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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9月19日《中华读书报》


萨顿过时了吗?

钮卫星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萨顿科学史丛书”,一共5种6册,现在就放在我的案头。自从8月4日在清华大学甲所的首发会上拿到这套书之后,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并陪伴我从北京到南宁又回到上海。由于难以改掉的似乎有点“过时”了的老习惯,对没有看过一遍的书,实在不敢置喙,所以拖延至今才得动笔。但面对这样一套丛书,一时却又迷茫起来,不知该说些什么、从什么角度去说。介绍这套书各册的内容吧,显然有点多余,因为读者读过之后自然会明白;说说萨顿作为“科学史之父”的丰功伟绩吧,似乎也没有必要,因为读者对此要么已经很熟悉了,要么可以很方便地在网络上找到相关资料;那么说说现在重读萨顿的意义?就连这个也被占了先,出版社打出了“中国需要1000个萨顿”的响亮口号,丛书的主编在各种场合对此已经有了精辟的阐述。
  那么还剩下什么可以谈的呢?思之再三,结合阅读萨顿后的感想,觉得有一点还可以一谈,那就是关于萨顿是否过时了的话题。事实上在清华大学的首发会上有学者就直率地指出过“萨顿已经过时了”,在其他已经发表的有关萨顿的评论中也能读到相似观点。那么萨顿是否真的过时了?如果萨顿真的过时了,再出版萨顿丛书的意义何在呢?


1

  如果要扼要评价萨顿的功绩,我觉得可以从一实一虚两个方面来看。实的方面,就是萨顿花费毕生精力完成了科学史学科的建制化,包括在哈佛大学建立科学史博士点、被任命为专职的科学史教授,撰写了《科学史导论》等15部著作、300多篇论文,创办和主编了第一本科学史专业杂志《Isis》和它的姊妹刊物《Osiris》等等。虚的方面,就是萨顿提出了一个重要主张,即“新人文主义”。
  科学史学科的建制化进程显然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在中国人们反而正在努力推进这一进程。自从1999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中国首个高校科学史系之后,别的高校也纷纷跟进,预计将会有更多的高校成立科学史系,这一切无疑在继续推进萨顿开创的科学史建制化进程。萨顿在他的论著中还具体地提出了成立一个科学史研究中心或科学史系应该依赖什么样的硬件设置,譬如什么样的图书馆,应该开设哪些课程,教师应该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水平等级,等等。这些指导性的意见对我们现在建立科学史系仍旧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现在我们还不一定能满足萨顿提出的这些办系条件。
  新人文主义主张是贯穿于萨顿论著中的一条主线。这套丛书中的4种,即《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科学的生命》、《科学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是萨顿的作品,另有一种《新人文主义的桥梁》是丛书主编之一刘兵教授的著作。刘兵教授的书可以说是针对萨顿著作的一部长篇读后感,对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已经做了详细讲解。在这里我简单地引述萨顿的原文来说明他提出新人文主义的用意。萨顿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法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这些所谓的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由于双方的不宽容和科学正在迅猛发展这一事实,这种分歧只能加深。那些宣称科学只有技术上的功能的旧人文学者,……只会使和解的可能性更加渺茫,分歧更大。……我认为应用完全相反的态度来代替旧人文主义者的不宽容态度。”(《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48-49页)
  对于科学家,萨顿也表示了他的担心:“科学家们有时表现出了一种过于骄傲和过于肯定的可鄙的倾向,并且作为一个阶层显得过于自以为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愚蠢地攻击一切非科学的活动,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反对他们的对立面。还有一些人的举止就像是一个喝醉了的男孩子,放肆地毁坏每一个在他看来是错误的或非理性的事物,这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一些轻率地反对偶像的人,比那些迷信的偶像的制造者更为愚蠢、更不可饶恕的人。”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45页)
  萨顿描述的这种情形我们何其眼熟啊!现在媒体上、网络上发生的关于中医、伪科学等话题的争论不就是萨顿所见情形的翻版吗?事实上萨顿提出的这种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隔阂,比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对立还要早,而且萨顿也认为他找到了治愈这种文化分裂症的良方,那就是科学史教育。萨顿说,“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51页)
  这难道不也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文化需要吗?萨顿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分裂症状事实上在加重。推广在高校中的科学史教学,正是现在的科学史研究同行们的努力方向。萨顿提出的新人文主义,我看再过一个世纪也不会过时。


