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页 

载《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1)


当代文化语境的中医学理解

马晓彤
(中国中医科学院)

 

摘 要:由于多元文化碰撞导致的观念分化,人们对中医学的认识已经十分模糊,不仅公众对其莫衷一是,就是行业内部也是见仁见智。为了揭示这门学问的特质并客观评价其价值,就必须首先准确理解它。科学与人文、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三组文化关系构成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语境,它们代表着知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维度。从三个维度考察中医,可分别对其做出定位、定性与定向判断:中医是科学;属于整体论模式的东方科学体系;目前尚处于传统科学形态,需要现代转化。
关键词:中医理解;广义科学观;整体论模式;信息化实证


  “科学与人文”、“东方与西方”和“传统与现代”这三组文化关系构成了相互交织的当代世界的全球化三维语境,其中科学与人文代表的是知识学维度,西方与东方代表了人类学维度,而现代与传统则代表着社会学维度。中医学恰恰坐落在三维的交叉点上,不通过三个维度全面考察中医,已经无法真正理解它。而一旦在当代独特的文化语境中系统解读了这门学问,则不仅有利于中医本身,还会建立合理认识这三组时常令人困惑的文化关系的思想模型,从而对新文明的创生与发展做出极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一. 中医的知识学理解

  “中医是不是科学”乃近百年来充满复杂情绪与错乱认知的争论话题,2006年兴起的“告别中医中药”网上签名运动,再次将这一长期未有定论的旧话重提,引发了舆论界一阵阵躁动,而其中的关键仍然是对中医科学性的否定。1 西学东渐之前,中医独担中华民族的健康维护职责,而西医进入后,则出现了二元并存的局面,最初中强西弱,后来两者均衡,现在则是西强中弱。为何人们对西医的科学性没有疑问,而仅仅对中医的科学性存疑呢?如果说中医不是科学,那么它是什么呢?判定中西医是否科学的标准究竟在那里?西医从理论到技术事事以实证为基础,与现代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与社会管理体系密切吻合,形成了有机整体,给人的印象是具备一般现代科学的共同特征,故无人质疑它的科学性。中医则不然,似乎凡事向后看,处处引经据典,对现代科学熟视无睹,我行我素,是一个十足的另类,结果其科学性便自然遭到了质疑。不过,这些均属感性层面的认识,人们依据中医与西医的表征差异只是得到中医不科学的粗浅感受,对于中医是什么,以及什么是科学则仍然难以做出斩钉截铁的回答。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回答“中医是不是科学”决非一个简单而孤立的问题,而与其它一系列文化问题之间有着深层次的交错和缠绕,在回答它之前,我们被迫必须先要明确回答“什么是科学?”以及“人类的知识体系究竟是什么,有那些主要内容?”这样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

