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页 

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中国语境中的“科学人类学”之定义问题

刘 兵

 

[摘 要] 在分析讨论国内对于科学人类学不同的定义、不同的称谓的前提下,基于对国际上科学人类学发展最为概要的回顾,提出了作者本人对于科学人类学的定义,也解释说明了采用“科学人类学”这一名称的理由,以及需要在这一名称中对科学一词采取最广义的理解的理由。
[关键词] 科学人类学;学科定义;对科学的理解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 基本概念:国内情况

   近些年来,科学人类学、技术人类学、科技人类学、科学技术人类学等概念在国内与科学相关的人文研究(例如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STS领域)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在这些概念之下,也出现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在不同的学者对于这些概念所指称的对象上,是存在有诸多不同的说法和定义的。由于国内学者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和理解彼此不同,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彼此间谈论的问题也经常不在同一层次上。另外,由于这种对最基本概念理解不统一的情况,在中国特定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环境下,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有关研究的顺利开展。因而,在这里首先梳理一下国内有代表性的对相关基本概念的理解,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在国内较早进行相关研究的刘珺珺教授,所愿意采用的是“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一称呼。她曾这样定义说:“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1]当然,在像这样的“严格”定义中,对研究者和研究对像都有所界定,但何为人类学家,以及何为科学技术,就成为关键性的问题。
  不过,很快,刘珺珺教授就给出了另外一种更为宽泛的定义:“科学技术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一方面属于人类学这个大学科,是社会人类学或称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又属于从社会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一个领域,即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或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的一个领域。”[2]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珺珺实际上是对她所界定的“科学技术人类学”从来源上做出了两类区分:一是来自人类学家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另一是来自(采用了人类学方法的)科学社会学家的研究,然后,就在定义中将这两个来源等同于了科学技术人类学之所属。而她对后一来源的强调,是因为关注到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科学知识的产生,来论证他们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观念,“这样就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或者也可以说,通过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的另一种类型,是科学社会学的知识学派写出的科学技术人类学著作。”因而,“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出现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实践的结果。”相应地,“科学技术人类学范畴下的研究可以归结为:1,人类学家进行的,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运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以文化为关注中心,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当然在人类学领域中的理论流派和民族志类型,以及各个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关注内容也是多样的。2,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进行的,以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知识理论为指导,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内容为关注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的研究……3.科学社会学家进行的,以默顿范式为指导,以科学技术的内容和外部社会关系为重点,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研究。”她在这里提到的2、3两类研究者和研究工作,实际上也都属于科学社会学家的范畴。这里的说法,仍然隐含了其上述定义中对科学技术人类学之范围的界定。但是,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刘珺珺在文章中还更为一般地指出,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和科学技术相关的文化现象。”[2]这就出现了矛盾之处。实际上,在这里所讲的研究对象,却是完全可以在超出上述定义所界定的范围中被研究的。
  另一位对科学人类学的学科定义有明确表述的,是研究科学史的田松博士,他所用的名称是“科学人类学”,曾专门撰文对科学人类学给出“初步”定义:“以现代科学为参照,分析、研究、重建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及知识的历史和现状的一门学问。”不过,他同时又强调说,“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学人类学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途径” [C],在这种说法中,其实还隐含了一层意思:即科学人类学是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上,他关注的是科学人类学出自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来源问题。其实,我们后面将指出,像少数民族科技史固然可以是科学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绝不应是科学人类学的全部内容。
  类似地,万辅彬也赞同田松的说法,认为:“在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中,不少人已在自觉不自觉地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少数民族科技术史”,“在人类学理论方法的观照之下……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要向科学技术人类学靠拢,并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途径。”[4]后来,又在与徐昕合作的文章中,注意到科技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的直接关系的前提下,提出了科技人类学作为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新)向度的说法。[5]
  除了这些涉及到对科学人类学(或科学技术人类学或科技人类学)的明确定义的说法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在相关的讨论中,是从研究的内容上来界定学科的。例如,秦红增就注意到:“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科技人类学似乎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科学知识的生产场所,如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等,关注的问题也是科学知识的生产、实验室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及科学论文和技术仪器的文化教育重构,而很少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应用研究。这样做虽然能够使科技人类学坚守自己的实验室田野、保持研究的纯洁性,但却使其失去了更多的研究领域,以及对实践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强调“在现代技术实践中,应充分考虑整个技术系统,以求得技术进步的最大正效应和最佳效果,体现出科技人类学以人为本的学科原则。”[6]而万辅彬和韦丹芳也曾关注将“科技应用”作为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认为“科技人类学的研究目的不只是展现科技文化,更重要的是让科技如何为社区、为当地人服务”,认为科技人类学将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中起到独特的作用。[7]


