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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6期


对《利维坦与空气泵》的编史学分析

王 哲① 刘 兵②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100084)

 

内容摘要:1985年,《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一书出版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书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大多集中在对社会因素的关注上,而本文作者则着重分析了此书的科学编史学意义,并对书中涉及的相关主题进行编史学意义上的梳理。
关键词:《利维坦与空气泵》,建构主义,科学编史学


  1985年,史蒂芬·夏平和西门·沙弗尔首次发表了他们的作品《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和实验生活》。在此书发表后的22年之中,其对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的影响经久不衰,以致于,想要了解当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史发展状况,就很难忽略和绕开此书。当然,对此书的解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已有的评论大多都集中在作者的社会建构立场和对此书的结论的分析上,对于此书在编史学意义上对于科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的认识有所欠缺。


1、 国内外学者的代表性评论

1.1 国外学者的评论
  1985年《利维坦与空气泵》出版后很快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们首先总结一下国外几篇有代表性的评论以及在这些评论中所反映出来的看法。
  就在《利维坦与空气泵》出版的第二年,希尔(Christopher Hill)首先在《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书评,指出本书是一种新的,后柯瓦雷(Koyre)的历史共识,在叙述科学实验过程本身的同时也关注科学家波义耳与其反对者哲学家霍布斯的争论,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解构了科学的内史和外史的区分。[1]
  打破了旧的科学史研究方法,必然需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剑桥大学的詹宁斯(Richard C·Jennings)认为此书的研究进路属于爱丁堡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尤其是其对称性原则。就是说,他们并不对波义耳怎么样正确给出说明,而要试着解释为什么霍布斯要坚持他的立场。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各自的立场是如何保护并发展自己的。[2]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教授雅各布(Margaret C. Jacob)看到了作者在分析中大量使用的人类学方法方法。[3]他认为夏平和沙弗尔主要是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研究的很多新的方法,给科学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局面。[3]
  在20世纪80年代,对社会建构论的接受程度还很有限,一些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认同夏平和沙弗尔引入的新的研究进路,如古巴(Lawrence Busch)认为此书描述了一个基础的、重要的时代。在此过程中,他们重新建构了重要的争论,其中的一些长久以来都被认为已经解决了;《利维坦与空气泵》为科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种模式,使得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成为一个整体;并且,他们打开了新的研究和哲学的反思的巨大图景。[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汉纳韦(Owen Hannaway)认为《利维坦与空气泵》是库恩的革命理论丰富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汉纳韦充分肯定了建构主义科学史的意义,并对这一视角下的科学史研究所带来的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给予肯定。[5]但也有一些持传统观念的人对于社会建构论的合法性多有怀疑,如在印第安那大学的韦斯特福(Richard S. Westfall)看来,《利维坦与空气泵》“虽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有洞见的理解,但是作者从这些材料上得出的结论却很难让人接受。”[6]在韦斯特福看来,现实是不容我们这样转换自己的立场来建构的。类似的,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系科恩(Bernard Cohen)认为作者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政治理论家确实使得皇家学会作为一个基础的例子来成为这样一个共同体——即使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复辟政策和实验科学共同成为一种生活形式。[7]
  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史教授莫迪凯戈尔德(Mordechai Feingold)对《利维坦与空气泵》的主旨给出了科学哲学意义上的意见:表面上看,这场争论是关于波义耳是否真的能在他发明的昂贵的空气泵里制造出真空,是否能确信实验结果是真的。然而,更多的基础的争论仍处在危机之中。在哲学与科学的王国中,这场争论涉及到什么是事实的观念。[8]
  从上面的评论不难看出,评论者对《利维坦和空气泵》的定位基本上集中在它的科学哲学意义以及它带来的科学史的新的研究视角上,对于本书带来的科学编史学上新的理论意义关注不够。