知识学的体系
  人类自从有了自我意识,文明的进程就启动了,表现为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的发展。“知识”和“文化”是对文明不同侧面的描述,对人类而言,前者是内在的反映,将人对环境与自身的各种意识在头脑中系统化;而后者则是外在的表现,把人按照生存与发展需求采取的众多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可见,在一般情况下“知识”与“文化”是可以通用的,但在微观探讨人类认知机制时则用“知识”更为适当,而在宏观阐释人类历史进程时用“文化”更加贴切。若以人为中心,可以较为直接地说明两组重要关系,一组是“内外关系”,就是前面提到的内在的“知识”与外在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组则是“前后关系”,即人为作用之前的“自然”与人为作用之后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在两组关系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其重要性已无须多言。只是需要注意,这同一词汇在两组关系中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在与知识构成的内外关系中,它的含义是文明的外在表现,比较笼统而抽象;而在与自然构成的前后关系中,它的含义是人为的过程及其结果,较为清晰而具体。所谓自然是未经人为作用(有意识的行为)的客观存在物的总合,这其中包括没有精神因素参与的,完全由生物本能驱使的人类本身;而文化则是一切人为作用(有意识的行为)过程及其结果的统称。举例而言,一棵树是自然,而人用树制作桌子的活动及产品则是文化。
  如果把文明外在表现意义的文化通过内外关系,转化为文明内在反映意义的知识,就可以对人类创造文明的微观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人类的原始知识诉求只有两个,一个是想知道万物“是什么”,另一个是自身“该如何”,有了这两个答案,人类就获得了自由,成为生活的主人。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不断追求与积累这些答案的过程,直到现在这个格局也未发生根本变化。虽然表面看起来,知识领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百草园,但锊去浮草,可见其根脉依然不外乎回答“是什么”的规律之学和告知“该如何”的价值之学两个大类。这个“规律之学”就是科学,而“价值之学”就是人文。如果继续借用前面用树制桌的比喻,那么桌子的结构是科学,而桌子的样式则是人文。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两个基本类型,所有知识内容都可以整合进这个框架之中。在欧洲中世纪,科学的地位卑微,被视为神学的卑女;而在中国,虽然古代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其地位总体上依然不如人文。直到近代以来,科学才在西方成为显学,并通过西学东渐也提升了科学在东方的影响力。几百年来,人类通过弘扬科学,克服了古代世界重信仰而轻理性的倾向,找到了两类知识之间的平衡,所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加速度发展。但物极必反,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对科学的过度信赖与尊崇,尤其是西方还原论科学模式的一家独大,人文意识受到挤压,相关学科不同程度遭遇歧视,科学与人文两类知识之间的平衡丧失,结果“科学主义”甚嚣尘上,形成一种异化产物——科学迷信(实际上并不是对整个科学的普遍态度,而仅仅是对还原论科学模式的僵化与教条的信仰),至此扮演主流角色的还原论科学走到了它的反面,带来一系列消极的认识与实践后果,不仅阻碍了科学创新,而且影响了人文与科学的良性互动。作为反弹效应,出现了两个对抗性的科学哲学思潮,一个是激进的“反科学主义”,2 另一个是温和的“广义科学观”。3 反科学主义认为科学只是知识的组成部分,并不具有特别的地位,而其本身服务于人,并且在研究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运用人文方法,因此具有一定的人文属性。为了防止科学的膨胀作用,他们主张消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人为界限,将两者统称为知识。广义科学观不主张消除科学与人文的界限,认为它们毕竟是有着不同属性的知识类型,如果模糊边界会造成认识混乱,但要反对科学主义的极端做法,一方面对科学做广义理解,另一方面以平等的态度看待科学与人文两类知识,在两者内部分别保持多元平衡,不宜一家独大、排斥其它。
  尽管科学已是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而且相当大众化了,但到底什么是科学这个基本问题却并非没有疑问,而能够轻松地脱口回答。这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涉及对科学本质的认识。然而科学家、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可谓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有两类,一类是广义的,站在人类知识体系的角度予以解释,另一类则是狭义的,站在当前流行的科学活动立场做出说明。前者可概括为科学即规律之学,它与人文(价值之学)相对应,共同构成人类知识(文化)的体系;后者则指按照现代科学方法取得的系统化分科知识的总和。广义科学观认为,任何探讨事物存在与发展规律的活动均属于科学,判定是否科学的标准在于活动本身的内容与性质,而与具体的探讨对象和方法无关。它强调的是科学的内涵与结果,可看作哲理性的人类学结论,而狭义科学观则注重科学的方法与过程,可认为是技术化的社会学观点。两类看法分别代表了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它们之间存在统一性,也存在矛盾性。科学的历史进程反复呈示了一个规律,科学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起伏变化的,这种变化可以用科学革命和常规发展的交替来做综合性说明,4 不论是科学的整体,还是其某些局部的演变均是如此。上述关于科学的微观说明只适用于科学发展的局部时段或者科学系统中的某些范围,都不能视为普遍规律;而宏观说明则不然,它跳出了科学的圈子,站在人类知识的整体背景上看待科学,尽管不如微观说明那样,站在科学体系内部能对科学进行精确解释,但却可以对科学整体进行准确把握,不至于随着时代和具体环境变化而出现混乱,所以它是相对稳定的,也是体现对科学的本质认识的。在常规科学发展时期人们不太关注科学的本质问题,所以微观理解较受重视,而在科学进入革命阶段,往往对科学本质的反思成为继续前进的必修课,这时对科学的宏观理解便显得更为迫切与重要。当前,之所以人们以越来越大的热情关注什么是科学这样反映深层科学观的问题,恰恰说明科学的脚步正踏入新一轮革命期。那么为了增加动力、减少阻力,让科学较为顺利地走过这一非常时期,把科学观的视角放大,强调对科学的宏观理解,弱化对它的微观解释,对科学事业本身以及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积极的原始创新者都将是莫大的福音。
  科学在哥白尼、伽利略时代是一个没有名利只有风险的工作,所以除了为真理献身的勇士,或者为兴趣驱动的爱好者之外,基本上没有投机者与凑热闹者愿意介入。而如今,科学却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名利场,不仅有真诚的科学探索者,也有大量沽名钓誉者混迹其中。为了满足自己的偏见或私利,他们追捧某种理论,而打压其他理论,对科学进行有利于自己的狭义解释,甚至极端到进行“唯我论”说明,其结果离科学的本意已经相差万里。比较典型的表现有两种,一种是借助政治权力实现利己的目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李森科在学术界发动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另一种则是利用公众的认识局限性达成保护既得利益的愿望,例如当前国内一些学者极力把近代以来,在西方逐渐形成的还原论科学模式认定为科学的标准模式,而排斥其它科学模式,甚至将一些非还原论的科学活动说成是伪科学。5 持狭义科学观者不外乎下面三种具体情况:单纯出于认识原因;单纯出于利益原因;两种原因兼有。历史上多数科学均非以单一模式发展,西方现代化之前的医学就与中国传统医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著名的“四体液说”以及各地广泛应用的草药疗法、按摩疗法、放血疗法等。6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也非单一模式,生物学中的实验生物学传统和进化生物学传统便分别以还原论和整体论为主要方法论。系统科学的兴起更是凸显了方法论的多样性和综合化的趋势,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单一方法论以及狭义科学观的局限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即使在被视为科学性最典型的物理学领域,也存在着科学模式的变化。如果一味强调牛顿力学的科学性,而否定其它科学模式发展的合理性,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也不会有20世纪的科学大繁荣。可见,狭义科学观不仅未全面反映科学发展规律,而且扭曲了科学发展的历史,因而对科学发展有严重阻碍作用。时代正在呼唤切合科学实际、有利于创新发展,使人类精神得到更大解放的广义科学观。

