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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10月25日《科学时报》


科学是如何“编造”的?
——《科学及其织造》译后记

蒋劲松

 

  本书的前篇,就是查尔默斯著名的《科学究竟是什么?》。那是一本简明扼要的入门教科书,风行全球,甚便初学。记得20多年前,我还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一位乱读课外书的本科生时,那本书给了很深刻的影响。在当年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它和赖辛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书对我心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不仅使我不情愿地对黑格尔极具诱惑力的辩证法体系产生了怀疑和困惑,而且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涯规划,使我最终走上了科学哲学专业研究的不归之路。
  后来,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补充修订。可是我再读修订版的中译本时,它已经不再有那样的冲击力了。这当然一方面和作者的思想更加全面,也更加“圆融”,缺少了原先具有的鲜明立场有关。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读者已经更新了思想“配置”,原来富有启发力的内容已经变成了天经地义的内容。这当然从某种角度上更可以说明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挥了思想改造的作用。
  本书是“接着”《科学究竟是什么?》讲的,可以说是一本正面弘扬科学“主旋律”的著作。前一本书主要致力于对科学哲学的标准观点的批判,结果许多读者产生了误解,认为该书是在提倡一种否定科学客观性的怀疑论,是在提倡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本书旨在流行很广的误读,试图表明在坚持对标准观点批判的前提下,有可能对于科学作为客观知识作出一种有限的辩护。作者实际上想在传统科学哲学的保守观点和后现代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激进观点之间,探索某种折衷平衡的第三条道路。
  作者认为,包括波普尔、拉卡托斯在内的传统科学哲学,坚持的是一种他称之为“实证主义策略”,坚持科学研究遵循一种非历史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所谓非历史,是指科学中有效的方法论原则是不会随着科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而改变的。所谓普遍,是指所有科学学科中起作用的原则是一样的。这样的策略,作者认为,正如历史学派所揭示的那样,首先就无法接受科学史研究成果的检验,也与不同学科之间明显的区别相冲突。
  对于“实证主义策略”的普遍性,作者的应对是将自己的论域收窄,放弃了逻辑经验主义早期的统一科学的宏大抱负,只谈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而将其他学科搁置不论。因此,即使作者本书的论点全都可以成立,我们也应当记住,它并没有证明适用于物理科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也不能以此观点评价物理科学之外其他学科的实践是否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坚持了科学及其方法的多元化,避免了科学沙文主义要求其他文化领域向科学看齐的霸道,体现了当代科学哲学中值得重视的一种倾向。
  而对于“实证主义策略”的非历史性,作者的解决方案是提出科学目标作为衡量和评价科学方法的元标准。他认为,如此一来可以既承认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偶然性,又不至于陷入科学方法的“无政府主义”。他将物理科学的目标界定为普遍知识的建立。在此目标下,随着科学实践活动的环节和环境的变化,科学研究的方法也不断随之变化,但一定要服务于追求普遍性的物理科学目标。作者引入目标来评价科学方法,显然是丰富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
  然而,普遍性作为物理科学追求的目标的确立,仍然是可以讨论的。例如,现代科学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实践功用性,即对于改造世界的作用。作者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才能解释现代技术与中世纪技术的本质区别和在实践上的巨大影响。另外,对科学批评火力最猛的怀疑论者和相对主义者批判的靶子,主要是科学的普遍性而非科学的实践功用性。这样,作者坚持普遍性才更有针锋相对的意义。
  但是,从科学实践哲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等角度看,作者的思考并没有涉及到今天备受重视的科学知识的地方性问题。基本上,作者还是没有意识到科学知识的发现与辩护都是依赖于特定语境的,尤其是往往强烈地依赖于实验室的人工环境。从这一角度来说,科学知识本质上与其他种类的知识一样都是地方性的。当然,这不是要抹杀科学知识的独特性。科学知识所呈现出来的普遍适用的特点,是因为从特定科学知识从产生的场景向外扩展时,对于知识可以辩护和应用的环境提出了标准化的要求。表面上的普遍性实质上是知识扩散的标准化的结果。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者在论述物理科学目标的第三章中,除了正面强调追求普遍性的目标外,还提到了物理科学中以增长代替确定性目标的变化,但却没有明确说明知识增长的目标和普遍性追求的目标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让人不能不感觉到作者在科学目标上的犹豫不决。