1.2 国内学者的评论
  20世纪90年代,国内开始有人关注科学知识社会学,而对于此书的关注也始于此,但尚没有系统的介绍文章。南京大学的蔡仲和南开大学的赵万里曾较为详细的谈论过《利维坦与空气泵》。蔡仲在他的多篇论文中都谈到了此书,认为其是SSK“强纲领”最出色的案例分析。[9]但是他对社会建构论的合法性持否定意见,认为社会建构论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科学实践活动中客体的力量。虽然社会建构论也非常热衷于讨论作为科学知识的构成要素的客观力量,但它却始终坚持客观力量要素同其它的科学知识构成要素一样,应该化归到人类力量这一特定领域来进行分析,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而这种对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的全面否定,是社会建构论的关键错误。[10]蔡仲一方面肯定《利维坦与空气泵》开拓了科学史研究的视角,另一方面却不认可这种视角下的科学史研究成果。
  赵万里在他介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专著中将《利维坦与空气泵》作为科学争论研究中的批判编史学纲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赵万里认为夏平和沙弗尔选择了一场历史上的科学争论,运用历史分析方法以及微观模式,以强纲领所强调的“对称性原则”站在“陌生人”的立场对霍布斯和波义耳的争论进行分析,但最终却对霍布斯的理论采取了近乎“成员的”的立场。[11]由此,他得出这样的推论:“对称性意味着中立性,中立性又不可能,因而对称性在原则上是错误的。"[12]由此,赵万里也认为此书的结论站不住脚。
  山西大学的郭贵春和赵乐静看到了《利维坦与空气泵》在科学史中的影响,认为夏平和沙弗尔通过“解构实验在当代科学中的基础合法性”,而“摧毁(了)被传统哲学家和史学家所主张的科学合理性信念”。SSK的争论分析可能有助于维持科学史“辉格-反辉格”解释的某种必要张力。同时,他们将此书视为社会建构论争论研究的一部分,认为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倡导的争论分析法,对当今科学史研究的影响确实存在,不容忽视,虽然其基础与出发点未必牢固,但确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哲学。社会学思潮背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13]同样,郭贵春和赵乐静对于此书所持的立场也持保留态度。
  从国内外学者对于此书的评论不难看出,评论者基本上都注意到了书中发掘的新资料,运用的建构主义的方法,以及对于作者得出的 “霍布斯是正确的”的结论等方面。而我们认为,此书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在编史学意义上的进展——即初步形成了某种建构主义的科学编史学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重新考查了传统科学史认为早已成为定论的“实验科学的诞生过程”。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解读,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2、《利维坦与空气泵》的编史学理论

  总起来说,建构主义的编史学理论是运用社会建构论的分析方法,对一段历史进行再次解读,进而得出在非社会建构论视角下无法看到的东西,给出关于历史的另一种叙述。《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编史学的发展,主要涉及考察科学家的身份,科学文本,科学知识制造场所,科学知识产生的文化情境研究等方面,下面分别进行简要的讨论。

2.1科学家身份的形成
  科学家的身份是如何形成的?科学家如何获得声望并得到社会认同?这些问题被传统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黑箱化”了,并不对其进行分析。在他们看来,科学家共同体对于谁是科学家进行了严格的筛选。这些过程都是自然而然的,根本成不了问题。
  夏平和沙弗尔对这种不证自明的科学家身份产生怀疑,他们放下已有的历史背景重新整理、回溯空气泵的历史,寻找科学家的身份如何形成的答案。波义耳的父亲是大富翁,被称为科克(Cork)伯爵。他从小就读英国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伊顿公学,11岁时到欧洲大陆游学。1644年回国,继承了其父的一大笔遗产。与波义耳相比,霍布斯的家庭背景就差多了。其父是一名脾气不太好的乡村牧师,母亲出身于自耕家庭。1610年受聘于卡文迪什男爵,担任其儿子的家庭教师。霍布斯也曾给当时流亡巴黎的查理二世做数学老师。也就是说,波义耳是贵族,而霍布斯不过是个教书匠。在传统的历史书中,波义耳以“化学家之父”之名成为近代化学的创始人,而霍布斯以他的政治、哲学主张成为众多政治家、哲学家中的一分子。
  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夏平打开了科学家身份塑造过程的黑箱,发现在塑造科学家身份的过程中,波义耳强调了科学家的社会形象。他把自己塑造为谦卑好学,将科学作为个人的崇高追求的贵族,而把霍布斯描述为思想保守的、坏脾气的独裁老头。在争论的过程中,波义耳也总是表现的与霍布斯不同,从语言到行为,甚至到其宗教、政治立场,最终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科学家的形象,并将霍布斯及其理论划到了实验科学的对立面。另外,科学家身份也需要共同体的认同。波义耳成功的得到了当时的科学共同体——皇家学会的认可,而霍布斯却没有。据夏平和沙弗尔的研究,霍布斯当时与皇家学会成员胡克的关系密切,并且受到胡克的多次邀请,但霍布斯因为并不认可当时同为皇家学会会员的波义耳的实验方法,为了表明其立场,拒绝加入皇家学会与波义耳成为同僚。他止步于科学共同体——皇家学会之外,也就被排挤在科学家之外了。当时控制着科学的发言权——科学期刊的是皇家学会,在长期的争论中,波义耳利用皇家学会会员的身份拒绝将表霍布斯的文章发表科学期刊上。这样,霍布斯的声音在论战中逐渐消失,形成了波义耳的学说一支独秀的局面,造成霍布斯理屈词穷的假相。
  在这场争论中,波义耳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包括塑造个人的社会形象,谨慎运用语言策略以及划分阵营使自己的主张得到的认可,从而使自己得到社会的认同,逐渐建构出科学家鲜明的身份。