中医学的定位
  医学是救死扶伤、促进健康的学问,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已经出现,可以说是所有科学技术部门中最古老的领域之一。西医由于实现了现代转化,与现代社会契合,目前成为世界上的主流医学。而中医则因为尚未实现现代转化,实际上处于既不能归入现行科学体系,又难以在知识领域自立门户的漂泊状态之中,似乎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不论是业内还是业外,人们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中医说长道短,彼一时为了某种需要把中医捧上云端,此一时又根据另一种理念将它踩在脚下,这便是中医百年来的身世。中医似乎扮演着科学的角色,却没有明确的科学身份,这在崇尚科学,普遍把科学看作真理化身的现代社会对它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同时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医的科学性未做深入、系统、认真的探索,无形中会失去许多新发现的机会,这也是现代科学的损失。因此真正明确中医是否科学,并对其科学内涵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与把握不仅是中医的幸事,也自然是西方自然科学乃至人类文明的福音。
  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中,有完整的以阴阳五行和气论为核心的认识论,有以经络、脏腑、气血、精神为核心的生理学、心理学,以辨证为基础的病理学、诊断学,以治则治法为基础的治疗学,以方剂为基础的药理学、药物学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是以人体生命过程为对象,以把握生命规律为目标,尽管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医不同,不能被列入狭义的还原论科学之中,但其内容无疑符合科学的一般属性,可归入广义科学之列。中医在系统的理论指导下经过长期实践,发展出一整套相关技术,如药物制备、人体检查、方药治疗、针灸治疗、推拿治疗等,有效地满足了防病治病的临床需要。尽管古往今来,人们认为中医是天人之学、是仁术、是大道,甚至把行医与治国也联系了起来,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浮华歧解之词,中医就本质而言不过是社会诸行业之一的保健服务业罢了。医生并非白衣天使,只是行医吃饭的普通人,患者也不是将下地狱、需要拯救的可怜人,而是有保健诉求,花钱购买保健产品与服务的顾客而已。

