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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10期


人类认知模式的转变:从J.A.福多到卡米洛夫-史密斯

李 侠
(中南大学 哲学系 长沙 410083)

 

摘要:人类的认识是后天的经验建构,还是先天的,这是传统认识论中的焦点问题,自从福多提出心理模块理论以来,有关人类认识的先天论观点开始复兴。这种复兴表明当代认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
关键词:认识论;模块,先天论;经验论。
中图分类号:B082;文献标识码:A

  当代科学认识论的研究,日益得到世界各地广大学者的广泛关注,认知科学正在成为21世纪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对此我们需要从当前的研究中梳理出总体的研究进路,从中寻绎出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研究路径。当代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日益深入到人类认识机制的领域。这种研究进路在哲学上就是元认识论问题,以往的哲学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明显不够。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元认识论问题,这以美国心理学家福多提出的心理模块理论为代表,提出人类认识的功能主义解释,到9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卡米洛夫-史密斯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基础上提出一种折中的混合认识论,即包括先天论的主张又合理地吸收了建构论优点,提出表征再现模型。从这种线索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当代认识论研究发生转向的征兆。本文力图阐释如下两个问题:首先,当代认识论研究的总体脉络;其次,认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分析。

一 人类认知的先天论的复兴

  其实考察人类认识的历史,不难发现在研究方式上存在两种争论:即规范与描述之争,在关于人类认识的起源上存在着先验论与经验论之争。当代认知科学、神经生理学等学科对人类认识的研究范式与传统的研究范式有了很大的区别。打个比喻就是传统研究方式是宏大叙事,而当代的研究则是微小叙事,前者注重宏观考察,后者倾向于微观机理的剖析。正如皮亚杰指出:“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识,换言之,即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因此,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1]其实,这种只考虑高级水平的认知情况在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有很好地体现,这表现在他们对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区分上,而这些都是认识的高级结果,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并没有给予关注,当今人工智能研究与认知科学发展面临的困境也与此有关。因此当代认识论的研究力图从这点深入人类认识的黑箱。其实,关于人类认识发生的探索是历史很悠久的事业,古希腊柏拉图在《米诺篇》中曾就苏格拉底教奴隶小孩子学习几何中,就已经证明人类存在先天能力,只是这种能力需要唤起,对于苏格拉底的论证,严格说来并不是很完善,因为奴隶最终能够证明几何问题,在这个解题过程中,苏格拉底有启发与引导的嫌疑,并不能完全证明人的天赋能力。在传统哲学中对人类先天能力进行了最杰出考察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工作,关于这点,资料很多,不再赘述。在当代重新唤起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正如福多指出的:“当乔姆斯基谈到具有先天特异性的‘语言器官’时,他主要指的是存在有人们先天获得的一些(有关可能的母语的结构的)真理。当他谈到儿童的心理具有‘本能结构’时,主要指的是存在有先天特异性的命题内容。当他谈到语言学习理论涉及语言官能如何成熟起来的过程时,主要指的是语言能力的本体发生,就是先天信念的演绎序列在与一堆知觉数据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展现出来。”[2]正是由于看到人类认识中的这种先天能力的存在,福多对人类认识的机制进行了具有原创性的分析。作为功能主义的代表,福多认为:“我们可以用三分法对心理功能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法区分出传感器、输入系统和中枢系统,输入信息流会依次接触到这些机制。输入系统的功能是让信息进入到中枢加工器;输入系统通过对心理表征的编码来为中枢机制提供操作范围,它们是传感器的输出与中枢认知机制之间的中介。”[3]通过这种大胆推测,我们大体可以了解人类认知的一种可能模式:由传感器得来的信息大多是杂乱的、丰富的、生动的,而进入输入系统的信息则是经过初步处理的,只有这样才能为中枢系统提供可以处理的信息,由此可以说:输入分析器是可进行推理的系统。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某种刺激下,我们有无限多的感受传进大脑,但是经过内部输入系统的整理,传递到达中枢系统,最后得出结果往往只有很少的直接应对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人类的认知中,输入系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的认知,就需要了解输入系统的特性。对此,福多提出了输入系统的模块性理论。按照目前的科学成果,人类的输入系统大体上有六种,分别是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还有一个就是语言。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类大脑中的各类输入系统是范围特异性的,换言之,各类功能系统都有特定大脑区域,而不是混杂在一起的。这点没有太多的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这些特异的功能区的功能是先天的还是经验的?
