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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者的困境——戈革口述

邹波、李翔 整理

 

  科学史家、《玻尔集》中译者戈革教授因直肠癌,于2007年12月29日下午4点10分去世,享年86岁。他的一生平凡、倔强,不为人知。他的名片上赌气似地写着孤独两字。 


一、脱离实际的人

  我1922年生于河北献县,从小眼睛就不好,是由砂眼引起的,因为农村卫生条件不好,这毛病就越来越严重,1937年,我到北京治眼病,住在和平门一个小胡同,当天晚上就听到了卢沟桥的枪炮声,医院院长就让我赶紧回家躲避,手术没做成,后来,眼病发展成倒睫,是砂眼的后期。
  以后我眼睛越来越坏,如果以现在的入学体检标准看,我小时候肯定读不了书……
  小时候我一边逃难,一边上学。1937年,我从北京回到老家,抗战就爆发了,在家里躲了两三年,就得出来,穿越大面积的无人区,完全没有政府——那时候民风倒也还好,没有人抢劫我们,同时还有同乡会自发的武装维持着秩序……我们就这样逃到“蒋管区”,先到河南,接着河南失守,也因我哥加入了玉门油矿,我就跟着辗转到甘肃酒泉上了中学,1945年,我考上了西南联大,那时候从甘肃旅行到昆明非常困难,我们买黑票乘运输卡车到重庆,然后乘飞机去昆明。
  本来只有富人坐得起飞机,可因为抗战刚胜利那会,地方上的人,都往重庆去谋取前途,因此,从昆明去重庆的机票非常难买,但返回则没人坐,所以我这个算是“赤贫难民”的学生,才有机会飞到昆明。
  1946年,当西南联大重新分成原来三个大学,我选择了北大,而整个物理班50多人,除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其他人都选择清华,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这说的其实是年轻女子选择对象的观念。
  我选择北大是因为北大没有体育课——我眼睛不好,也非常不喜欢体育——清华当时是马约翰的女婿、篮球明星牟作云在抓体育,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推崇各种球类运动——另外我还喜欢北大自由和松散的纪律约束,不按时上课都行,只要考试及格没人管你,而且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我也喜欢,辜鸿鸣和李大钊竟然可以在那里并存。
  1949年我大学毕业,当时解放军已经把城围起来——对于围城,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大家都是极端反对国民党的——西南联大本来就是“民主堡垒”,学生为争取民主可以牺牲一切,一直以来大家已经认为共产党是最民主的政权,而且,地下党也尽力在宣传民主思想。
  那个时候的学生当中,只有少数是“三青团”的特务学生,但在学生里根本吃不开,大家都抵制他们,虽然不公开面目,人家也知道,那个时候的学生是一边倒,国民党在城里的管辖,也是大势已去,很松散,比如,有一次,他们在街上抓到一个叫李鸿早的地下党,就给学生们挤着挤着跑掉了。
  后来我们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其实当时这些大学生都已算是“赤贫难民”,解放前,我靠官费念大学,官方看我们是“赤贫难民”,只有这样才能从美国救济总署拿到救济,和我同行去读书的同学好多都是地下党,一解放就成了重要人员,到北京市委工作了。
  多年以后,我们成立了西南联大校友会,校友会却照大家后来社会官职大小排座次,我就有点反感,1985年我到美国去参加科学史方面的会,我去斯坦福,发现有一个大礼堂,地面铺着方砖,每个砖里埋着学生的简历,平等地按照班级排列,这才是学生会,校友中有一个叫胡佛的,是美国总统,但另外有地方把他作为总统来纪念——东方学系前面单独给他树了个塔,但在礼堂里,他也只占一个小格子。