对中医学的三种误解
  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人们渐渐疏远中医,并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误解,其中代表性的有三种,即 “文化论”、“技术论”和“巫术论”。持“文化论”者主要是人文学者和部分中医学者,他们认为中医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与现代科学属于不同学术范畴,主张采取人文方法研究其价值,弘扬其精神;“技术论”者多为西医学者,他们承认中医的医疗效果,但取其法、弃其理,视之为西医的技术补充;“巫术论”把中医看作没有真正医疗价值的方术,其中充斥着迷信和欺骗,主张予以取缔,持此观点者主要是一些非医学领域的科技界人士。上述三种看法的形成有其认识和利益两方面的根源,“文化论”认为东方与西方文化性质相异,不可通约,中医与西医分属不同文化体系,应通过中国独特的文化视角看待中医。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科学。“技术论”者本质上也否认中国有科学传统,中医只能算作前科学。他们主张把历史上积累的有用的医疗保健经验整合进现代西医体系,使之丰富与完善。“巫术论”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医的重要文化地位,不仅算不上前科学,就连高尚的文化门类都不算,只是方家术士的谋生之道罢了。“文化论”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清楚科学与人文的区别,武断地将科学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剔除,简单而表面化地将科学视为西方特有的学问,因而把中医看作文化(实际上是人文)而非科学。“技术论”承认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科学的萌芽因素,但不存在完整的理论体系,故只认为中医是技术而非科学。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没有无原理支持的技术,只是相关原理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它的问题在于将不同形态的科学范式对立了起来。“巫术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以偏概全,只看到中医领域存在的部分“江湖现象”,而对中医整体进行了不适当的如是说;二是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联系。就医学发展而言,在各个医学传统的源头都不可避免巫术的影响,即所谓“医巫同源”,中医如此,西医也如此。但随着医学的进步,尤其是医学理论体系的逐渐成型,巫术便在医学中渐渐消逝了。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中西医之间有重要区别,随着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西医在17世纪便同步实现了现代转化,而由于中国社会总体上尚未实现现代化,故中医一直保持传统形态至今,在这里一些人把传统医学的某些特征等同于巫术,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两者的区别在于,巫术无一定的理论原则,只以通过心理调控手段将施术者的意志加予受术者为目的,而传统医学则有一定的理论体系作为医疗行为的指导方针,尽管有不同程度的主观因素介入,但主要内容还是客观判定患者病情,并针对性地施以恰当治疗之法以纠正机体异常状态的。以上三论不以中医为科学的认识基础在于其狭义的科学观,即以近代在西方形成的、以还原论为方法论的科学模式为唯一判定标准,与其相合者便是科学,不合者自然不是科学。中医学是典型的整体论科学模式,显然与近代西方还原论科学有别,那么被视为非科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需要强调的是,一种态度背后往往包含着认识和利益的考量,以上三论反映的是认识因素对中医科学性判定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利益关切的影响。“文化论”者和“技术论”者的利益关切是直接的,前者把中医定位为“文化”,可以在西医成为主流医学的形势下,通过差异化策略为自己争得一块合法的学术领地;后者则可以通过此举消解中医的主体地位,使其有理论根据地成为自己的附庸。“巫术论”者的利益关切是间接的,他们不需要从事中医或者医学职业,但是担心中医这个科学中的另类有朝一日其科学观与方法论的影响超出本学科领域,从而成为自身赖以安身立命之学术根基的挑战与撼动者,因此防患于未然是符合其长远利益的。
  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曾立法试图取缔中医,理由是它不科学,是旧医,其存在不仅影响新医的发展,也阻碍国民的文明开化。这种态度无异于“巫术论”,后来在广大中医界人士和一些有势力的政界人士的共同抵制下才不了了之。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中医一贯采取扶植与支持的政策,但主要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考虑,并未对其科学性予以充分认同。毛泽东的态度便是典型写照,他认为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该努力发掘、有所提高,还主张西医学习并改造中医。可见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论”,并没有把中医从本质上视为有自主地位的科学门类,只是供西医加工取材的原料而已。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契机在西方兴起的中医针灸热几十年来虽有起伏,但持续未绝,尤其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日显蓬勃。此间开始出现“替代医学”、“补充疗法”等新提法,近来又进一步提出“结合医学”的概念,并与在国内开展数十年的“中西医结合”思潮渐渐融合。总起来说,不论是国外的“结合医学”,还是国内的“中西医结合”,目前的主导思想都属于“技术论”,尽管对中医的疗效给予肯定,但对中医本身的科学内涵则大多处之漠然,或者不屑一顾,或者着力贬斥。名正则言顺,如果不认为中医是科学,那么人们也就不会以对待科学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中医,而自然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饮食、服饰、戏剧等内容相提并论;一旦当人们认识到中医本质上是科学,而且不仅能够与现代西方科学互动融合,并可能由此改变科学面貌,以科学的态度严肃认真地研究中医的时代才会来临,中医对人类科学事业发挥重大作用也才真正开始有了可能。