  从柏拉图到康德的一种传统观点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先天的;后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复兴,经验主义日益成为我们理解事物的主要模式,由此人们用经验主义的模式来解释人类的认识机制,在当代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有皮亚杰,他通过对人类认识的发生学研究,认为人类的认识是后天建构的产物。在这种氛围下,福多提出人类的认识在输入系统是模块性的,而这种模块性决定了人类认识的先天机制。可以说福多提出的模块性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当前认知科学面临的困境,但是福多的理论目前还只能说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假设,那么福多理论的主要理论旨趣是什么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要把输入系统的特点简单勾画出来,一般来说,输入系统具有如下四种功能:输入系统是范围特异性的、输入系统的操作是强制性的、输入系统所计算的心理表征只有有限的中枢通路,换言之,“只有那些构成输入加工的最后结果的表征才能够完全地和自由地被最终自主地决定外部行为的认知加工所利用。”[4]输入系统是快速的、输入加工是信息封装性的、输入分析器具有“浅” 输出、输入系统有固定的神经结构、输入系统展现出特殊的损伤模式、输入系统在个体发生上表现出特定的步骤和顺序。以上这些特点,就是福多总结出的输入系统具有的性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输入系统的范围特异性与封装性,这两点对于理解人类的认知是很有新意的。关于范围特异性已经有所论述,不再赘述。问题是输入系统的封装性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它有什么特点?
  如果把输入系统作为一种处理特定功能的模块,那么,福多认为:“信息系统的封装性是其模块性的本质。它也是输入系统与反射之间相似性的本质;反射就是安装有门铃的信息封装结构。”[5]封装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福多举的例子是人类眨眼反射,即便是非常熟悉的朋友,当你把手伸向对方的眼睛时对方也会眨眼,这种强制性与内心的信念无关,因此有理由认为:输入系统是认知渗透性的——即它们受到被试的背景信念或背景信息以及个人利益等很大影响——那些想法事实上是令人质疑的或完全错误。这种情况在心理学的视错觉实验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笔者曾结合模块的信息封装性假说,“论证了科学哲学家汉森的著名结论‘观察渗透理论’的结论是存在重大缺陷的,进而否定了这个命题。”[6]现在的问题是输入系统内部是否有一些规则?如果有这种规则,它是什么时候进入输入系统的?这种规则一旦封装是否就永远不变?如果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儿童的输入系统与成人的输入系统的功能一样?显然,福多在这里的论述语焉不详,很多关键细节福多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输入系统的封装特性在人类的一生中是多次进行的,作为一种合理推测,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最初的封装特性是先天的,而后的封装就是经验性建构的结果。这个推测符合我们对人类认识发展的了解。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先天的封装特性,导致人类从起点上就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现代科学的实验已经能够证明,任何动物,无论如何对它进行训练,它也无法达到人的认知水准,这就是明证。再者,婴儿与成年人的认知区别又提示我们,即便有相同的先天能力,如果没有后续阶段的封装机制的不断升级,认识也无法取得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输入系统的封装是随着经验的增长逐渐“升级换代”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成人比儿童有更强大的认知能力的原因所在。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在模块内部各种信息是如何被表征的?在福多看来模块内部是分功能的,换言之,各种感觉器官获得信息在模块内部是被功能性地分类表征的。对于通常的感觉信息来说这点没有错误。然而福多没有考虑到模块内部功能性分类表征存在替换功能,这不能说不是福多的模块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举例说:一个瞎子通过拐棍可以把正常人的视觉信息转换成感觉信息,以此来判断道路的情况。这是很常见的现象,然而这个现象却透露出一个重大的秘密:即模块内部在正常情况下是按功能分类的,然而当特殊情况出现时,一些功能性分类可以替代某些缺失的功能,以此来实现人类的认知能力。如果福多的模块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可以大胆地推测,模块内部是充满复杂的内部结构的,对于这些疑问,福多并没有给予很好的阐释,模块理论本身也存在很多困难。现代神经科学的工作也在探索大脑内部模块的存在与位置,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肯定的证据表明这些。正如英国心理学家肯.理查森指出:“不管在宏观还是微观的层次上,对人脑的仔细考察都证明不了这些模块的存在。实际上埃尔曼和他的同事们在评论脑的结构时,作出过以下结论:没有证据表明人类已经进化出了新的神经种类和/或新形式的神经回路、新层面、新的影响神经的化学物质,或灵长类动物的脑所没有的同系物的新区域。”[7]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该模型的巨大解释功能,现在让我们看看对福多理论的修正策略。