二、 对科学人类学在国外发展历程的简要概述

  前面我们已经总结了一些国内学者有代表性的对于科学人类学的定义和描述。在对这些说法进行评论分析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科学人类学在国外的发展历程。因为毕竟无论一般的人类学还是科技人类学,都首先是在国外发展起来并且在后来才引入到我国的。
  正如刘珺珺所注意和总结的那样,从国际上看,科学人类学最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人类学家的研究实践中。人类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化人类学)诞生之初,主要以“异国他者”为研究对象,集中于对异文化、偏远土著民族的研究,这些民族中的亲属制度、家庭、经济生产等都进入了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而在这些研究对象中,土著居民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技艺、器具,以及他们对于自然界和自身的各种认知(包括巫术等)也成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因而,在我们今天对于科学和技术之广义的理解中,可以说,在早期人类学者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对它们的关注,如弗雷泽的著作《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只不过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并未有意识地将这些研究归入到后来才被称为科学人类学的范畴之内。但实际上,这种传统也一直延续到当下,只是在今天在我们对科学和技术有了更加深入而且不同的理解之后,在一种新的眼光和意识中,这样的研究的意义又有了新的拓展,使得科学人类学所关注的“科学”不再仅限于西方主流科学,并使得非西方主流科学在其研究中也具有与西方主流科学平等的地位。
  科学人类学发展的另外一条线索,也正像刘珺珺指出的那样,是来自科学社会学,或者更严格些说,是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因为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由于一些外部的因素(包括殖民地的独立,原始民族的变化和消失等)以及学科内部的转变和对自身的反思(西方社会和文化也成为人类学的考察对象),人类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异文化的研究,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文化事项之一,也就很自然地进入到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因为“以人类学作为工具,以人类学作为表达方式,像观察那些我们已经审视和研究了很长时间的遥远的他者一样,看看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究竟与以往有何不同。如若这样,将科学当作民族志的对象加以研究又有何不可呢?”[8] 从而科学人类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这一发展线索中,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成为孕育另一传统的科学人类学的摇篮。在这一摇篮中出现的科学人类学之开创性的经典工作,既有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贡献,如20世纪70年代拉图尔和伍尔伽对科学实验室的研究,也有来自人类学家的贡献,像20世纪80年代特拉维克对于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而在1992年由人类学家赫斯等人主编的一本科学人类学研究的经典性论文集《知识与社会:科学和技术人类学》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体现出来其研究对象的充分扩展:从实验室扩展到跨学科的国家科学机构,研究关注的核心从身体,女性,到技术系统,医疗技术,以及对于欧洲空间站的考察等等。[9]
  此后,科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就更进一步地全面铺开,在以广义的科学(包括广义的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前提下,进入到各个原来与人类学本无关联的学科领域中。例如,像科学技术史领域中,由于引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带来了编史框架的转变,采用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且极具发展前途的方向,出现了众多颇有新意,突破了传统科学史研究的约束。[10] 当然,现在可以在更多学科和领域中看到人类学的影响,这里例举的科学史仅仅是引入了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的学科或领域之一。