二. 中医的人类学理解

人类学视野中的科学
  由于近代科学是在反抗神权专制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不自觉地形成一种认识习惯,即科学是追求真理之道,甚至把科学本身看作真理,一些极端的观念还主张为真理牺牲、为科学献身。其实这些看法并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只是针对某些需要抵抗的对象时的斗争性口号,一旦任务完成,激情过后,势必被人置于脑后。面对无垠的宇宙“整体”,人类的认知能力永远是那么渺小,不可摆脱只识“局部”的命运。通过冷静的理性考问,可以从人类的历史积淀中提炼出两个值得深思的启示:我们是沧海一粟,无法超越局限而成为大海,我们是时光一束,不能突破瞬间而化作永恒。有了这样的自我意识,人类就不会头脑发热了,就会接受一种思想:人生的目的并非追求万世通用的真理,而是享受一世够用的幸福,因为前者不可能,而后者则可行。所以科学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工具,而不是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献身的框架。正因为如此,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人类有着不同形态与功能的科学,例如古代是东方占优势的整体论科学,近代是西方占优势的还原论科学,而现代则是东西方各领风骚的复杂性科学。对造成这一局面的机制还可以做出两点较为具体的说明,不同地域和时代具有不同的认识局限性,不同地域和时代还有不同的生活诉求,前者决定人们“能做什么”,后者决定人们“想做什么”,正是这“一能”、“一想”塑造了特定时代与地域的科学样式;也正是这“一能”与“一想”的变化,使科学出现了历史上的不同形态。可见,从人类学的视野来看,在知识体系中,科学是钢琴,而人文则是弹琴之手,两者的协调一致才能奏出华美的乐章。正是人文因素决定了不同时代与地域的科学状况,包括科学的对象、方法以及对科学的态度与应用等等,也正是人文的多样性奠定了科学多样性的基础。
  从人类学角度可以根据人们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即科学观的差异,划分为“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历史的经验不断告诉我们,事物本身是一回事,而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则是另一回事,两者常常是相互分离的,而对人类造成伤害的主要因素又多为人们对事物的态度,而非事物本身。人本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是为人类谋幸福,科学以何物为研究对象,采取何种研究方法,完全依据人们的现实需要与能力,无一定之法,只要能够揭示当时人们所关注事物的规律,有助于人们驾御它,从而达到为人所用,为人造福的目的,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主义观点,将科学看作历史现象,力求对它进行全面而非片面,整体而非局部的把握,不主张僵化与教条地恪守某种此一时、彼一时才有实际价值的所谓规范,认为所有规范都是有条件限制的,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标准,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一切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准绳。这是一种充分体现科学的宽容精神,有利于不断创新的具有明显进步性的理念。与之相反,神本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之王,它理所当然凌驾各种知识门类之上,它是真理的化身,人类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循“科学原则”,凡是不符合“科学”的理都是歪理,不按“科学规范”去办的事都是邪事,不信“科学”的人都是异人。而这里的“科学”并非陪伴人类从远古走来的哪个探索万物存在与发展规律的学问,而仅仅是近代西方在还原论认识论原则下发展起来的以结构化实证与数学分析为基础的科学模式。这种科学观实际上构造了一个新的神学体系,只是由“科学”取代“上帝”出任偶像罢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化和权力化观点,它无视历史事实,武断地尊一贬十,以“规范”之名人为地为科学建立“禁区”、“权威”与“顶峰”,形式主义地认定某些领域是科学,某些不是,某些方法是科学方法,某些不是,某些人做的事是科学,某些不是。只要按照这些所谓的“规范”进行活动就是科学,至于是否能够解决社会生活与生产实际中的问题,是否不适当地占有与浪费社会资源,是否取得创新性成果则全然不在考虑之列。近代还原论科学模式是在反抗中世纪神学的思想禁锢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曾经有过朝气蓬勃的中兴时期,但它也与其它事物一样,有其自身的消长规律,在经历数百年的辉煌之后,已经不能很好地与人类历史的节奏吻合,满足时代的诉求了,甚至走向违背其自身宗旨的反面,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客观上扮演起了与当年神学压制科学相同的角色,束缚思想,阻碍创新。随着这种被称为“科学主义”的极端思想观念消极作用的日益突出,两个对抗性的思潮应运而生,即“反科学主义”与“广义科学观”。这两个思潮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反对还原论科学的知识霸权,主张知识价值的多元化。但两者的具体诉求不同,“反科学主义”主张取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界限,以这种方式消解科学的强势,凸显人文的力度,从而取得知识体系内部的平衡,促进人类心智的健康发展;“广义科学观”则突出科学的本质,对科学进行广义化理解,让还原论科学模式走下神坛,回到科学大家庭中的合适位置之上,为其它科学模式做出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的说明,从而有利于解放思想,促进科学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实践哲学在对传统西方科学哲学反思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系统说明了知识的地方性属性,提出实践优位的科学观,揭示了知识通过权力而非其本身的真理性获得规范性地位以及话语权的机制。7 这一新的科学哲学理念,与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复杂性观念以及国内的反科学主义和广义科学观在深层形成了呼应,正在强烈互动,有可能为世界意义的文化多元化建立适时而合用的思想基础。

中医学的定性
  科学不是当世界进入近代后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具有深厚的传统与根基,按照广义科学观,自人类文明之始它便出现了,只是到了近代有了新的形态而已。除了时间上的不同,不同文明中的科学形态还表现出地域特征。科学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东方文化中也有一个清晰可辨的科学传统。但17世纪以来,经过现代转化的西方科学得到快速发展,而东方科学却仍然以传统形态存在,于是便出现了一个西强东弱、相互冲突与融合的多元科学并存的局面。为了对科学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需要对科学概念做两次划分,先是东方与西方之分,然后是传统与现代之分。东方与西方科学之分是一种空间划分,可看作是对科学地域特性的考察;而传统与现代科学之分则是一种时间划分,着重探讨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科学的进程看,有两个主要的源和流,一个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科学。两个科学传统的发展径路不同,认识方法各异。西方科学偏重还原论的方法论,强调结构分析,注重运用局部实验的方法剖析对象的实体,以牛顿近代建立的经典力学最具代表性。东方科学则与之相反,偏重整体论的方法论,强调信息把握,注重通过整体体验的方法把握对象要素间的关系,以汉代形成体系的古代中医学为其典型。体现在医学上,西医以结构分析为特征,可称之为结构医学;而中医则与之相反,以信息把握为特征,可看作信息医学。8
通过对传统中医体系的考察,可以了解整体论科学的基本特征,包括天人合一的认识论、柔性理论框架和刚性技术规范。在中医的认识方法中,天人合一原则有三种密切联系的体现形式:主体与客体合一、对象与环境合一、思维与感悟合一。9 首先,医者面对患者,并不把自己与患者严格区分开来,保持完全客观的立场,而是自觉地打破这种界限,在观察与检测患者并提取有意义的各种临床信息的同时,充分调动自身的深层认知功能(即所谓的第六感)去“找感觉”,以此获得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印象,从而做出准确的诊断。第二,医者不是孤立地看待患者,而是把患者与整个环境背景结合起来综合考察,在诊疗中,不仅季节、地域这样的大环境因素,就是当日天气、诊室布置这样的小环境因素也不同程度地作为影响因子纳入医者的考虑之中。第三,在形成临床诊断并提出治疗方案的整个过程中,一方面医者运用以往积累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进行有条理的逻辑思维,另一方面也因时随势发挥直觉感悟力对患者予以把握,正是在这样的综合体验中,对活机体做出状态判断。说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不得不把它先与其它传统中国科学门类近代以来的命运做一个比较。在中国传统科学中,除了医学,重要的还有天学、地学、算学、农学等,但在西方科学强势进入中国后,其它科学迅速边缘化,惟有医学间架不散,依然体系化存在于当代中国的科技序列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医学比起其它中国科学来说,理论形态较为完整。10 虽说中医有一个至今仍然具有支撑力的理论体系,但相对于具有现代形态的西医理论而言,它是柔性的,表现为弱规范性、模糊性和多解性。中医理论体系的柔性有两个特点:因为其理论要素之间的联系不是建立在实证基础,而是建立在思辩基础之上,所以显得松散;医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从理论体系中选择某一部分特定的内容作为说明的工具,而不必顾虑与其它部分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也可在不同情境中对同一部分内容做出变通的说明,甚至不怕自相矛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医理论体系内部未出现层次分化,所有概念在一个平面呈圆形排列,演绎不是主要思维与表达工具,类比才是认知的“魔方”,因而中医之理横竖都说得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中医历史上虽有不少经典,但并无具有很强束缚力的教条,其生命力在于每一个医者的具体发挥以及实践效果,一个个医案,一位位医家都是理论建设的宝贵财富。与理论柔性适成对照的是中医技术的刚性,包括技术工具制造及其使用过程的规范性,典型表现见于“中药”与“针刺”两大方面。前者诸如中药采摘、保藏、炮制与谴方用药的严格规范;后者则如针具材质、尺寸、选穴与行针的祥备原则。

