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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5卷6期(2007)


科学史:是科学还是历史?
──以天文学史及星占学为例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上海,200030)

 

摘 要:本文从科学技术史这一专业在国内学科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出发,以天文学史研究中与星占学的关系为个案,讨论了将科学史研究归属于科学或归属于历史学的利弊。作者认为与其将科学史归属于科学,不如将科学史归属于历史学,而最理想的则是像国际上一样将科学史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科学;历史学


在理科和文科交界上的科学史

  在国内的官方学科指南中,“科学技术史”这个专业被列为“理科”中的一级学科,它又是极少数下面“不设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之一;而另一个与科学技术史关系非常密切的专业“科学技术哲学”,则被归属于通常所说文科,它被列为“哲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这种特殊的安排,当然有历史上的原因。
  上述这种安排,反映了国内一个长期流行的观念——将科学史视为科学技术的某种附庸。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而且有一些科学史研究者也愿意接受这种安排,甚至刻意强调这一点。
  如果纯粹从学理上来说,将科学技术史归属理科,是不是合理呢?
  科学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如今在国际上已经是一门正式的独立学科——至少有半个多世纪是如此了。不过,如果我们一定要为它找一个“归属”对象的话,似乎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历史学。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些有趣的观念和后果。
  自然科学史,它到底是科学还是历史?或者说,它到底应该被看作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还是被看作历史学中的一个部分?从常理来说,科学技术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研究它的历史,当然应该被看作广泛的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多年以来,科学技术史在中国却一直被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是附庸。国内科学技术史研究力量最强的一个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就是在中国科学院的管辖之下。这一事实是科学技术史在中国被作为自然科学一个分支的最有力的象征。高等院校中的科学技术史研究者们,通常也都是分别依附在天文学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之中。
  天文学史又是科学史中一个特殊情况。很多年来,国内在“天文学”之下,有一个“天文学史”的二级学科被承认,而这一点在理科的各个学科中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数学”下面并没有一个“数学史”的二级学科被承认,在“物理学”下面也没有一个“物理学史”的二级学科被承认,在“化学”下面也没有一个“化学史”的二级学科被承认,……。天文学史的这一小小特殊待遇,被认为是“与国际接轨”的——因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就设有“第46委员会”,即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所以天文学史在天文学之下得到承认,被认为是合理的。天文学史的这一特殊待遇,对其自身的发展当然是有利的,但它同时也为科学史是科学附庸的观念提供了一个似乎颇有说服力的个案。
  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科学技术史对它的研究者有特殊要求。通常,研究某一门学科的历史,就要求研究者受过该学科的正规训练。例如,研究天文学史,就要求研究者受过天文学的正规训练,一般的历史学家对此无能为力。久而久之,许多科学技术史研究者们往往都觉得自己和所研究的学科之间血缘关系更近,而与历史学的关系较远。但是,这种感觉尽管很自然,在学理上却明显是有问题的。而这一点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姑以天文学史和星占学的关系为例,尝试讨论此事。

 