2.2、科学文本的研究
  科学活动中存在大量的语言交流行为,话语和文本成为科学知识的载体,而要想使自己的理论得到认可,科学家就必须要非常熟练的使用语言。因此,对科学家的科学话语进行分析是必要的。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说服读者和表达意义。而这两方面又分别与修辞学与解释学相关。于是,建构主义注重应用修辞学、解释学原理对科学话语进行分析。虽然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夏平和沙弗尔对波义耳与霍布斯之争的分析,使用的是“文学技术(literary technology)”一词,而没有使用“修辞学”这个词,但是“夏平的分析是根据在别处被识别为修辞学传统的中心内容而构架的”[14]。夏平和沙弗尔指出:“波义耳的表述技术的作用是创造一个实验共同体,划定其内外边界,并规定了实验共同体内部社会关系的形式和习惯。”[15]在夏平和沙弗尔看来,波义耳试图以所谓“有效的证明”来说服他的听众,使听众相信来自于皇家学会的实验报告。“结果在读者心目中产生了如此信服的一种想象,以致认为重新证明和重复实验都是完全不必要的”[16]。这种“有效的证明”就是让少数特权阶层的人在实验室中产生一个事实,然后在皇家学会上宣读,让其成员相信这是事实,结果达到一致。反过来,这一共同体就成为这一事实的口头证明人。没有这种一致,科学事实就不可能被确定。皇家学会强调其成员“绝大多数具有绅士风度,是自由的与没有私利的。”[17]因为他是一个绅士,所以是完全无偏见与值得信任的。实验的分界标准成为能够代表一个绅士的证词。为了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客观中立的观察者,波义耳对实验过程的描述冗长拖沓,对实验的每个细节加以说明,为了清楚解释实验过程甚至还配以插图。而在对霍布斯的论点的反击中,波义耳却采用了华丽的修辞手段,从霍布斯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甚至他的论述方法入手,将霍布斯描述成为一个不懂实验科学的人,一个科学界的失败者。
  这样,波义耳成功的运用科学文本将霍布斯和他的主张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

2.3、知识制造的场所及设备的研究
  实验室是建构主义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实验室作为自然的制造车间,是社会性的。传统观点认为,自然哲学家经常呆在远离世俗的地方,在这种场所里他们能够更加接近真理。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科学家的隐居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与世隔绝,这种与外界的相对隔离恰好是适应某种社会传统的行为。比如波义耳的空气泵实验室,虽然看似是在一个远离闹市、相对孤立的场所从事科学研究的,但这种与世隔绝只是他们调整外人侵扰的方式,他的实验室还是要接受、邀请“绅士”参观,见证他的实验成果。尽管实验过程是在相对私密的地方得出的,但是却需要得到大众的接受。因而,波义耳试图表明自己的实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重复,并不受地方性的限制。霍布斯看到了波义耳实验过程的这种既具有独立性,又要有公共性的矛盾境地,并对其提出置疑:能够亲自见证波义耳实验过程的永远只是被挑选过的小部分人——绅士,而不是任何想要目击的人都被允许。霍布斯认为,这种部分的见证不具有普遍的效力,因而不能说明其可靠性。
  在《利维坦与空气泵》的第六章,夏平和沙弗尔详细叙述了17世纪60年代波义耳的空气泵实验在英格兰、法国、荷兰和德国的重复实验情况。当波义耳的另外两个挑战者——英国列日学院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林纳斯(J. F. Linus)和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莫尔(H. More)对空气泵的置疑时,当惠更斯发现了水的不规则悬浮现在,部分抵消了波义耳的重要说明资源时,空气泵始终在维护实验哲学中占据着核心位置。波义耳把空气泵作为一种产生有效的哲学知识的工具,并且可以调节实验共同体道德生活的完善性。他借助这些争论提供的机会展示实验争论如何能在不瓦解实验事业本身的条件下得到解决,并被用于支持实验知识的事实基础。