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与互补
  科学发展大体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科学形成了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东方整体论体系,近代科学形成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西方还原论体系,现代科学正在形成东西方皆有贡献的,以复杂性科学为代表的系统论体系。前两个阶段已瓜熟蒂落,第三阶段尚在发育成长中。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诞生标志着第三阶段的开始,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出现是这一阶段特征明显化的信号,而20世纪70年代至今,大量交叉学科的涌现及科学整体化趋势则是该阶段加速推进的表现。
  整体论体系考察对象的整体可把握特征,并用整体综合方法加以处置,其结果是宏观准确、微观不精确;还原论体系考察对象的局部可把握特征,并用局部分析方法对待之,其结果微观精确、宏观不准确。整体论体系在古代生命科学领域获得显著成功,而还原论体系则在近代物理科学领域获得非凡成就。但两论均为一偏,皆有局限性,昨日辉煌的中医学已不能满足时代需要,“中医现代化”正在显现传统中医学(整体论体系)与现代西医学(还原论体系)融合的趋势;近代物理科学100年前即已随着量子力学的勃兴出现由还原论向整体论的转向。系统论体系可视为整体论与还原论两个体系的融合,通过两者的逆向对接达到以偏纠偏的目的。各种迹象表明,系统论体系不仅对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而且还可能在社会科学领域大有作为。从科学范式的角度看,整体论体系是简单模糊范式,还原论体系是简单精确范式,系统论体系则是复杂性范式。简单性范式的特点是规则单一,在观念上或整体,或局部,在方法上或准确,或精确,只求其一;复杂性范式的特点则是同一体系中复合规则并行运作,在观念上整体与局部兼顾,在方法上准确与精确双求,并且联立求解。系统论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对物理系统、生命系统和社会系统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其中物理系统由于边界不清,宜做局部考察;生命系统边界清晰,宜做整体考察;社会系统则介于两者之间,研究难度最大。比较之下,社会系统是复杂性最高的系统,物理系统和生命系统则难以判定何者复杂性程度更高,只是各有特点罢了。由此可得三点启示:物理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关系不应该是背对背或肩并肩,而应该是面对面,它们之间的交叉与联立方可构筑完备的自然图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也应该是面对面,唯此才能描绘社会本相;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还应该是面对面,这样有助于揭示人生真谛。复杂性科学追求整体与局部的和谐、准确与精确的统一,也即强调系统要素间的关联性。总体而言,这种关联性概括有三:不相关(背对背);弱相关(肩并肩);强相关(面对面)。科学的整体化趋向说明人类已经把科学研究的对象看作相互联系的统一系统,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克服单一视角与方法的局限性,开始审视近代以来科学划分的合理性以及不同学科间的联系。在科学门类之间不外乎三种基本关系:边界清楚的传统学科之间互不关联的背对背关系;边缘学科外围相互作用的肩并肩关系;交叉学科内核相互作用的面对面关系。其中交叉关系是系统要素间最深刻的关系,涉及根本联系,而根本联系的终极体现为系统的整体制约性,整体制约性则是要素间交叉方向与程度的决定因素。复杂性科学是探讨系统特征的科学,交叉性与整体性是反映系统状态的两个最重要的标志,前者说明要素之间的互动,后者体现整体对局部的统摄,它们互补性地展示了系统的面貌。


