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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1)

 

“黄帝的身体”与“艺术的别方”
——费侠莉的《繁盛之阴》与中医学的价值

王一方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近些年,不断有中医在海外热火起来的报道,还有人上升到“民族振兴”的高度,这与近日里国内某些“好事者”在媒体上作秀弄舌,“围剿”中医恰好形成一个映照。其实这两档事件都未必有什么特别的对比意义。因为,无论如何“热”,中医在海外也还是边缘的“自然疗法”(或称为“顺势疗法”),在西方实用主义的医疗保健语境中,仅“取法”其“有用”、“有效”,而未必“师”其“有理”、“有根”。而“围剿”斗士们也正是纠住中医“理”、“法”有别于当代主流医学的标准而大加挞伐,甚至连“有用”、“有效”的基本事实也要“一笔抹去”。缺乏最基本的“实事求是”之心,却标榜他们在捍卫纯种的“科学”,实在让人啼笑皆非。殊不知,拿“科学”的戒尺跑到医学地盘上来“肃反”,犯了“常识”错误,即使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医学也不是什么纯粹的“科学”,尽管基础医学在当代理、化、生科学的催化下越来越“科学化”了,而临床医学却始终被归于“技术”+“艺术”,现代医学暂且如此,又何以去苛求中国人文传统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中医呢?当然,将“中医”当科学“肃反”对象的人智商不一定就低,更不是“犯糊涂”,他们的算盘精得很,他们大多是一些不愿耐受实验室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煎熬,当不了“科学英雄”的人,但又不甘寂寞,要当“媒体英雄”,然后摇身变为“科学英雄”,或者干脆就是要为其经营的商业网站拉提人气,现收广告费。细想起来,还真是一条成名逐利的“捷径”。此时,“开骂”是最好的策略,“肃反”是最容易得手、得分的“伎俩”,他们搏的是“道德”优势,而并非真理是非。让他们回到“心平气和”探讨问题的轨道上来也难,这无异于断其“声名”与“红利”。
  对待中医的学术态度,“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的道路都是误区,必须走“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人文主义”的研究姿态与方法。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的费侠莉(Charlotte Furth)为我们做了一个十分漂亮的“示范动作”,这位对中国社会、文化抱着强烈兴趣的美国老太太早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国史,继而聚焦于“中国女性道路”的研究,由女性革命史、社会史,到文化史,一路走来,风光无限,不经意驻足于中国医学史的范畴,挖了一口“深井”,撰写了《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该书采取社会生活史,女性主义视角,而非纯粹技术史的方法,通过宋明两朝理学压抑下女性俗世生活的分析,以及杂病遮蔽下中医妇科的成长,透视了中国医学特有的女性躯体认知,生理、疾病理解与治疗学说。同时,也找到了深入解读中国医学学术性格的“钥匙”。在她的研究中,坚持从史料细节中捕捉话题,极力避免玄妙的哲学论证与二元范畴演绎(如传统与现代,科学与迷信,东方智慧与西方霸权等),她认为“不加批评地接受传统是危险的”,反对以“辉格史观”来研究传统中医,主张回到女性的医疗“生活”之中去寻找“微妙”,因此,在她的书中,“复活”了许多医学典籍与医案记录中的“细节”,这是一部具有独特研究径路与角度,“洞小识大”的文化史力作。
  不得不惊叹费侠莉非凡的洞察力与领悟力,她秉承李约瑟之后海外研究中国医学的“内在论”策略——从中国本土文化的概念框架及其叙述者的文化假设,来解释中国医学的特质。首先发现了一个理解、解读中国医学奥妙的大前提,不同凡响的“躯体模型”与“认知模型”,她称之为“黄帝的身体”(中国人独特的躯体理解),这个以中华始祖轩辕黄帝命名的“身体”不是“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学)的身体,也不是“盖仑的身体”(古罗马医学),“达芬奇的身体”“维萨里的身体”(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精密化描述的医学),也不可能是“魏尔啸的身体”(细胞生理与病理分析的医学),更不可能是沃森、克拉克的身体(双螺旋与基因水准研究),“身体”不同,解释的向度与理解的径路就迥然有异。隐藏在“黄帝的身体”里的“思维密码”,既有医疗思维,又有养生思维。既是现象的世界,也是体验的世界,还是臆度的世界,一部《黄帝内经》可谓博大迷离,它作为中医学的原典,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先哲与先民对生命、疾病图景的独立、独到认识和驾御。不承认这一点,则无法对中医学的价值与意义做判断。
