威(J.Dewey)的工具论求“真”务“实”,把事物看作人的工具而不是人的目的(潘光旦,1997:611-616);人类学与社会学中的功能学派“着重人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 (费孝通,1998:329);而近年关于人的科学的新近发展也促进了我们从生理、心理等多方面对人的了解。如果我们只用这五个头绪中的单独每一个来分析和解释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历史发展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我们所得的也许是片面和不完全的答案,但是如果把它们汇通在一起,以这种综合的新人文思想来观察、分析和解释,我们必然可以获得一个更为中和的理解。


四、解蔽与会通:一种通才之学的研究理路

  如果说《文化的生物学观》是潘光旦对其人文生物学的还原论解说的话,那么《派与汇》5就是他后期研究中在还原基础上所进行的综合或整体论方法的总结。在人文生物学的研究中,潘先生沿着一条“优生强种”之路走进了优生学与社会学的田野。他发现在民族兴衰、文化发展、人才消长、社会变迁等多方面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生物学解释的可能性,为此他建立起“以生物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文进步之目的”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这种对文化的生物学还原论研究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需要注意的是,潘光旦从一开始就深知这种解释的片面和不完备之处,所以在治学中从来不采取那种惟我解释方才可信的“我执”的态度,而是时时注意“去蔽”、“解蔽”。对那些在学术争鸣中包揽独断、刚愎自用、滕薛争长的片面观点,潘先生在《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派与汇》等文章中都给以具体的分析和批评。
  在阅读费孝通《生育制度》的手稿时,潘光旦注意到在当时社会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强调社会实体和社会功能,注重人的社会性而忽略人的生物性和主动性的问题。为此他在《派与汇》这篇为《生育制度》而写的长序里,对社会思想、社会理想的派与汇的利弊作了细致、认真而深刻的分析。潘先生特别指出,社会理想的分派之弊,“经过宗教化与政治化之后,要远在思想分派之上”。他对当时苏联的集体主义与英美的个人主义泛滥,怀有深切的忧虑,担心它们会酝酿成“一次更新奇广大的奴役、战争、与死亡来”。这个噩梦幸未成真,但四十年代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迫害潘先生致死的那些运动,有哪样不是刚愎自用的“我执”之祸呢?
  为了破除这种思想、理想分派之弊,潘光旦希望在分派基础之上,来一个“新的综合、新的汇”,他说:“只有在一个新的汇的浸润之下,一切理想思想,科学艺术,才有发皆中节的希望”。这种汇,会通了上文所说的一个古老、两个近代、两个当代的五个头绪,就形成了他的新人文思想。
  这种会通了生物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新人文思想由潘光旦提出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以一个通才而名著于世的。当年梁启超先生在给《冯小青》写评语时劝潘光旦:“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泛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 (潘光旦,1997:编者前言) 。潘光旦果然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将趣味集中于优生之学,成为近代中国几乎唯一的优生学家。可是这优生之学却是个交叉之学、开放之学,潘先生从这个学科踱进来,踱出去,不经意地就成就了一个通才之学,这个通才之学虽泛滥,却未无归,所归之处,便是这个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新人文思想。
  潘光旦称自己是英国人文主义者霭理士(H.Ellis)的私淑弟子,霭理士当年由医学而研究性学,由研究性学而接触到与性学相关联的复杂的人类文化,从而形成了他思想中中庸的主张和对于宽容的珍视。潘光旦由生物学到优生学,再由优生学到新人文思想的学术道路与霭理士是非常相似的。笔者感觉到,潘光旦虽然在美国接受了主要的专业训练,但为学的旨趣却大有传统英国学者的作风,即知识广博而不狭隘、情感深刻而不张扬、立论中和而不偏激。对潘光旦深有影响的斯宾塞、高尔顿、皮尔逊、赫胥黎(T.H.Huxley)以及蔼理士都有这样的特点,而这种综合全面的学术取向的获得,又无不体现在他们研究时对多个领域知识的涉猎与会通基础之上,即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是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科之间的“通才”。
  一般来讲,由于不同学科之间森严的壁垒,这种会通是比较难的,但是对受过生物学训练的学者而言,却有一条便捷的道路可循。因为它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有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人。生物学的相关分支学科从生命的化学本质上、从进化的历史上、从生态关系的密切相关上来研究人,这种研究的结果自不能完全为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对人类的理解所忽视。当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了一个共同的对象上,只要我们都能心平气和地听听他者的意见,一种中和全面的思想自然不难形成。更何况进化的观念、生态的法则,不仅仅适用于生命的世界,它们作为现代许多系统科学的核心概念,可以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
  当年有感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隔阂,潘光旦在《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中希望通过人文学科的复兴培植起一个宇宙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学术理想,这种理想也是他新人文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当代强调多元化的社会中,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费孝通先生在此基础上所发挥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这种新人文思想的生动写照。

  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其所创造的文化的关系,历来是不同学术流派争论的焦点所在。要理解这一种关系,非得由一种相关的学科钻味既深,才能获得一个深刻的认识。但要使此种认识不至于片面,我们还非得走出来不可,只有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才能有一个综合而全面的理解。读《潘光旦文集》中的文字,可以说是篇篇让人感受到这种不同学科之间会通的趣味。
  当年王国维论诗,称“诗人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其实非仅诗人而已,研究任何一种学问,都得经过一种出入的过程,方能得其中三昧。潘光旦一生的学术经历,当是这一种境界的写照。


参考文献:
潘光旦,1993,《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潘光旦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冯永康,2002,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遗传学,载谈家桢,赵功民主编,《中国遗传学史》,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郑也夫,2004,《阅读生物学札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潘乃穆等编,1999,《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葛兆光,1997,《学术的薪火相传》,《读书》第8期。
吴国盛,2002,《科学的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DanielJ.Kevles. 1995,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Genetics and the uses of human hered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李洪岩,1998,《钱钟书与近代学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蒋功成,2004,《潘光旦与进化论在中国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第9期。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The Biological Reduction and Conformity to Culture
---- The Comment upon Humanism-biology and the New Humanism Thought
in the Corpus of Pan guang-dan

Jiang gong-cheng
(Biology Department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Huaian 223001;
Science History Departme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The humanism-biology of Pan guang-dan being developed from his eugenics study is a biological reductionism to culture and a special study of society biology. Basing on this reduction, Pan also advanced a new thought of humanism by integrating five explanations for human and culture. The though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of human and society, the relation of human and culture.
Key words: the Corpus of Pan Guang-dan, Humanism-biology, the New Thought of Humanism

1蒋功成, 男,1968--,江苏涟水人,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进化生物学、生物学史。

2 潘乃谷曾辑出潘光旦释“位育”的多篇文字,载于《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位育观”的意义有费孝通、吕文浩等学者多次作出评价,吉林大学李玥以《潘光旦的中国社会论---位育范式解析下的中国社会研究》为题完成其硕士论文。
3 现存的《人文生物学论丛》三辑之外,潘先生尚有第四辑《优生闲话》、第五辑《民族兴衰各论》、第六辑《家谱新论》在1937年编成,可惜在战争骤起,仓促南下时不及携带而佚失。
4 潘先生的“明恕”观点,可以说是修正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种中庸的方法,并以其作为一种生活的理想。即既重“明”,冷眼看世事变迁;又重“恕”,热心待天下万物。这确乎是一种超越了儒道“君子”,又超越了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一种思想。
5 《派与汇》确乎是体现潘先生新人文思想的最重要一文。“派”即是沿着不同路径的各种还原论研究策略;“汇”便是在此还原基础上的整合。还原起来易,整合起来却要艰难得多。

 

 

20080309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