二 从先天论到建构论的折中

  对福多模块理论的系统修正工作是由心理学家卡米洛夫-史密斯完成的。1992年史密斯出版了《超越模块性》一书,可以看作是对福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史密斯是日内瓦学派创始人皮亚杰的学生和多年同事,不难想到史密斯的理论受到许多皮亚杰理论的影响。对于皮亚杰来说,他的发生认识论已经充分表明他的立场:人类的认识是建构的,而非先天的。为此,他提出了认识的发展阶段理论:1感知运动阶段(从出生到两岁左右);2前运演阶段(两岁到六七岁左右);3具体运演阶段(六、七岁到十一、二岁);4形式运演阶段(十一、二岁到十四、五岁左右)。在晚年他把这几个阶段更是高度抽象为人类认识的一种普遍规律,即内、间、外三个阶段,并考察了人类的力学、物理学、心理学、代数学等学科的发展来证明这个三阶段论,回到人类认识的发展,如他所言:“很明显,年龄为四至六岁、七至十岁和十一至十二岁的这三个阶段相当于我们的内、间、外阶段的连续。”[8]从他的这种划分中,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他的认识论的发展路径。在这样的认识发展过程中,认识发展的动力机制暗含在他的认识结构中,其中最核心的概念是格局(schema),认识中的格局通过同化、调节与平衡的作用来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发现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理论旨趣所在。那么,皮亚杰理论存在哪些问题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认识结构中的格局到底是什么?原始格局是怎样来的?打破已有格局的动力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皮亚杰都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卡米洛夫.史密斯的工作正是从上述第一个疑问开始的。她认为:“我希望把预先规定的模块和模块化过程这两个观念加以区分。在这一点上,我和福多严格的先天概念不同。我假设,如果人类心理都以模块结构为终点,那么,即使是在语言问题上,心理也随发展的进行而模块化。”[9]因此,她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领域的概念,这里的领域与福多的模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史密斯看来:领域是支持某一特定范围知识的一组表征,如语言、数等;而模块是把这种知识和对它的计算加工封闭起来的信息加工单元。两者的关系是:发展是领域特殊的并不必然隐含着模块性。为此,她把人类的认识领域区分为:领域特殊性和领域一般性。在皮亚杰的理论那里,信息的加工和储存都不是领域特殊的,而是领域一般性中的建构过程,在这点上皮亚杰与行为主义理论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皮亚杰理论属于主动建构,而行为主义理论则是被动接受。现在的问题是人类的认识到底是领域特殊的还是领域一般的,这也是当前关于人类认知争论的焦点。发展神经心理学家通过很多病历已经能够很有说服力地指出:人类认知是领域特殊性的。如存在某些白痴天才,他们很多领域都是迟钝的、然而某些领域却是高度发达的,这可以间接证明领域特殊性的存在;另外,一些成年人的脑损伤病历也证明,损伤的只是某些功能,而其他功能则仍然完好,这也说明人类认知是领域特殊性的。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婴儿心理中的领域特殊的特性越多,系统以后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就越少(Chomsky,1988)。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从婴儿到成年,人类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是逐渐增加的。这也说明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完全的领域特殊的,也不是完全领域一般的,基于这种事实,史密斯提出了介于二者之间的折中论。折中论的主要旨趣在于超越福多的单纯先天论的观点,同时又避免皮亚杰和行为主义的后天建构论。因此,她认为:“当先天素质只是一种偏向或一个概略时,那么环境的作用就不仅是一个触发器,它通过心理的和物理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丰富的后成互动而实际影响大脑的随后结构。”[10]这里史密斯暗示了两种领域的共同存在,人类知识的获得既有内源性来源也有外源性的来源。现在的问题是信息是如何储存在儿童头脑中的呢?这里她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表征重述RR(representational redescription)。表征重述的核心目的在于把心理中的内隐信息以后变成心理的外显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先是在一个领域内发生,然后扩展到几个领域。其实,这种现象好理解,当我们说举一反三的时候,那个“一”恰恰是我们在一个领域内通过表征重述过程习得的,然后可以把这个“一”应用在无数的相关领域。