三、在国际背景和国内语境下对科学人类学的定义与分析

  在前述概述总结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于科学人类学的有关问题在国际背景和特定的国内语境下进行一些分析和讨论。
  首先,还是关于科学人类学的学科定义问题。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与国内的情况相反,在国际学术界,似乎并不太在意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更多地在讨论具体的研究理论和实际的研究工作。这恐怕与国外的学科意识并不像国内这么强有关。来自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自科学元勘领域中各学科的研究者,甚至来自在传统中与科学关联不大或几乎没有关联的领域中的研究者,都曾做出了重要的科学人类学研究工作。在这当中,学科和研究领域的界限有着很大程度的打通和交融,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边界并不明显,其间的交叉反而是突出的特征。其实,类似的情形也在像“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等这样的新兴领域中表现出来。
  与国外的情况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国内对于学科的边界非常重视,学科意识非常强,这既反映在体制上(如在学术管理系统中就非常注意“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之类的划分),也在人们的观念中经常折射出学术管理体制中强烈的学科意识。当然,这种情况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对此这里暂不展开讨论,但需要中国学者面对的现实却是,学科的划分、界定等是与对学术资源的分配和对学术成果的承认等一系列问题密切相关的,因而,我们也不可过于拘泥于国外不怎么在意学科划分意识的做法,因为毕竟中国有中国特殊的现状,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科学人类学的学科定义又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如果从标准的学科划分或学科定义的角度来看,前面我们例举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内学者对科学人类学(或科学技术人类学或科技人类学)的定义是有些问题的。它们或是把这门学科等混同于相关成果的发展来源,或是在对其发展脉络来源之追溯的基础上将其等同于某一具体的、原本已经存在的学科(如“少数民族科技史”)。
  因此,笔者认为,在国内对科学人类学的定义中,可以采取一种最宽泛的理解,将各学科(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学科)中,运用带有人类学意味的研究方式(包括理论与方法两方面,而且两方面当中理论或理念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以最广义的科学及其相关现象为对象进行的研究都包括在内。在这种宽泛的定义中,科学人类学就有了双重或多重的属性,相关的研究既可以被归入人类学学科并得到相应的承认,也可以在其与人类学相交叉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中(如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学传播,以及被理解为“科学技术与社会”或“科学(技术)元勘”的STS等)获得合法性,被认为是其成果并得到承认,从而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分配。以这样的方式,既兼顾到国内重视学科意识的现实,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打破学科壁垒,将使科学人类学的工作现实地处于一种最有利于发展的环境中。
  其次,是确切的学科名称问题。对此,笔者倾向采用“科学人类学”这一名称,而不是像“科学技术人类学”或“科技人类学”之类的名称,之所以这样选择,并非仅仅是不同词语的替换,而是有许多可以论证的理由。因为 对“科学人类学”这一名称的采用,是与其中包含的最宽泛、最广义的对“科学”概念的理解相联系的。因为笔者注意到:
  1,人们在科学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中,实际上已经把西方主流科学之外的其他“科学”作为重要的对象。
  2,在国外研究者的用法中,既有使用“科学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cience)者,也有使用“科学技术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者,而在前一类学者的著作中,实际上有许多情况是将“技术”包括在内的。
  3,从概念的产生上讲,科学(Science)和技术(Technology)实际上都是现代的产物,其间明确的划分,也只是在现代的特定时间段里才是鲜明的,而不是适用于一切时间段。因为,对于古代的情况,是很难用后来产生的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去严格地作这样的区分的,比如说“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中许多对象就要更接近于后来出现的技术而不是更接近于后来才出现的狭义的科学。甚至于,在当代,科学和技术更是出现了彼此融合的发展趋势,例如,像“转基因”这样的研究,几乎在一开始就既包括了科学的取向和特征,也包括了技术的取向和特征。
  4,其实在科学人类学的实际研究中,即使在字面上使用的“技术”这一词语,或面对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的主题时,也有对于“技术”概念的扩充,使其超出了狭义的现代意义上的含义, 不再仅仅是指“制造”和“使用”的方式。像人类学家毛斯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身体技术的概念”的研究[11],以及更近些时候普法芬伯格对技术人类学的研究[12],都使得承认对于社会形式和意义系统的技术的解释在逻辑上成为必然。又如白馥兰在其对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研究中,突破了传统中将技术作为“生产的机器”来看待的作法,认为完全可以把建筑设计作为一种其实是反映了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的“生活的机器”(machines for living)来看待[13],也是这样的例子。
  5,在人们日常语言和在一些学术研究的场合,也经常会将“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还不仅仅限于西方现代主流医学,还包括非主流的各种“民族医学”1),以及数学(在人类学研究中还包括了“民族数学”2),归于宽泛的“科学”概念中。因而,用在科学人类学中用最广义的“科学”概念,也可以将这些对象一并包括进来。
  当然,在我们基于最广义的“科学”概念,采用“科学人类学”这一名称时,也并不排除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所指明确,使用像“技术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称呼。只不过我们是将它们视为有最大包容性的“科学人类学”的子领域而已。