天文学史与星占学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受过正规天文学训练、所从事之职业又与天文学有关的人士,通常总是坚决地、极为自觉地要与星占学“划清界限”。不仅国内的情形是如此,国外看来也是如此。
  例如,有一次笔者参与接待一个国外的天文教育代表团──该团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天文系教授、中学天文学教师、天文爱好者等组成。在座谈中,我向他们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发现你的学生在阅读星占学书籍,你会怎么办?不料他们纷纷作了非常激烈的表示,大致不外:这是伪科学!看这种书是浪费时间!他们应该去读更有价值的西!等等。竟没有一个人发表宽容的看法。
  而在另一方面,在广大未受过天文学训练的公众中(包括许多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传媒从业人员等等),对星占学感兴趣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士对星占学通常有着将信将疑的认识。例如,他们经常喜欢向我提的问题有:星占学真能预言未来吗?你本人信不信星占学?许多人还抱着很大的兴趣阅读有关星占学的书籍。在他们看来,研究星占学似乎本来就是天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年不止一位我在天文台的同事,曾想当然地认为我掌握了算命看相之类的方术。
  事实上,后一类人士的存在,正好加深了专业学者的顾虑──竭力淡化了与星占学的关系,还难免被人误认为和星占学是一家,要是不竭力淡化,那会弄成什么样子?
  以今天国内的情形来说,一个正统的历史学家,如果他的研究中涉及到了历史上的星占学,或是其它的什么方术,他当然可以很自然地谈论它们,而不用担心他的同行们有何非议。他不用担心“歪门邪道”之讥,说不定反而会有“学识渊博”之誉。但是同样的情况倘若发生在一位天文学史专家身上,他往往就不能那么自然地谈论星占学了。他通常总是强烈地自认是天文学家中的一员,而他多年受的教育──教他的老师很可能就象上文说到的天文教育代表团的成员那样──使他觉得作为一个天文学家谈论星占学是一件不很体面的事情。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思想顾虑。
  对于一个在大学里学天体物理专业的人来说,看到中国古代那些几乎总是与星占学混合在一起的天文学史料,很可能会不屑一顾,认为和古希腊和欧洲相比,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史实在是太落后了。出现这种态度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大学天文学系里,你学的是“现代的”天文学──而所谓“现代的”天文学可以说全部都是西方的。
  这种态度,早在几百年前,那些受西方天文学知识哺育的欧洲人士初遇传统中国天学时就出现了,如十六世纪末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说:
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又如法国学者达朗贝尔(M.Delambre)说:
中国历史虽长,但天文学简直没有在中国发生过。②
  再如塞迪洛(A.Sedillot)的说法:
他们是迷信或占星术实践的奴隶,一直没有从其中解放出来;……中国人并不用对自然现象性质勃勃的好奇心去考察那星辰密布的天穹,以便彻底了解它的规律和原因,而是把他们那令人敬佩的特殊毅力全部用在对天文学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方面,这是一种野蛮习俗的悲惨后果。③
  这种带有浓厚文化优越感的、盛气凌人的评论,当然会引起中国学者的反感。许许多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中国古代史料采取虚无主义或一概摒弃的态度是错误的。
  然而,上面引述的那些外国人的刺耳评论,似乎一直在国内一些研究者们的耳际绕梁不去,一直在刺激着他们,为了驳斥这些评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描绘了一幅幅矫枉过正的图景。这在此后的研究中留下了深远的、并非全是积极的影响。
  国内学者在天文学史方面的经典之作是两部同名的《中国天文学史》。一部署名“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另一部由已故的陈遵妫先生在几位助手的协助下编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两部书里,星占学都几乎没有位置──例如,在这两部书的目录中,都找不到任何一个标有“星占”字样的章节,内容是讲星占的章节也同样没有。
  这样,这两部著作就在客观上向读者传达了如下的信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星占学是无足轻重的、是毫无价值的,却有着发达而辉煌的天文学,值得大书特书(陈遵妫的《中国天文学史》有四册、两千三百余页之多)。

 

作为科学资料的星占学

  在科学史事业草创的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可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随着学科自身的发展──这种发展实际上受到学科内在逻辑的支配,问题就渐渐显现出来了。
  在古代,星占学与天文学(如果在古代真的已经存在的话)原本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科学史的经典作者们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他们并不拒绝考察和使用星占学史料。下面我们先耐心看一个例子:
  20世纪40年代初,金牛座蟹状星云被天体物理学家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而关于这次爆发,在中国古籍中有最为详细的记载。随着射电望远镜──用来在可见光之外的波段进行“观测”的仪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雷达派生而来──的出现和勃兴,1949年由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50年代,又在公元1572年超新星和公元160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中发现了射电源。天文学家于是形成如下猜想:
  超新星爆发后可能会形成射电源。
  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因此要验证天文学家上面的设想,不可能作千百年的等待,则只能求之于历史记载。席泽宗于1955年发表《古新星新表》,④ 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势,考订了从殷商时代到公元1700年间,共90次新星和超新星的爆发记录。十年之后,他与薄树人合作,又发表了续作《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⑤ 此文对《古新星新表》作了进一步修订,又补充了朝鲜和日本的有关史料,制成一份更为完善的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编年记录表,总数则仍为90次。此文又提出了从彗星和其它变星记录中鉴别新星爆发的7项判据,以及从新星记录中区别超新星爆发的两项标准,并且根据历史记录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
  《古新星新表》一发表,立刻引起美、苏两国的高度重视。两国都先对该文进行了报道,随后译出全文。当时苏联如此反应,自在情理之中;但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紧张关系,美国的反应就有点引人注目了──当然美国的天文学家可以不去管政治的事。在国内,《古新星新表》得到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的高度评价,他将此文与《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并列为建国以来科学史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事实上,未来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使《古新星新表》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他当时的想象之外。而续作发表的第二年,美国就出现了两种英译本。此后二十多年中,世界各国天文学家在讨论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X射线源、γ射线源等等最新的天文学进展时,反复引用这项工作。在国际天文学界最著名的杂志之一《天空与望远镜》上出现的评论说:
  可能所有发表在《天文学报》上的论文中最著名的两篇,就是席泽宗在1955年和1965年关于中国超新星记录的文章。⑥
  而美国天文学家斯特鲁维(O. Struve)等人那本经常被引用的名著《二十世纪天文学》中只提到一项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就是《古新星新表》。⑦ 一项工作达到如此高的被引用率,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而且与此后如此众多的新进展联系在一起,这在当代堪称盛况。
  上面的例子只是展示了中国古代天象记录中的超新星爆发记录可以有何等巨大的科学价值,但请特别注意:这些记录完全是作为星占学资料被保存下来的。这些记录的原始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就来看几则1054年超新星爆发在中国古籍中的记录:
  1、至和元年五月己丑(按即公元1054年7月4日),(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宋史·天文志》)
  2、嘉祐元年三月辛未,司天监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东方,守天关,至是没。(《宋史·仁宗本纪》)
  3、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客星晨出天关之东南可数寸(嘉祐元年三月乃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
  4、至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守将作监致仕杨维德言:伏睹客星出现,其星上微有光彩,黄色。谨案《黄帝掌握占》云:客星不犯毕,明盛者,主国有大贤。乞付史馆,容百官称贺。诏送史馆。(《宋会要》卷五十二)
  5、嘉祐元年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宋会要》卷五十二)
  这就是有着极高科学价值的史料的本来面目。其中第4条特别有意思:一位“离休干部”杨维德(他曾长期在皇家天学机构中担任要职)上书,认为根据星占学理论,此次超新星爆发兆示“国有大贤”,因此请求将有关记录交付史馆,并让百官称贺(贺“国有大贤”),皇帝还真批准了他的请求。科学的史料,就这样隐藏在星占学文献之中。