RR模型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既RR模型认为:“知识的表征和再表征至少有四个水平,它们为内隐(I)、外显1(E1)、外显2(E2)和外显3(E3)。表征的这些不同形式并不构成与年龄相关的发展变化时期。它们是一个重复的循环中部分,在各个不同的微领域内和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一再发生。”[11]这里的关键是在水平I上,它决定了重述的起点。可以说在水平I阶段,表征的形式是对外在环境中的刺激进行分析和反应的程序。这是信息的原料阶段,按史密斯的看法,这些表征原材料具有如下三个特点:1信息以程序形式进行编码;2程序似的编码按序列规定;3新表征独立储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含在水平I表征中的信息不能为认知系统中的其他算子所利用。这些原材料只有经过以下阶段的重新表征才能被利用。因此,E1的表征是减缩的描述,它失去了以程序方式编码的信息的许多细节。对此,史密斯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即我们对斑马和斑马线的区别。虽然E1表征能作为系统的材料加以利用,但它们不一定能用于有意识的通达和言语报告。基于这种理解,史密斯认为:“只有在超过了E1的各水平上,意识的通达和言语的报告才有可能。它假设在E2水平上表征可通达于意识,但不能言语报告,只有在E3水平才可能。在水平E3,知识重新编码为跨系统的编码。这种普遍的形式被假设为与自然语言非常接近,很容易地转化为稳定的、可交流的形式。可能某些直接以语言形式学习的知识立即储存在E3中。”[12]从这个表征重述过程中,可以发现,随着表征的深入,信息是逐渐被缩减的,这点从生活中不难发现,如当我们受到某一强烈刺激时,经过头脑内部的一系列表征,最后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受,而表达出来的东西与原有刺激相比缩减了许多细节,有时我们常感叹:语言是无力的,也是苍白的,就是这个道理。史密斯表征重述模型的优点在于,她在人类认知的研究中引入了发展的观点,这是与皮亚杰观点完全不同的,在皮亚杰那里,当格局处于平衡状态时,系统不会主动改变自身。而RR模型则强调了改变的时实性。另外,她把表征分为逐渐深入的三个层级也是很有创意的。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是关于表征的最新进展。关于表征问题,这是当代心灵哲学中的热点领域,大体说来,心理表征理论就是要描述这样的概念或知识结构,它们是人们对信念、愿望和别的意向状态的内容的日常判断的基础。1993年,戴维斯等人指出:知识表征有以下五个作用:“1知识表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替代物,一种关于事物本身的代表;2它是一组本体论承诺;3它是一种关于由下述三种成分表达的理智推论的零碎理论:关于理智推理的表征的基本概念、表征所支持的推理集合、表征所推荐的推理集合;4它是有实用效果的计算媒介;5它是人类表达式的媒介。”[13]对于戴维斯等人的定义,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暗示了表征与指称的关系,这点尤其重要,它对于解决自布伦塔诺以来的意向性问题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指涉了表征的语义学问题。近来心理表征理论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取消论,而心灵哲学中的取消论粗略地说可以分为两类,正如斯蒂芬.斯蒂克指出:“取消论充其量提出了两个本体论主张,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强硬、更不稳定。弱的主张是:常识心理学的表征状态——如信念、愿望——在关于人类行为原因的成熟理论中没有任何作用。如果我们用认知科学这一标签作为表示在解释人类行为中有着作用的各种科学的大杂烩,那么取消论所倡导的就是:常识心理学所构想的意向状态并不是认知科学本体论的组成部分。强的主张是:这些常识心理状态甚至根本就不存在。”[14]对于取消论的这种强科学主义做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对于那些指责常识心理学为落后研究纲领的人来说,他们的自然主义强制的做法并不能完全解决常识心理学已经解决的问题,对于另一种从认知科学出发强调心理状态的语义或意向属性的论证同样没有说服力。正如福多所言:在物理主义的世界观中没有意向范畴的位置;意向的东西不能被自然化。(1987,P.97)问题是不能自然化是否定一个理论的必要条件吗?在科学没有最终解决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如何能够轻易否定一个很有实际用途的理论呢?至少这种强制化的做法就是令人怀疑的。按波普尔的观点,任何理论都是猜测与反驳的结果。