  我们的校友会却那样选,于是我就不参加了。
  解放后,我就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所,当研究生,一是因为他们也给公费,提供吃住,二是因为研究所答应给学位,但一入学,政策就改了,说要有条件才给费用,而且还要为学校工作,比如改卷子,我就很不满意,后来,勉强拿到了费用,也没真的参加改卷子,但至于说硕士学位,就没有了下文。
  那时候很乱,政策一天一个样,所以,当我们1952年从清华研究所毕业,没有任何人拿到硕士学位,有的人没有考试就走了,自己去找工作。
  毕业后,我的工作完全是由政府分配,我希望去综合性大学,在物理系工作,可是他们非要把我分配到山东工学院,我学的是理论物理,去工学院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教普通物理。
  这个学校办学长期上不了轨道,学生闹意见,校方就到处要老师,高教部非把我派去,主管这事的竟然是我同学,我没办法,只好去,我结婚很早,爱人是同乡,当时正在经历着土改,那几年我们有些通信,没见面,我只有一个人到了山东,过了一年,学校就发现,由于无计划地进人,师资竟然过多了,加上当时也正在搞清除反革命的运动,对象中有我们两个同学,我越发呆不住,就多次写报告,因为学校觉得反正用不着我,就让我回北京了。
  回京之后,我还是要求去综合性大学,想搞我的理论物理,但还是不让,僵持了大半年,到了1953年9月,我还是去了那所学校——刚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仍然是工学院,我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工作到现在。
  在学校,我一度被视为一个模糊的人,我学的、教的、翻译的都是大家不懂的东西——领导也不懂,群众也不懂,而且那时候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这我不反对,但我学的是理论物理,不应该硬派去搞应用。
  如果我在理论物理研究所,情况可能会好些,但我孤独一个人在石油大学,和物理学界没有联系,人家说你不搞石油搞什么?
  我的专业是量子物理学,某位同志经常说我,说连电阻都不认识,算什么学问?那时候电阻表面并没有标明欧母数,而是用颜色来分,红色是多少,黄色是多少,这位同志就认为这才是学问,我不敢反对,但心里想那商店里卖这个的比你清楚,他那是学问吗?
  像我们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人,天生就要被孤立……不过大家总还是有一个印象:感觉我是个有学问的人,所以评职称啊,提高工资啊还是有我的份。
  我起先教普通物理,后来终于有了一个物探专业,勘探测井方面的教学,要求的物理知识比较多,有一门课叫电磁场论,虽然我不懂石油勘探,但我知道电磁场,我看了那时候的苏联课本,发现已经非常落后,还是我大学时候看过的了,内容很陈旧,我就自己写了电磁场论的教材,后来也是被批判的对象:“脱离实际,故弄玄虚”,当时,当时我们的院长要求我们严格要求学生,于是我照办,学生不懂,就说我故意编这个东西整工农后代。
  学生还老喜欢问为什么?这有时候是好的,但他们追究一切物理模型的“物理意义”,追究一切的“用途”,认为弄清用途、实用价值和“物理意义”就是研究科学的万灵药——但科学描述本身是抽象的,你不钻进去就随便发问,是毫无意义的事。
  1969年,学校迁到山东,迁校前学校对我们进行了处理,定我为反革命,罪名有三:一是我老婆是地主;二是我哥哥去了台湾;三是我的课难懂,当时,连一个最左的同志都提出来,我这三条不够当反革命,因为既说不上现行的,也说不上历史的,我什么也没参加过,什么都没干过,可是群众说同意,上边说同意,工宣队就定下来,那个为我质疑的最左的同志,最后也受到了批评。集体比他更左。、