2.4、科学知识产生的文化与境(context)研究
  科学活动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其研究活动、研究成果也必然的会受到社会的影响。通过采用“社会与境”这一概念,夏平和沙弗尔为我们展示了自然哲学家共同体的行为与王政复辟社会之间的联系。他们采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概念,把对科学方法的争论处理为对不同做事模式以及对人员的不同组织模式的争论:“我们将指出,知识问题的解决与社会秩序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对社会秩序问题的不同解决办法反映出对知识问题的不同解决办法。”[18]
  在夏平和沙弗尔的研究中,近代科学的内容只不过是科学共同体的权力突现,这种权力是由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地位、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来保证的。皇家学会在认识上的权威与其说是来自实验,不如说是来自政治。“对知识问题的解决是政治的:它是在知识政体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与规则基础上被预言的。”[19]波义耳与霍布斯在方法论上的对立也反映出他们在政治学上的对立。霍布斯的知识模式是一种精确几何推理,能保证一种整体上的可靠性和不可动摇的和睦。霍布斯坚持社会秩序是靠某些仲裁者或法官的理性(类似于几何中的公理)来裁决的。而波义耳强调以事实为基础的归纳法,这是一种以事实说话的民主。波义耳认为科学实验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其中社会的稳定性并不是靠服从权威的完全一致来维持,而是每一人在事实面前按自己的意愿来达到一致,这是这种生活形式的关键。也就是说,在自然事实的证据面前,一致性的民主就能够进入皇家社会的公共生活空间。[20]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更像是在处理政治问题:霍布斯忠诚于一种政治上的专制独裁主义,而波义耳寻求由实验、观察的途径来达到民主政治的理想,以恢复市民社会的安定。“波义耳的‘成功’开始显现出来,它采取一种能够满足历史的生活形式,这种实验的生活形式获得了成功,是因为它能够满足王朝复辟政治的要求。”[21]“对知识问题的解决,联系着社会秩序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书中不仅处理了科学与哲学史的问题,而且还处理了政治史的问题。”[22]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与境密切相关,相互影响。波义耳和霍布斯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科学立场,反之亦然。


3、结语:

  近年来,社会建构论在科学史中的渗透和影响变得十分明显,虽然要说社会建构论已控制了这个领域可能显得有些夸张,但对一个科学史家来说,在学术著作或通俗文章中要不遇到带有社会建构论倾向的论述是很困难的。[23]建构主义主张所有的知识形式都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而不是认为所有的知识形式都同样有效。在科学史研究中建构主义的核心涵义是“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24]《利维坦与空气泵》将建构主义的主张运用于科学史的研究中,对波义耳和霍布斯的这场关于实验科学的争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作为对于建构主义科学史早期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我们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研究科学史,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Christopher Hill. 'A New Kind of Clergy': Ideology and the Experimental Method,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16,1986, 726-735
[2] Richard C·Jennings.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9, 1988,404
[3 ]Margaret C. Jacob. Isis, Vol.77, 1986, 71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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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wen Hannawa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29,1988,291-294
[6] Richard S. Westfall.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54. 1987. 128
[7] Bernard Cohe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2, 1987, 658-659
[8] Mordechai Feingold.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6,1991,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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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Golinski. Jan.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8
[15][16][17][18][19][20][21][22] Steven Shapin &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17,65,156,15,342,12,342,33,
[23] 曹天予,社会建构论意味着什么?——一个批判性的评论[J],白彤东译,范岱年校,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4):1-9
An historiography analyze about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WANG zhe, LIU bing
(STS,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Since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85, scholars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on it. However, most of them were only focus on its social factors; we will emphasize its meanings on its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then give a historiography analyze on those relevant points.
Key words: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constructivism,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① 王哲(1980-),内蒙古临河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法为科学史
② 刘兵(1958-)辽宁海城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史与科学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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