2

  萨顿作为一位学者,他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勤奋刻苦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投入、专注和奉献,都是后学者的榜样,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萨顿于1911年5月以一篇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在荷兰根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次年就着手创办一本科学史的专业杂志,1913年《Isis》正式出版,它如今已经成为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刊物。在萨顿任该杂志主编长达40年之久的时间中,办杂志的经费一直不足,时常需要以萨顿自己和他夫人的经济收入来贴补杂志的亏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顿一家到了英国,后他又前往美国寻求发展。在科学史课程还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时候,萨顿提出不要薪水而在哈佛大学开设科学史课程,以求换得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里一间工作室。这种投入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之中的热情和奉献,环顾当今学界,又有几人能够做到?难道因为现在我们做不到,就把这看作是一种过时了的风范吗?
  一战结束后,萨顿的职位稳定下来,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他为自己制定了庞大的学习、研究和写作计划,“除了每天一小时的古典音乐欣赏作为‘止痛剂’之外,他几乎没有给个人的生活留下任何时间。”(《新人文主义的桥梁》,30页)萨顿有一次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学者应该如何勤奋刻苦时,说到《金枝》的作者弗雷泽在1876年写信给他的导师,为在最后的学期中只读了57部希腊和拉丁文著作而道歉。萨顿感叹他没有从他的学生那里收到过这样的道歉信。我们现在的导师又何尝收到过呢?现在的学生巴不得什么文献也不看,给他们一个题目,最好把大纲也拟好,由他们去填空把论文完成,混个文凭了事。萨顿以一代宗师为榜样,所以自己也终成一代宗师。我们现在的学者和研究生,虽然不一定要立志成为一代宗师,但是要做出像样的学问来,萨顿的勤奋和刻苦始终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研究科学史需要特别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萨顿为了做好这一点,可谓活到老学到老。萨顿进入大学时最初的专业是哲学,后来弃文从理,学习了化学、结晶学和数学,最后以科学史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科学史研究无疑需要文理皆通的知识结构。“在对达·芬奇的研究过程中,萨顿开始逐渐感觉到自己缺少历史的训练,他迫切地感觉到必须要摆脱业余爱好者的身份,而为这一学科建立重要的标准。” (《新人文主义的桥梁》,29页)萨顿的办法是边研边学,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譬如要研究古代到近代的科学史,要涉及多种文明的多种语言,萨顿学习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和汉语在内的14种语言,阿拉伯语还是他中年以后才开始学的。所以萨顿是一位罕见的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结合的典范。有人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象萨顿这样的为了专业研究而不断完善知识结构、增加知识储备,这种做法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学术研究领域内,都不会过时的。
  萨顿以他对科学史的热情和勤奋、严谨的治学,奠定了一个学科的研究规范,确立了一个学科领域的独立性,他也因而被誉为“科学史之父”。按照他的一位学生对他的评价,“现在科学史已是一个稳定的学术领域,乍一看来显不出萨顿影响的痕迹,然而他不仅通过英雄般的劳动业绩创造并收集必要的建筑材料,而且他也把自己看成将科学史建成一个独立的和有条有理的学科的第一个深思熟虑的建筑师,他的确是科学史的第一位建筑师。”(《新人文主义的桥梁》,37-38页)当我们走进一幢大厦,除非出于特别的专业兴趣,很少会过问大厦的建筑师是谁。大厦建造好了已经投入了使用,建筑师也已经功成身退,但我们不能说这两者中哪一个过时了。