 

二、史学家的才能

  四人帮刚垮台,1980年我再次回到北京,当时,在中国的教育界,知识界,在我们心中都弥漫着一种不切实际的高兴,觉得可以放开膀子工作了,虽然我还是“秃头无字”的反革命——有点像年羹尧那样的“秃头无字大将军”——就是反革命,和别人不同,我没有具体头衔,帽子在群众手里。
  我从1979年正式开始翻译12卷本的《玻尔集》——当时,我要重新回头去研究理论物理早已不可能,最终我是在一所工学院教了一辈子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学界也完全没有了联系。
  不过我也不那么遗憾,我知道我的禀赋并不在科学研究,而在于我的理解力,我不是一个单纯的翻译者,我有史学家的才能,但我读书的时候,还没有科学史的专业,我只好读物理,我搞翻译是从1946年开始,上大二的时候,我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出英文独幕剧,叫《原子免疫》,纯粹觉得好玩,从那个时候起,人家就说我是为了赚稿费而翻译,一直到文革,我的罪名之一也是“光想着稿费,不为人民服务”,但想想大跃进那一年,全国都取消了稿费,而我偏偏在那一年出了较多的书,这又怎么说?
  后来我翻译了些俄文书,不久开始翻译玻尔的书,慢慢地我就走上了科学史翻译与研究的道路。
  科学史家和科学家并不是同一个圈子,前者数量很少,而且往往是后者改行而成。两个阵营也没有什么联系。研究科学的人是研究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东西,而研究历史的人,是研究已经有的东西的规律性,总结怎样有利的条件能使个人的作用在科学研究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科学家不一定重视科学史,他们很可能已经用不着去理解那些历史成果了,科学一直在前进,有些东西,甚至连现在的课本都谈得很少了,虽然基础和根源在那里。
  但深一步说,科学需要历史,玻尔那些基本概念,人们仍然在用,只不过形态发生了变化,在美国,只要稍微有一点历史头脑的人,绝对不会忽视玻尔这样的科学家。
  1980年,中国成立了科技史学会,理事长是科技大学副校长钱临照先生,他说:“外国有专门研究牛顿的,研究麦克思维尔的,我们要在中国担负起研究科学史的任务”。我当时是理事。
  文革之前,图书馆里有外文的刊物,有关玻尔的所有书几乎都可以看,没有人干涉我。
  但某一天,当我重回北大,我发现那里不再那么自由,我在北大图书馆门前看到一个通知:图书馆里有许多的书是反动的,落后的,现在封存,要考察,那些继续开放,哪些不开放。这和北大的校训正好相反。
  当年在牛棚里,我坚持翻译了四本书。开始抓进去的时候,早晨到那里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我却睡不着……一天夜里,有两派干起来,又彻底没人管了,大家又都不敢出门了,这时我想,跟商务印书馆说好了还没翻完的那本书,应该找出来继续翻,当时我二妹在师范大学,她曾是地下党,所以情况好些,也不是反革命,不过当时群众也在冲击党员,她听说我还在翻译,问我“干嘛呀?”——是啊,当时,每一本书的出版前途一片渺茫,但我说不为了出版,只是消遣这些时间。
  粉碎四人帮后,其中三本出版,是为“牛棚译丛”,另外一本俄文的《电动力学史》,终究没有出,其他都是科学史方面的,有一本正是尼尔斯·玻尔的哲学文集,一本是关于能量的历史,这些书不是教科书,学术性的,历史也是学术性的,不是通俗的,不是通俗的故事——我一生基本没写过通俗书,除了两个小本,江苏出的,据说卖到了一万本。
  关于《玻尔集》——文革以前我就出版了三本玻尔的书,可以算是玻尔的小专家,粉碎四人帮时,这套集子刚刚在世界上开始出版,我们图书馆有一本,就跟商务印书馆联系翻译出版,这样一连出了三本,大家都很高兴,当时丹麦人准备出八册,我说八册太不够了,现在的规模是12册。