 

独立,或成为历史学的一部分

  上面这个例子,不仅是利用古代星占学史料为现代天文学服务的典范,而且为中国的天文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然而,令人稍感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个经典而辉煌的范例,《中国天文学史》一书中却处理得极为低调,连一个专门的小节也未给,而且特别淡化了星占学史料这一层。
  这或许可以用作者的谦虚来解释。但背后显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天文学史的专家们,尽管并不拒绝在研究工作中使用星占学史料,但是在言辞之间总是尽量保持与星占学的距离。这有点象严肃的学者通常总是尽量保持与伪科学的距离一样。这种努力的客观效果,是加深了一条鸿沟:这沟的一面,是在严肃的天文学史著作中,看不到星占学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看不到星占学和天文学交互作用的生动图景。沟的另一面,则是使大量对星占学之类历史上的知识体系感兴趣的读者,得不到正确的知识,只好长期停留在唯利是图的书商们炮制出来的低劣读物的误导之中。
  其实星占学中固然有迷信成分,但它同时却又是一种在古代社会中起过积极作用的知识体系。星占学是古代极少几种精密科学之一。更何况星占学虽然不能等同于天文学,但它却绝对离不开天文学知识──这只要注意到如下事实就足以证明:星占学需要在给定的任意时刻计算出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在天空的准确位置。如果考虑到星占学必须利用天文学知识,并且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天文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就是把这门学问称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天文学,也未尝不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星占学是人类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研究这些现象本来就不必有任何顾虑。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看来,如果一定要给科学史找一个“归属”,那么与其归属于科学,不如归属于历史学。因为归属于科学,会给科学史研究带来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尽管在《古新星新表》这样的事例中,科学史研究的成果可以为科学前沿作出重大贡献。而归属于历史学,则可能给科学史研究带来更为广阔的天地。这和科学史研究中后来兴起的外史倾向、社会学取向等等新潮流也完全合拍。
  当然,事实上科学史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不再需要归属于任何别的学科。不过我们从学理上思考它的“血统”,思考上面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①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22页。
② 转引自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6-7页。
③ 转引自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6-7页。 
④ 席泽宗:古新星新表,《天文学报》3卷2期(1955)。 
⑤ 席泽宗、薄树人: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天文学报》13卷1期(1965)。
⑥ Tao Kiang:Recent Astronomical Research in China[J]. Sky and Telescope. 1977, 54:260~263.
⑦ O. Struve and V. Zebergs, Astronomy of the 20th Century, 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 New York, 1962.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cience or History?
──An Instance o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and Astrology

Jiang Xiaoyuan
(Department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essay stems from the uniqueness of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official academic subject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cuses on cases invol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and astrology in the research work, and weighs the pros and cons of ascrib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o the field of science or history.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 better categorized in history rather than science. The ideal situation, however, is to take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just as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does.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History; Science; History

 

 

 

 

 

 

20080111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