  身体仅仅是生命认识的起点,恰恰在这个起点上,中西医学,也是古今医学存在着分歧。我们自身的躯体,已经虔诚地交给现代解剖学与生理学了,生物学的还原论者为我们开出了长长的“节目单”,由形态到代谢、功能,由大体观察到显微镜下,由光学显微镜到电子显微镜,由器官到组织,再到细胞,亚细胞,分子,基因。“洋葱皮”剥到了尽头,身体的认知也就完成了。惟独不理会传统的中国医学,在费侠莉视野中,“黄帝的身体”提供了别样的路径,它是被观察的“身体”(譬如五脏、六腑、气血津液),也是被“思辨”的身体(譬如阴阳、五行、运气学说的比附)还是被“体悟”的身体(譬如“经络躯体”的体认)。经络学说后来它成为针灸学治疗体系重要的学理基石,也是中医妇科认识“月经”、“妊娠”、“分娩”的钥匙,以及“带下”(妇科)疾病治疗的“秘诀”,中医妇科讲的“调经”原本有两重意义,一是病人需求的解读,即对女性个体月经周期的调节,另一个是医理的阐述,即对“奇经八脉”中“带脉”、“任脉”、“督脉”的功能调适。“女子以血为本”,“血室”的生理理解,“痰瘀”的病理与治疗思路都与这些至今“实体”不明的经脉有关。更令人费解的是中医妇科临床的“显著疗效”(有临床案例与统计资料支撑)大多缘于“调理肝肾”、“祛痰逐瘀”,而中医语境中的“肝”“肾”“痰”“瘀”都与现代医学的概念与理解相距甚远。
  很显然,发现“黄帝的身体”并非完全来自“观察”与“分析”,需要“体察”、“思辨”与“领悟”,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称来自于“内景返观”与“由臆达悟”。这样的“交代”很容易被科学主义的“肃反科”缉拿,定性成“伪科学”的重案,无奈李时珍声名太显赫,不容易立案彻查。而且李时珍的弟子们也会“反诉”,李时珍从来没有声称自己的学说是“科学”,即使他呕心沥血的〈本草纲目〉也没有申报“科研项目”,拿过“科研经费”,或者宣布取得“科研成果”,又如何有“作伪”的罪责。在西方学者的眼里,一直将〈本草纲目〉视为一部博物学著作。最令还原论者们失望的是“经络实体”至今仍然在探究之中。虽说经络实质之谜待解,可经络传感现象却实实在在,那“结构-代谢-功能”的铁律是否就要“颠覆”了呢?就像这天底下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这“天鹅总是白的”结论就必须修正。同样,只要有一个解剖结构“悬空”的功能态存在,那么,生物学中必须建立在实在“结构”基础上的生理“功能”定律就会遭到质疑,大而观之,现代医学认知中的还原论、唯物论的根基也随之发生“松动”。对此,有人惊慌,有人惊奇。“惊慌者”坚持科学的“进化论”与“绝对论”观念,将“黄帝的身体”,乃至一切学术质疑与挑战都狭隘地看成是伪科学阵营的“挑衅”,应该予以“迎头痛击”。而“惊奇者”则对“黄帝的身体”和表现出“宽容”与“开放”。
  狭隘与宽容的分野在于“知识地图”的版别与科学的观念,有那么一版“知识地图”如同象棋的棋盘,一条界河,楚汉相争,在这些“棋手”心中,“科学与伪科学”、“真理与邪恶”,高下立判,冰炭不容,他们习惯于自封为科学与真理的化身,党同伐异,你错我对,你死我活。一脸“李森科”式的神圣,一身“唐吉珂德”式的豪勇,完全抛弃科学的自由意志与科学自身的怀疑精神、反思精神,却坚称在捍卫科学的纯粹性,肃反清污,棍棒相加,将近代恶劣的政治格斗、种族抗争思维和伎俩带入科学的园地,到头来只会毒化科学界的空气,造成新的迷信与盲从,破坏“知识生态”的和谐,也带来科学创新土壤的“板结”。
  在今日中国,有一个奇怪的“悖论”,一方面科学教育、研究落后,一方面科学主义盛行。其实,两者互为因果。要烧熟这锅“夹生饭”,必须更换新的“知识地图”。这份地图版图广大,智慧多元,科学的周边有“非科学”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群相互借鉴、论争,即使在科学内部,历史向度的“前”科学、“潜”科学,怀疑、批判、反思向度的“反”科学都应该有一席之地,将它们纳入科学创新的“头脑风暴”范畴,收入到科学研究的资源库、假说库之中,来丰富我们的创新思维,或者作为应用的补充与替代,“赛先生”应该有博大的胸襟。真正以科学之名偷运迷信的“伪”科学应该揭露、批判,但必须按照科学的“证伪”程序与规范进行知识辩论,而不是网络政审,人身攻击,道德漫骂。