  1985年,丹麦举行玻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中国派了一个代表团,没有我,因为教育部完全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在中国独立翻译与研究玻尔。
  代表主要来自综合性大学,有些人到过哥本哈根留学,我就托付复旦大学的杨福家先生,替我跑跑版权的问题,但事实上这套书由丹麦玻尔文献馆(因我不喜欢“档案”这个词,我个人总把它翻译成“文献馆”)组稿,北荷兰公司出版,该公司手里不包括中文版权和俄文版,他们同意中国出版,等到中国人也知道什么是版权了,中国人会发现这套书的中文版权在我手里。
  但这套书在中国出到第四本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已经重新开始注重经济效益,他们让我自己掏钱出,后来我设法搞到了钱,说“我现在有钱了,你们出不出?”但他们还是不出,后来我才了解到:商务有一个总经理,有一个副主编,后者是我的朋友,要出,经理不同意,副主编干不过经理,于是我改到科学出版社,出着出着也不出了,第10卷是一个香港出版社出的,不能在大陆卖,目前都在我手里存着。
  咱们中国人现在买什么书?出版商天天伤脑筋,怎么赚钱,我一辈子没有一本畅销的。
  那个集子当然也不会太畅销。
  我翻译的那个剧本《哥本哈根》也不会畅销,虽然那部戏曾经在中国上演过。
  那次演出特别失败,演出的人绝对是外行,闹了好多笑话,比如,玻尔从来没有留过胡子,他的亲戚朋友也都没有,但他们给他安上胡子,为此我后来专门写了一篇《玻尔的胡子》,后来有两个单位邀请我去讨论该剧,我都拒绝了,中国人已经给他留了胡子,还有什么可讨论的。
  这本书是一位英国作家写的有关玻尔和海森保一次秘密会晤的虚构文学作品,但他没有充内行,而是回避了科学本身,这次秘密会晤是二战期间的科学史上的一大悬案,没有标准答案,但我有我的看法:海森保那次来哥本哈根,是要劝降他的老师玻尔,因为就我的了解:海森保是那样的好胜,连和小孩子做游戏都要争个输赢。
  这出戏在丹麦上演的时候,剧组一直与丹麦玻尔文献馆联系紧密,后来馆长一直跟着剧组,到了纽约,到了世界各地,在美国,剧组还邀请那些仍然在世的原子弹专家座谈,那些人提出了一些很奇怪的意见,都邮寄给我看过,而在中国,我们是闭门造车演这出戏,连台词、内容和历史背景都没弄清楚。
  有一次,这出戏在一所师范大学演出,报纸报道说,杨振宁上台同演海森保握手,但没有提他是否和演玻尔的握手,不过,也许杨振宁并不是故意的,算起来,他已经是下一代科学家了。
  中央电视台播放过一个李政道的演讲,他那一套基本粒子的理论,当然是先进的,但他提出:二十世纪物理学中,最伟大的是谁,几个名字中单没有玻尔,除了爱因斯坦,其中还有费米,他的老师,但费米并不是大师,没有独创什么,发展得很平均,理论也会,实验也会,独创比较起来差些。
  中国物理学界对玻尔还是很重视的,但是对于量子理论和玻尔,他们仍然不算十分了解。2000年,电视台搞了一个纪念新千年的节目,邀请了三位物理学者谈量子理论,他们都坦承不懂量子理论,其中一个说:“我虽然不懂,但我会用。”在中国,五流的教授却往往会宣称自己懂量子理论。
  连那个爱闹的费曼先生也承认自己不懂量子理论,他告诫学生“如果你想问为什么,一定要憋住——”
  毛泽东写过一篇《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而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什么一定要问物理学史一个‘为什么’?》尼尔斯·玻尔的关键理论——互补原理——它超出了逻辑的领域,是因果论的补充,当然也无法用因果论来解释。


