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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9月7日《科学时报》


做“科奴”有意思吗?

蒋劲松

 

  “房奴”早已和PK、超女、80后等一样成为字典中找不到身影,却非常流行的词汇了。没有人愿意当“房奴”,那是我们艰辛的生存状态,是我们作为草根小民的无奈。然而非常变态的是,今天中国居然有不少人自愿当“科奴”,甚至还希望逼迫大家都来“科奴”。
  唯科学主义者以科学来裁判一切,任何事物不管是否历史悠久,不管其是否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只要不能纳入西方近代科学狭隘的框架,就会遭到无情的污蔑和诽谤。这种为了符合科学标准,不惜牺牲一切有价值事物的态度就是典型的“科奴”的态度。
  就拿中医来说吧!有位近代史上的伟人,自己也曾是位西医,在身患肝癌、药石无灵之际,有人劝他可以尝试一下中医。他表示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也许他能感觉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没有希望了,也许他信不过中医,不想尝试,也许他像那些得了乳腺癌却不愿手术的人一样害怕折腾受苦,这些都是很正当的理由。他愿意放弃治疗也是他的权利。可是他居然说:“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 
  而另一位曾经学过西医的大文豪却因此而大为感动,说“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莫名其妙的理由,莫名其妙的感动!
  也许是由于病重的缘故吧!显然,这位病人的思路是混乱而自相矛盾的。中医当然不能保证将他的严重的肝癌治好,尤其是在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之际。他至多能说,中医虽有时能治病,但是其诊断的思路和话语,无法在西方医学的体系里得到辩护和证明,中医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科学。他也可以会说,中医治病也不能百分之百成功(这都是废话,西医也是一样的)。无论如何,他都不能以此来否定他一开始讲的中医可能将病治好的事实。而且即使中医能把他的肝癌治好,他仍然能用上述理由不承认中医是科学。假如他的目标真是要治疗疾病,恢复健康,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拒绝中医治疗。
  除非他有个更加“高尚”而“令人感动”的目标,那就是不惜个人的生命和健康,一心一意地捍卫“科学”的声誉,防止中医“借机”坐大。我们不禁要问:科学难道不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吗?难道我们必须成为科学的奴隶吗?
  还有两位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梁启超和胡适的举动也颇堪玩味。当时国内最好的西医机构协和医院出了医疗事故,误割了梁启超健康的肾脏。而胡适向来蔑视和攻击的中医,却治好了他的疾病。结果,两位强调科学精神的历史学家,却不约而同地都对此采取了隐瞒和否认的态度,其动机都是担心国人因此而排斥西医,怀疑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肯定他们不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不因个人的经历而否定西医和科学,这是对的,是符合科学精神的。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难道就可以以全体来否定个案了吗?科学的威信需要用谎言来维护吗?在肯定科学价值的同时,这些以科学精神自任的学界领袖们,为何不敢承认西医的不足和中医的疗效?显然,这些近代的名人们在中西医问题上,深受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并不真正理解科学精神,误将科学当作不可怀疑和批判的神圣教条顶礼膜拜,甚至不惜隐瞒真相。在这样的思想领袖的误导之下,今天许多中国人没有成为科学精神的主人,反而变成了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科奴”。这是科学的异化。
  这种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大局”,可以不择手段,可以隐瞒撒谎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它以蔑视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为前提,相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敢让公众自由地应用理性,是与启蒙运动的精神相违背的。
  科学值得尊重,科学需要发展,然而“科奴”的生活没有乐趣,毫无尊严,对于科学的发展也毫无益处。如果说,在近代中国早期西方科学刚进入中国时,科学作为弱小的势力需要扶持,一定程度的倾斜还可以理解的话;在科学已经成为强势话语的今天,再毫无原则地提倡唯科学主义就实在是缺乏理性了。
  对于那些在“科学”面前骨头发软的人们,我们不禁想问一句:做一名“科奴”,你觉得有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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