  在我看来,普遍性的目标是西方理论形态的科学从古希腊开始一贯追求的目标,而知识增长的目标则更多地体现了近代以来培根传统的科学精神,更多地体现了现代科学的实践的品格。这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现代科学的内在张力,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作者认识到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准则是历史的、地方性的,而非永恒的、普遍的,但是这种历史的、多元的立场并没有能够坚持到底,在科学目标这个层次上重新引入了非历史的原则。因此,虽然在普遍性这个方面比较克制,但是我们可以说在非历史性方面,作者实际上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坚持了一种高版本的“实证主义策略”。
  作者受到新实验主义的影响,强调科学客观性的基础不是经验观察的可靠性,而是实验的客观性,以此既拒斥经验主义,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他认为,正如汉森所指出的那样,经验观察绝非纯粹中立的,而是理论依赖性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观察的客观性。观察的客观性,不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可靠前提,而是精心设计安排的实验的成就。因为在科学研究中的经验观察,不是消极被动的静观,而是积极主动的介入行为的一部分。
  作者认为,无论是“实证主义策略”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将科学的客观性建立在观察客观性的基础上都是弄错了地方。一方面,即使观察本身是客观的,它也无法给科学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因为,一旦所观察的数据或现象,本身并没有准确反映出所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无论观察本身多么精确,都不足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可靠基础。例如,赫兹早年的实验室太小,无法避免无线电波由墙面反射回来造成的干涉,在此情形下无论多么准确地测量,结果一定不足以构成对无线电波认识的可靠基础。又比如,过去人们不知道天然存在的化学元素中都有比例不等的同位素,因此,无论如何精确地测量,都无法测出分子的精确质量。
  另一方面,即使观察本身不可靠,不稳定,通过实验中多种感官的联合使用,通过对观察条件的调整,通过为研究对象制造人工环境,也有可能建立一种标准化程序来降低观察的不可靠性,确立观察结果的可重复性,从而产生出客观的科学成就。说它是客观的,是指在同样的研究条件下,按照同样的程序,结果可以重复,不管科学家个人持有什么样的特殊信念。 
  “实证主义策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都把科学知识等同于科学家信念,作者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重要的不是科学家个人对某个观点或假说的持有什么样的信念,而是在特定情形下的研究机会。比如,韦伯等科学家虽然可能在引力波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和信念,但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和实验上都无法提供一种可以为科学共同体利用的新的发展机会。这样,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他们所相信的假说就不能发挥作用,就逐渐退出了科学的舞台。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科学理论的选择在根本上说一个具有客观基础的过程。而不是像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仅仅是审美趣味的主观选择过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说的科学客观性并不意味着科学基础的绝对可靠性。无论是实验技术的进步,还是相关理论的突破,都可能推翻观察结果本身或者其在研究中的相关性或适当性。因此科学知识既是客观的,又是可错的。
  查尔默斯在本书中对实证主义策略的批判,延续了《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的论证和立场。而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批判则是本书独特的内容。他承认科学研究活动中必然要掺杂着非科学的旨趣,而且事实上目前强势利益集团对科学研发路线的干涉误导以及技术的滥用非常严重,因此高度肯定对科学实践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甚至于认为关于科学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批判比认识论的研究更为重要。