三、孤独的骑士与书

  我至今也不喜欢体育运动,甚至不像其他老人那样出门散步,只是每个星期三下午等人来和我下围棋,但我的一生都没有休息过,不为别的,就为我喜欢的事情,不是为了稿费,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我就是要翻译《玻尔集》。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翻译工作者来和我交流,他身体强壮,他说他一天翻译2000字左右,而我年轻时,每天基本可以翻译6000字,最多可以翻译10000字,到2002年,我还能每天翻3000字,但是,现在不行了。
  最近我接受了白内障手术,手术并没有使眼睛好转,而且,那只戴了多年的眼镜也戴不成了,我目前没有办法继续翻译工作。主要是看书不行,完全无法对原文。
  在我眼睛完全坏了之前,有几个晚辈——很少的几个朋友——也是研究科学史的,还有的已经成了外国人的朋友,坚决劝我,抓紧有限的时间,写一本自传,可我本想先把玻尔的书翻译完了再说,如果要写,我将写我绝对真实的思想,绝对真实的经历,不夸大,也不缩小——有的人写自传净夸自己,那算什么玩意。
  可是现在眼睛坏了,这一切都是白说。你问我为什么不找个助手帮我做这些工作,比如翻译和写字,但天下也没有愿意当我助手的人——就像我名片上写的:我是一个被孤立的科学工作者。我家里墙上的字画都是我自己画的,不是别人送的。
  说到《玻尔集》,也有人劝我剩下的工作交给别人翻译,但我不放心,因为那不仅是英语,而且是丹麦的英语,是玻尔的英语,我翻译了10卷,我比较了解他运用英语的方式,英语在他身上,用法不太一样,尺寸上不一样。
  翻译需要人特别认真,因为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困难,我翻译那本小书《哥本哈根》,因为我从来不读《圣经》,所以完全不知道摩西让红海分开水路的故事,我专门写信请教外国朋友,专门在书里加注,说明我不懂。
  当然,我了解的中国古典的东西,比了解外国古典的东西要多些,比如做诗词,现在包括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也只会教学,不会做诗,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大大的衰退了。
  12卷本的《玻尔集》,目前还剩两本没翻,不翻译完实在太可惜了。
  从 70年代到现在,我翻译了10卷,目前,第11卷在我手头,因为眼睛的问题,搁置起来,最近,丹麦玻尔文献馆又寄来了《玻尔集》第12卷的原版——想来是一出版就寄给我——这可怎么办?
  即使这套《玻尔集》,也不能称为“全集”——世界上不可能有“全集”,那只是中国人的发明——我在丹麦看到赵元任写给玻尔的信,丹麦人就完全不知道,又比如,如果要给钱钟书先生出全集,可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他和我的私人通信呢?中国《四库全书》中的“集”部,也只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没有敢称全集的。没有人敢说掌握了一个人的一切言行。
  这套《玻尔集》的翻译工作,本是一件大工程,当年我读原文的时候,就想过:世界上恐怕只有前苏联和日本最有可能翻译它,而且肯定需要建立一个委员会来执行。但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去年,中国科技史学会主办第22届北京国际科学史大会,去年也是玻尔诞辰120周年,但中国主办方并没有通知我。
  是的,我这一辈子很少受表扬,有一次学校评了个先进工作者,到人民大会堂参观了一次。
  另一次,2001年,丹麦女王授予我“丹麦国旗骑士”勋章。大使馆方面让我邀请些朋友到场,我不认识什么人,就请了一些发表过我文章的记者,当时也来了一个我国的有关领导,他发表了一个演讲,可能他只知道我是石油大学的某个老师,所以他主要谈了一下丹麦和中国的石油问题,并表扬了我对中国石油业所做的贡献,然后没和我说话就走了。
  但这么多年,国外的朋友还一直在和我保持联系,前几天,玻尔的孙子还给我来了封信,是老大,那次他来我家,我那学计算机的孙子,用他拙劣的英语和他交谈,令我很难堪。还有一个常来看我的朋友是斯堪的那维亚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的组长,我窗台上这盆花是她送给我的。她的公公是玻尔的学生。
  2004年,在斯蒂芬·霍金主编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丛书中文版的新闻发布会上,因为时间关系,我有一番话没来得及说:
  “……人们都认为这些书不会有读者,而且和现在的生活距离很远,但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20世纪物理学家中有一个脾气最坏的前苏联科学家朗道,他是个天才,但他总是故意惹人生气,对世界十分挑剔,甚至讨厌别人刮胡子,他一生周游世界,旅行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苏联人的行动边界,他终生认为玻尔是他的老师,他也顶撞过爱因斯坦,有一天,他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闲荡,随便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书出来,看着看着就安静下来,看入了迷……那是一本中世纪科学家拉普拉斯的小册子,狂燥的朗道完全投入到了书中的世界里……我想,伽利略和玻尔这样的科学家,会有这样的现代命运,《玻尔集》也一定会有这样的命运,即使最终也没有人去读它,它存在那里,就已经改变了中国。” 

 

2006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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