  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境遇是从主流医学地位逐步被“边缘化”,费侠莉认为是全球化知识霸权的产物。如今,现代医学占据了中国医学教育科研、社会价值认同与传播、医疗服务市场的主导地位,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的情势就像费侠莉著作中宋明时代的妇科与内科杂病的关系。但中医学护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衍进步,一定是“真”的医学,“活”的技艺,至今仍然是临床上有用、有效、有根的治疗体系。作为有特色的临床技术与艺术,它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科学”,也无须宣称自己是“科学”(现代医学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使是“思辨”的身体与知识体系(阴阳、五行、运气)也属于自然哲学(前科学哲学)的研讨范畴,没有被贴上“伪科学”标签封杀的道理。中医学本质上属于人文主义的医学,主体是一种“非”科学的知识与经验体系,但是,不排除其中包含相当多“前”科学与“潜”科学,甚至“后”科学(如经络传感现象与学说,至今是待解之谜)的知识与经验模块,它必将成为当代中国医学(包括中国本土的现代医学)创新的重要知识、经验储备和宝贵的理论假说库,也是中国有望对于世界医学做出杰出贡献的重要阶梯。
  作为服务于人的综合技艺,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人性关怀上,现代医学远没有尽善尽美,它也没有理由对中国传统医学表现出“傲慢与偏见”,它需要不断地向各相邻学科学习、汲取(20世纪主要是向理、化学科学习),包括以中医为师。对于传统中医学来说,不能只想到将学科中大量的“前”科学、“潜”科学、“后”科学的内容延伸研究,准备“汇流”到科学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医学体系中去(如“青蒿素”的研究),还应该坚持、弘扬自身的人文主义医学传统与优势,在主流医学的遮蔽之外深垦一块新的田地。对此,费侠莉很清楚,她将一个时期多元语境中“类型化”的非主流智慧命名为“艺术的别方”,不仅包括临床理论指向不同的心法、神方、奇药,还包括“内丹”养胎术,以及长生不老者的生育与妊娠的玄想。想象与探索的空间极其广阔。在她看来,这是一个主流医学之外的“桃花源”,当然,每一树桃花都在装扮着“春天”,因此,宋明时代临床医学的辉煌,不能不冲出理学的遮蔽,记下陈自明、薛己、武之望、程茂先,女医谈允贤的名字,不能不研究扬州学派与〈妇人大全良方〉、〈济阴纲目〉等著作。几百年后,费侠莉还从中解读出女性主义的微言大义,读出“临床境遇中的女性”,读出“叙述的声音和文化建构的身体”,读出“性别、阶层和医学的多元化”。这就是“艺术的别方”存在的价值,也是全球化语境中“桃花源”的意义。
  “艺术的别方”是一个十分绝妙的命名,它揭示了中医治疗“艺术化”的特征,既讲原则,是辨证论治,以证为依据,更讲变通,因人、因地、因时而变,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有人不理解,认为变通太多,近乎玄虚,其实,任何疾病都是动态的,个体的,艺术审美讲“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病人就有一千个月经不调”,治疗的艺术就是把握差异进行细微的个性化处置的过程。临床医学的本质是诊疗技术的不断尝试,不断升华的历程,最终达到艺术化的至高境界。那便是医圣的“玄妙”。“别方”,很容易想到西方医学对中国医学的定位性表述:替代医学,别方就是另一个后备“方案”,其实不然,“别”在这里是“别出心裁”“别具一格”,是一种求异、求新的追索,妇人病不同于普通杂病,需要摸索、创新组方思维,更强调“入肝”、“入血”,优化选药思维,驱邪扶正,需兼顾经血、胎气,强调多运用动物药,慎用耗散气血的“虎狼药”。药物内服之外,倡导打开思路,“内”病“外”治,针灸、膏丹都是备选之方。尤其是针灸之术,运用十分普遍,无需施药,效果良好,如灸法矫正胎位,至今广泛运用。当然,机理仍然诉说不明,被“科学派”时常诟病。但是,临床技术的进步一般经历“被尝试-被运用-被理解-被解释”几个阶段,也不排除中医原著中有荒谬的解释,如《针灸大成》中记载使用针灸催产的技法,临床有效,但书中的解释是:“胎儿的小手抓住了母亲的肠子,银针扎下去,扎在胎儿的虎口上,胎儿松开小手,于是胎儿顺利生产。”有现代生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胎儿被子宫包裹着,不可能伸到腹腔里去抓母亲的肠子,这种解释实在荒唐可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解释荒谬而否定针灸催产的疗效,也不能因为针灸催产确实有疗效就接受历史文献的可笑解释,正确的方法是疗效归疗效,解释归解释,哪个错误纠正哪个,哪个正确提升哪个。“别方”的真谛是提供“去伪存真”的临床经验和历史素材。目的是“古为今用”,而不是找古人的错,骂一通完事。这样做不利于历史遗产的继承与发展。这个道理费侠莉女士懂,但我们许多同胞不懂。不懂应该虚心学习,去认真读读《繁盛之阴》这本书吧。

 

 

20071110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