  然而,他强调这种对科学事业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批判,必须要以科学活动中科学与非科学的目标与内容的严格区分作为前提才能进行,像SSK那样混淆和否认二者区别,实际上反而无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所以,他支持一种弱版本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即社会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特定内容或者方向的科学研究会受到促进或阻碍等等,而科学的实际内容则必须通过科学自身的目标来解释,只有错误的科学内容才需要援引社会因素如利益之类来解释。这种立场当然是从默顿以来广为流行的老生常谈,不足为奇。
  作者给出的反对对称性的论证很有意思。以足球赛类比,他说如果前锋带球冲入禁区,面对无人防守的大门,劲射破门,他的行为显然只需以足球赛的规则即可解释,不必诉诸足球赛之外的社会因素。反之,如果这名球员停下来,拿出刀叉,试图食用这个足球。这显然就不能用足球规则来解释,而要诉诸球员的精神状态等因素来解释了。这一类比很生动,也很有启发力。科学游戏自有其规则、目标,身处其中者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相应规范约束的;因此,脱离其固有的规范,纯粹自然主义地描述科学研究者的行为,对称地看待正确和错误结果和行为,反而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作者还具体剖析了两个SSK较有影响的案例,认为这些案例的具体分析固然对于我们了解科学实践的复杂性,了解社会因素在科学活动的深刻影响很有帮助,但是据此并不能得出案例分析者所得出的结论。作者对于这些案例的解读是否合理,这里不是评判的合适场所,那是要专题研究的。译者只想结合上面那个类比来简单谈谈作者对SSK批评的思路。在足球赛这个游戏中,如果我们将游戏规则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作为前提,作者的结论自然顺理成章。然而,科学游戏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历史变迁的产物,甚至科学自身独立性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SSK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将科学游戏放在社会学视域中来研究,规则本身的建构成为研究的焦点。如果说,SSK产生了科学活动的祛魅化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揭示了科学游戏的规则不再是天经地义的出发点,而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样看来,作者对于SSK的批评就失之肤浅了。作者所强调的科学内部与外部的界限,作为相对的、历史的界限,自然有其实用的价值。然而,要把这种界限神圣化、绝对化、固定化,并以此来拒绝探寻科学活动的存在论根源,就是要强行将科学研究活动从生活世界中连根拔起,使之成为神秘而不可理解的对象,成为科学研究的禁区,这显然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本书的书名“科学及其织造”,作者的用意在于通过科学成果的编织(fabricate的第一种意思)方式的考察,将科学与对科学的捏造虚构(fabricate的第二种意思)彻底区别开来。在我看来,本书真正想要做的不过是要坚持将科学的发现与辩护严格分开,从而将科学活动的社会性品格放逐到科学的外围,来坚持科学活动的内在性。我认为,这个纲领是保守的,而且在本书中也没有得到很严格的辩护。
  尽管如此,本书以作者一贯清晰明快的风格,在较为简短的篇幅中,为读者提供了一套很有启发性的科学观,尤其是渗透了新实验主义和科学实践哲学的某些内容,应该说是一本有趣的科学哲学著作,值得阅读。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译完之后,内心的感觉是复杂的,既有不必再辛苦劳作的轻松之感,也有担心翻译质量的忧虑之感。据说许多菜农不敢吃自己种的菜,因为知道撒了多少农药。我不知道别人的经验如何,反正我自己翻译之后,才真正知道原来前辈学者谆谆教导,不能把翻译著作当作学术立论的根基,应当读原文,是何等的正确。所以,这本译作只可参考,不可当作学术著作理论的凭据。读者诸君如有任何关于翻译的批评意见,请给我写信(jsjiang@mail.tsinghua.edu.cn),或者在我的博客(从科学出发:http://blog.sina.com.cn/jiangjinsong)上留言,以便将来修订再版时作为参考。
  本书的翻译源于曾国屏教授的提议;在翻译过程中我还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田松博士、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以及我的同事王巍博士的耐心指点;曹南燕教授解答了我对SSK的有关困惑;妻子何冰女士帮我翻译了文中的法语内容;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潘涛先生以及郑华秀女士做了非常出色的编辑工作,帮助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当然,本书翻译剩下的所有错误与他们无关,一切责任在我自己。

2007年6月23日于清华新斋

 

《科学及其编造》,(澳大利亚)艾伦·查尔默斯著,蒋劲松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定价:17元。

 

 

20071028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