三. 中医的社会学理解

社会学意义的医学
  医学有三个特点:由于性命悠关,受到全社会普遍关注与重视,而不限于专业人士;人类珍惜生命的本能保证了科技成果在医学领域的优先与全面应用,因而使其具有技术先进性和综合性;与人类身心的接触深入而多样,故带有较浓郁的人文色彩,伦理、法律、宗教、民俗等要素均不同程度地渗入其中。凡医即此,中西医盖莫能外。正是由于医学的这些独特个性,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明显异于其它科学,有人甚至不把它作为严格意义的科学,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说明只有从多维度考察,才能真正准确把握医学的定位。11 从知识学维度看,它是科学体系;从人类学维度看,它是价值规范;而从社会学维度看,它又是一行生意。医者为患者提供三个层次的服务: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和健康促进,而患者则为这些服务支付费用。但与其它生意相比,医学是以高诚信度为基础的特殊服务业,而且具有较高的道德担当,也正因为如此,医学历来受到社会尊重,被誉为高尚的职业之一,这一点可以通过对三个服务层次的分析予以说明。患者就医,意味着把生命托付给医者,这就需要两个前提:医者必须具备“德”与“才”,因为有德方可为患者负责,有才则能解决问题。而其中德的意义尤其重大,因为相对于才,它更为个体化与随机化,更不容易判断与把握。因此,西方有出自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的“誓言”,12 而东方则有出自中国药王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它们对医者进行系统的伦理规范,以保证医者能够把挽救生命视为自己的天职,而不因贪恋钱财,或者眷顾权贵而失却人格尊严与职业道德。正是人类珍视生命的力量迫使医学重德,也正是医者千百年的修德为自己赢得了高诚信度,而高诚信度则为这个人们离不了的行业提供了“铁饭碗”。不过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这个高诚信度的维护并不能仅仅依靠医者的内在道德自律,还需要外在的法律规范,两者缺一不可。只是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两种制约力量发挥作用的相对比重不同罢了。
  在传统农业社会,交通与通信不发达,人们的活动空间有限,而人与人交往的时间充裕,所以医学实践基本上在熟人中进行。此时医者可以做到自律,而患者也能对医者充分信任,通过道德调节,成功克服了医患之间由于知识不对称带来的信任风险,使医疗活动得以正常进行。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交通与通信发达,人们的活动空间扩大,而人际交往的时间则不足,使得医学实践不得不在生人环境中进行。因而医者自律性弱化,患者对医者的不信任感增强,两者间加速度扩大的专业知识鸿沟带来的理解与信任障碍无法通过道德途径化解,传统的“熟人医疗模式”难以为继。社会虽今非昔比,然人类的生老病死如故,医学还不能退出历史舞台,它需要因时顺便,以求久存。伴随社会的现代化,与之适应的“生人医疗模式”应运而生,其根本特征是用法律规范取代道德教化作为维系医患双方信任,保证医疗活动正常进行的工具。这里的关键条件是要有一个可以客观实证的技术中介,否则建立法律规范就没有了依据。西医通过实验研究与量化分析,系统提供了这些“中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完整的技术规范,创造了社会化法律承认的前提,故被称之为“现代医学”。中医则至今未能提供可以客观实证的技术中介,无法完成规范化、法制化的时代任务,结果冠之以“传统医学”的名分,被逐渐边缘化。

中医学的定向
  中医没有象西医那样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环境的新模式,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虽然它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古往今来典籍无数,尽管它依然在实践中威力犹存,西医无法对其取而代之,但在学术界它的历史合理性受到质疑,价值被轻视,在科技与卫生政策层面它的现实合法性未有切实定论,取缔之声时有回响,在社会服务领域它的存在必要性众说纷纭,行业规模日渐萎缩。面对这样的处境,中医应该何去何从?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基本立场,一个是中国立场,另一个是世界立场。站在中国立场,首先会强调中医的历史功绩,然后是它所承载的民族感情与文化意义。一旦站在世界立场,眼光自然会有所变化,首先关注的不再是它的历史功绩,而是其现实功能,然后则是它对改善人类健康状况以及对科学的现代发展可能具有的潜在价值。显而易见,后者才是理性的选择。
  中医的复杂性在于,要想准确把握它,需要从三个角度下功夫。首先,是立足当前的理解。即站在人类知识体系的大背景下,对其属性进行定位,如前所述,必须克服狭义科学观的束缚,剥离表面的人文包裹,旗帜鲜明地还其科学的本来面目。其次,是面向过去的继承。这需要有一个全新的科学史观做基础,对中医的历史合理性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是象征性的尊重,并在这样的前提下,克服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断裂造成的消极影响,全面、准确、可靠地继承中医的传统精华,并运用现代语言进行诠释,实现有效的社会传播。第三,是面向未来的创新。中医在现代社会的边缘化,并非全是因为语言隔膜,根本问题在于其现实合法性没有得到真正的承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合法性并不是普通法律意义的地位确认,而是科学意义的可实证性体现。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从宪法到行业法,中医都有明确的法理肯定与法条保护,但是由于可实证性这一科学的要件不完备,相关的法律精神难以有操作性地落到实处。客观的社会环境要求中医必须解决自身的可实证性问题,否则其现实合法性将无法得到真正确认。所以,决定中医未来前途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成功实现以实证化为核心内容的中医现代化。