  从心理表征理论我们自然可以大胆推测:关于语形的结构,对于人类个体来说可以是先天的,对于语义内容则完全有可能是后天的经验建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情况。所谓认识格局平衡的打破,主要是指语义内容的改变。为了论证这个猜想,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塞尔构想的“汉语屋”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塞尔1984年在演讲中提出来的。它的大意是:“设想一些计算机程序设计家们设计出一种能够使计算机模拟理解汉语的程序。如果用汉语向这台计算机提一个问题,它会对这个问题给出合适的汉语回答。根据这种情况,能否说这台计算机已理解的汉语能否说它完全和中国人一样地理解汉语?”[15]塞尔的答案是否定的,由此得出他的如下几个结论:“1脑产生心;2语法不足以满足语义;3计算机程序是完全由它们的形式的或语法的结构来定义的;4心具有心理内容,具体说具有语义内容。结论1.任何计算机程序自身不足以使一个系统具有一个心灵。简言之,程序不是心灵,它们自身不足以构成心灵。结论2.脑功能产生心的方式不能是一种单纯操作计算机程序的方式。”[16]如果我们承认塞尔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当前流行的各种强人工智能的观点,与老的行为主义一样,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人类的认识问题。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婴儿对语言的结构(语形)有一种先天的能力,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认识论研究中先天论的复兴是有根据的,而经验建构论的认识解释模式基本上与围绕语义内容的扩展、改变有关,因此要真正解决人类认识之谜,就必须在先天与经验之间进行回归,任何放弃一方,单纯采取另一方的观点已经证明是失败的。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认识论研究从经验建构论到先天论的复兴,一方面,说明了人类认识之谜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人类试图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背景下采取新的认识论研究范式,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认识研究的协同与回归。现代的问题是如果承认先天论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基于自然主义的视角,人工智能模拟的是人的先天结构,那么关于心理表征、随附性等意向内容是否是永远无法自然化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希望这项研究能够唤起我们对认识论研究的一种关注。

From J.A.Fodor to A.Karmiloff-Smith: The change of human cognitive patterns
Li Xia
(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Is the human cognitive construction innate or acquired? It is a principal focus of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When Jerry A. Fodor gave the theory of modularity of mind, the viewpoint of human cognition is transcendentalism has revived. This revival has indicated that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epistemology has been changing.
Keywords: epistemology; modularity; transcendentalism; experimentalis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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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侠.观察一定渗透理论吗?[J]兰州学刊2006(2)1-6.
[7]肯.理查森.智力的形成[M].赵菊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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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斯蒂芬.斯蒂克.什么是心理表征理论?[J].转引高新民、储昭华.心灵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19.
[15][16]约翰.塞尔.心、脑与科学[M].杨音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3、30-31.
作者简介:
李 侠(1967-)男,辽宁省辽阳人,中南大学 哲学系 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科学哲学与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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