3

  读者中的专家可能要批评我到现在也没说到问题的关键。当一位科学史研究专家,或科学哲学专家,更可能是后者,说萨顿过时了的时候,他指的是萨顿研究科学史的方法即实证主义的科学编史学方法过时了;同时他可能也会说萨顿的统一性思想,即坚信知识的统一性、人类的统一性和自然的统一性,也过时了。
  诚然,萨顿之后,人们对科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展开。证伪主义、纲领论、范式论、社会建构论、女性主义等各擅胜场。但是很难说后出的编史学方法是对前一种的取代,我更愿意把它们看成是对科学编史学问题的不同侧面的强调而形成的各执一词的局面。我不否认它们各自的强调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进行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时,为了达到强调的效果,也不妨遵循某一种编史学方法,以求得“深刻的偏激”。但是在萨顿所期待的在整个人类文明史这个层面上来描述科学的历史,使用上述任何一种科学编史学而排斥其他的科学编史学,都是不合适的。事实上,这些编史学方法一般只起到解释功能,人们在做具体的研究时,很少去想到它们,或以它们为指导。生硬地去套用上述任何一种编史学方法来研究一个科学史上的案例,都不会是一项成功的研究。
  然而,在科学史研究中,实证的方法却是无法避免的。不管是证伪主义、纲领论、范式论、社会建构论还是女性主义,都无法避开对基本史实的考证。这就好比大街上一会流行长裙子一会流行短裙子,一会流行黑颜色一会流行白颜色,一会流行针织面料一会流行梭织面料。裙子的长短、色彩和面料质地随时尚而变化,它们之间没有办法比较出一个高下好坏来。但是裁剪是否得当、色彩是否纯正、面料质地是否优良,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是有质量标准的,是不随时尚变化的。科学史研究的基本质量标准,就是要靠实证来把关。实证的功夫做得是否到位,是一项研究的成果能否立足的基本保证。实证的方法不随各种编史学方法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它是不会过时的。
  如果采用实证的方法编写成一部科学史著作,就被称作实证主义编史学的话,那么这样的一部著作也不能被叫作是过时的,它应该是其它各种科学编史学持有者探讨科学史问题的基石和起点。即使别的编史学方法持有者认为萨顿研究科学史的方法过时了,但萨顿的研究成果,他的著作,是不会过时的,后来的研究者不能无视或绕过这些成果。因为语言、文献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对科学史研究的热情和投入等主观因素的差别,现在几乎无人能够象萨顿一样研究科学史了,但不能因此就说萨顿的研究过时了。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无人能在同样的题目上做得跟萨顿一样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翻译萨顿的作品,让我们来谦虚地补这一课。
  事实上,把萨顿所用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称作实证主义编史学,很大程度上是后学者中有哲学倾向的学者们结扎出来的一个“稻草人”。以史实为基础来考查科学的进步模式和规律,被叫作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是进行这种研究的门槛是很高的,萨顿早就说过:“科学哲学还不是建立在大量准确的历史性认识之上的,它是一门尚未成熟的哲学,是一门还谈不上其存在价值的哲学。”(《新人文主义的桥梁》,20页)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情况有所好转吗?确实波普尔、拉卡托斯、库恩等为科学哲学领域增添了有分量的篇章,然而把科学哲学“建立在大量准确的历史性知识之上”的任务并没有很好完成,目前大量科学哲学的研究是流于空洞的,甚至还出现基本史实错误。所以也许现阶段仍旧是少谈“主义”、多做“实证”的时代。我们应该少编织些“某某主义编史学”的帽子戴到前人或自己头上,而是多花点力气把基本史实梳理清楚。萨顿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另外,萨顿的不过时,还体现在他提出了很多至今仍然有效的远见。比如萨顿除了提出新人文主义这样的有预见性的主张之外,在科学史研究的具体方略上,也提出了很具预见性的指导性意见。譬如他在一篇讲述科学史研究的《四条指导思想》的文章中,提出了“统一性的思想”、“科学的人性”、“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和“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四条指导性思想(《科学的历史研究》,3-13页)。其中萨顿非常早地看到了“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他还专门写有一篇“东方与西方”(《科学的生命》,130-167页)详细阐述了东方科学史在整个世界科学史中的重要地位。虽然萨顿在书中所指的东方主要是指印度以西,尤其是指中东民族。然而在萨顿的主要著作中确实已经频繁提及中国古代的人物和成就,他是比李约瑟更早的在著作中大量提及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西方学者。竺可桢在哈佛大学时就听过萨顿的课,萨顿询问了非常专业的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问题,并邀请竺为《Isis》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论文。如今国际科学史研究走向了多元化,东方正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流行的元素。遥想萨顿当年的先见之明,对他的科学史研究方法和成就,何敢作过时之论呢?


4

  在清华大学甲所的首发会上,当今国内科学史界的泰斗席泽宗院士讲述了一段掌故,让人觉得现在萨顿丛书的出版似乎有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安排。席先生说到萨顿的名字他是首先获知于叶企孙先生,叶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留学哈佛,听过萨顿的课。席先生以叶先生为师。席先生的开山大弟子江晓原教授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开创者和系主任(上海交大科学史系作为中国首个高校科学史系也是对萨顿所致力于的科学史学科建制化的一个推进)。出版萨顿丛书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韩建民社长又是江晓原教授的学生。围绕着萨顿丛书的出版居然隐伏着这样一条红线,是颇有点令人惊讶的。当然天意之说无须采信,这样一个传承关系的存在虽然有它的偶然性,但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我认为正是萨顿开创的科学史学科建制化,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会有这样一条红线存在,虽然其中的人物可能会更换,但萨顿丛书总会在中国出版。
  已经出版的萨顿丛书5种中,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之外,其它4种都是旧书重印,萨顿科学史研究的真正大部头著作尚有待于翻译出版。据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会把萨顿丛书继续出版下去,这是很令人欣慰的。这次新译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的译者们都是上海交大科学史系的研究生,拜读之下觉得翻译质量还是不错的。可以考虑继续采用这种模式,并适当聘请有翻译经验的科学史家把关,把《科学史导论》等萨顿的巨著译介给中国科学史界。
  让更多的人阅读萨顿,萨顿就不会变得过时。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萨顿不过时,而是为了推进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发展,实践新人文主义的主张,弥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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