传统与现代的实际含义
  如果用概括的语言说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那就是前者伦理优位,而后者法律优位。尽管两种社会都有伦理与法律的作用,但在传统的“熟人”社会,法律的有效性远不及伦理,而在现代“生人”社会,则法律的有效性远大于伦理。如果把这两种社会特征延伸到科学,则相应体现出科学实践中的非实证性与实证性。传统科学以经验为主要特征,缺少系统严谨的实证基础,而现代科学则以能否实证,作为判断知识可靠性的前提。一种传统科学若想得到现代社会的尊重,除非通过实证使自己现代转化,否则便会游离在主流之外,甚至被取消科学的资格,从而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找不到确切的定位,只能边缘化弱势存在,并面临消亡的危险。
  前面对中医进行了知识学与人类学考察,但真正需要它前沿面对的还是社会学层面的考验,因为这是表层,而人们认识事物又都是从表层入手的。一旦中医通过努力成功应对了社会学意义的挑战,那么后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从社会学意义看,目前对中医有三种代表性的认识,可概括为传统派,西化派和转化派。传统派认为中医应保持本色,超越科学与人文之争,通过文化熏陶与权力推动来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西化派则认为中医本身总体上已经过时,应通过西医对其进行改造,取合用之处补自身不足,而不合用之处尽管弃之。转化派主张既不能象继承派那样不顾社会环境的变化我行我素,也不能象西化派那样放弃自身主体地位,而应该在符合自己本征和满足社会诉求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转化成为超越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的更为先进的医学体系——现代中医,并认为现代中医不仅可以与传统中医并存互助,还可以与现代西医互补为用。
  面对患者,医生通常会提出并回答三个问题:他有病吗?他有何病?如何治病?如果用医生诊治患者的例子来类比中医,可以把这三个问题代换为:中医出现问题了吗?问题的症结何在?如何解决问题?继承派似乎并不认为中医出现了问题,认为还可以按照中医本身的惯性继续走下去,所以也就不存在后面两个问题了。西化派认为中医出现了问题,原因在于它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应该将其西医化。转化派也认为中医出现了问题,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不能理解它异于西医的理论模式,也不能普遍接受它的实践样式,应该努力把这种理论模式运用适当的现代科学理论进行诠释,并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对其传统实践样式进行全新武装。笔者以为,继承派从根本上误判了形势,西化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中医面临的问题,但却错误地解释了它的成因,从而不可避免地开错了“药方”。而转化派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对原因的说明是适当的,采取的对策也是可取的。细加分析,可以发现转化派的“药方”中有三味“药”,即“正名”、“复兴”与“现代化”。多元文化的长期碰撞导致了中医界的分化,而公众也从自身的知识背景出发对中医各有解读,其结果出现了中医姓“科”与姓“文”的分歧,而姓“文”的呼声不断走高,姓“科”的支持力日渐式微。名不正者言不顺,言不顺者事不成。为中医正名,还其科学的本来面目显然是在当代社会环境中发展中医的第一步。但仅仅做到正名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复兴中医的知识背景——东方文化的优秀传统,否则无法深刻认识中医的思维方式与学术特质。解决了前面的两个问题,最后要做的,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中医现代化。这里所说的中医现代化不是中医西医化,事实证明多年的中医西医化并没有使中医真正现代化,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出偏,二是条件不足。中医西医化的策略是用西医结构医学的理论框架去牵强地说明中医的信息医学命题,这就如同给猫喂了狗食,不仅未能养出胖猫,还浪费了狗的饲料。而在手段上,与中医信息医学本征契合的现代信息技术尚在早期发展阶段,其智能化程度还不能满足中医的信息化实证需求,人们只能借助结构化实证的技术进行着各种尝试。但曾经付出的时间与财富代价是值得的,正是这些艰苦的探索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方向,中医将按照符合自身信息医学本征与满足信息社会诉求的原则,充分运用系统科学与信息技术的“理”和“法”,通过整体制约的信息化实证途径实现从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转化。而中医现代化本身又可以作为一个鲜活的理论与实践模型,为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照与启示。



1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2006(7):14
2 叶闯,论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吴国盛主编,自然哲学(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 马晓彤,中国古代有科学吗?科学学研究,2006(6):817
4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何作庥主编,伪科学曝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 吴国胜,科学的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 (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 马晓彤,现代中医学雏议,科技导报,2002(2):27
9 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0 孙关龙、宋正海主编,自然国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11 马晓彤,中医是科学吗?医学与哲学,2007(1):69
12 綦彦臣编译,希波克拉底誓言:警诫人类的古希腊职业道德圣典,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

 

 

20071110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