四、 小结及余论

  本文在分析讨论国内对于科学人类学不同的定义、不同的称谓的前提下,基于对国际上科学人类学发展最为概要的回顾,提出了作者本人对于科学人类学的定义,即在各学科(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学科)中,运用带有人类学意味的研究方式(包括理论与方法两方面),以最广义的科学及其相关现象为对象进行的研究。本文也解释说明了采用“科学人类学”这一名称的理由,以及需要在这一名称中对科学一词采取最广义的理解的若干理由。这些理由,是可以从国际范围内科学人类学研究的现实,从人类学之外其他对科学的研究领域的成果和结论中,以及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的逻辑分析中得出的。
  在最简要、最一般性的总结中,我们可以将科学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归结为三点,即1,扩展了传统中对科学的各种人文研究的对象范围;2,带来了诸多对科学的新认识和新理解,特别是对于传统的科学观带来了重大的变革;3,引入了传统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中所没有的新方法。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谓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又是与其理论观念不可分割的,在国内也有一些仅仅形式上采取的所谓“田野方法”而没有人类学理念在其中的研究,它们并不属于本文定义中所指的那种“有人类学意味的研究”,不过这里暂不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最后,希望在余论中再简要讨论一个问题。在本文第一节中,曾引述了田松对科学人类学给出的“初步”定义:“以现代科学为参照,分析、研究、重建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及知识的历史和现状的一门学问。”在这个定义中,一个关键点在于“以现代科学为参照”,这里面反映出定义者的某种与人类学精神相悖的科学主义倾向。科学人类学所要强调的,恰恰不是那种以现代科学为标准的辉格式的参照,而是将最广义的科学概念包容中的各种“科学”置于平等的地位。如果去除这个“以现代科学为参照”的限制,田松的定义中其余部分的说法,就与本文作者的定义和解释非常相近了。

Problems in Definition of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in Chinese Context
LIU Bing
(STS Institu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different names and definitions of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in China, and brief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the definition by author was suggested. In this definition, the reasons for why using the nam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why tak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science" in the broadest sense, were also given and explained. 

Key Words: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definition of disciplin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参考文献]

[1]刘珺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1),24-30
[2]刘珺珺,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新领域[J],南开学报,1999.(5),102-109
[3]田松,科学人类学:一个正在发展的学术领域[J],云南社会科学,2006.3. 78-82
[4]万辅彬,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23-26
[5]徐昕、万辅彬,人类学----科学史研究的第五向度,第八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暨中国传统手工艺论坛论文集,2006. 20-26
[6]秦红增,人类学视野中的技术观[J],广西民族学院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2. 67-72
[7]万辅彬、韦丹芳,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2),56-61.
[8]赫兹菲尔德. 刘珩, 石毅, 李昌银 译. 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M]. 华夏出版社,2005. 2
[9] Hess D J, Layne L L. Knowledge and Society: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JAI Press Inc. 1992
[10]卢卫红,科学史研究中人类学进路的编史学考察,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7.
[11]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本出版社.2003.306
[12] Pfaffenberger B. Fetishised Object and Humanised Nature: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J], Man, Vol.23, Issue2, (1988), 236-252
[13] Bray F.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 Essay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J], Osiris, 1998. 13: 11-33


[作者简介]刘兵(1958~),男,辽宁海城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科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北京,邮编:100084.


1 即ethno-medicine
2 即ethno-mathematics

 

 

20080215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