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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9月8日《南方都市报》


  江晓原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这位上知天文、下知“人事”(研究性学是他的业余爱好)的大学者能和年轻人一起谈论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向漫画家请教问题。当他那位性格热情的老友刘兵兴奋地向他建议下次两人合作的书用科幻漫画来作封面的时候,他也会很感兴趣地说,“没问题啊”。
  今年,他和刘兵一起做了不少事。其中最重要的一定是他们主编的“萨顿科学史”丛书(刘兵写了第一辑的其中一本)。这套书向中国人介绍了一个很陌生的学术大师。江晓原说,中国人的科学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他希望这套书能成为一剂良药。


江晓原:让萨顿帮助我们告别科学主义
——关于《萨顿科学史丛书》

本报记者 雷剑峤


萨顿·科学史·李约瑟

  南方都市报:中国的读者不知道萨顿是谁,对科学史这门学科也不了解。
  江晓原:萨顿被称为“科学史之父”,在西方世界是他最先让科学史这门学科成为独立的被社会承认的学科,在美国的大学里设置科学史教授职位、成立科学史协会、出版刊物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他手上做成了。萨顿是个比利时人,但是他的科学史理想都是在美国实现的,是美国人为他设立了第一个科学史教授的大学职位,后来国际科学史联合会也是在美国成立,会刊也一直在美国出版。在萨顿之前,科学史是科学家晚年自娱自乐的东西,创造力衰弱了就开始回忆某些事情玩玩,当时也有很多记者写一些科学史的东西,把它当作科普的一部分,学术界不会承认这是一种“正经”学问。萨顿是真的献身,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投到这上面去,而且建立了这门科学的最基本的学术规范,所以他被称为“科学史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的读者根本不了解萨顿,讲到科学史,可能能想起个李约瑟。在西方其实李约瑟不能算科学史的正宗,科学史界是不怎么承认李约瑟的。李约瑟晚年在香港做报告,抱怨说和他们研究所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多年来一直拒绝和他来往,这就是例子。当然科学史学家不是说完全无视他的工作,他多年来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成就还是要承认的。但是国际科学史界另有主流,而这个主流以前从来不向我们的公众介绍。我们研究科学史的当然知道萨顿是谁,但是像这样大张旗鼓地把他介绍给公众,这是第一次。因为去年正好是萨顿逝世五十周年,这门学科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明确,国内科学史也正在日益发展,不像以前,科学史被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工具,这种情况下当然只介绍李约瑟是最好了。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门学问,科学史有没有它自己的研究方法呢?
  江晓原: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它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不限于历史学,一些新的、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也会使用,还有某些科学本身的实验方法,等等。
  南方都市报:那你给科学史下个准确的定义吧,它是研究科学的历史吗?
  江晓原:仅仅这么说容易产生误解。早期的科学史确实是这样的,特别是中国人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学着做科学史的时候,那是所谓内史,只关心科学本身的发展,在科学内部谈。但在西方,连萨顿做的工作都没有局限在内史,后来外史的潮流越来越兴旺。所谓外史就是关注科学和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因为很多事情在内部是讲不清楚的,要延伸到外部去。说科学史是研究科学的历史,这个话引导的实际上是内史的方向。研究领域的拓展使我们要说得完整性:科学史是研究科学的历史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这样就包括了内史和外史。


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精神

  南方都市报:中国人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还是比较差的,一方面要提高,一方面又要防止科学主义,这两方面怎么调和呢?
  江晓原: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产生于误解。这个误解就是认为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是一回事。可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就像我们说既要发展经济又要防止犯罪,这没有矛盾啊,除非你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犯罪或鼓励犯罪。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完全是两回事,科学精神是个好东西,这是没问题的,可是科学精神并不包括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有两个基本要件:一个是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个是认为科学是人世间最好的知识,可以凌驾于别的知识之上。科学精神里包括这两条吗?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科学是一个好东西,所以科学主义也是一个好东西。很多人觉得中国现在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还不够,这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提倡科学主义,这是完全荒谬的。
  南方都市报:人类能不能刹住被科学“劫持”的列车或者从车上安全脱身?
  江晓原:这要看我们的努力了。现在至少有很多人意识到被“劫持”了,对这个东西也开始有异议了,这就是曙光嘛。而且被劫持的时间也不是太久,也就是五十年不到,已经有很多人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来限制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好现象,它会使我们以后有可能不被“劫持”。
  南方都市报:但是人类作为一种智能生物,都有一种去寻求更快的发展速度的本能。
  江晓原:这个东西真的是本能吗?实际上是长期灌输给我们的误区。我们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老说什么物竞天择、什么弱肉强食,结果很多人都认为必须永远发展、无限做大,我才能生存。比如你办了个公司,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告诉你商场如战场,随时都有人来想打击你,所以你要不断地扩大市场,梦想自己占领百分之百的市场,垄断了才觉得安全。问题是一个公司是不是永远都要不断地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到全世界的这种产业都在你手上?所有人都这样想的时候,那不是整天厮杀了吗?
  科学也是一样。我们以前总是觉得科学是绝对美好的,绝对美好的东西当然是发展得越快越好,在我们习惯的教育宣传领域,从来不会听到科学发展到一定地步可以慢一点,不需要发展那么快的观点。你从数学上说,发展得越来越快,最后快到无穷大,肯定是个荒谬的解,是吧?火车提速,你还能提到跟光速一样快甚至超过光速?这不可能的嘛,都是有极限的嘛。但我们中国人这一根筋的思维,对很多问题的思考是非常简单的,不会把问题试着往极限上推演,看看怎么样。
  南方都市报:可是科学家压抑不了追求终极真理的欲望啊。
  江晓原:这个欲望是哪里来的?是天生的吗?它是被别人灌输进去的。这个欲望的前提是你相信有一个终极真理,你还要相信它值得追求。问题是如果我们意识到不存在终极真理,或者假定这个终极真理即使存在,也不值得我们追求,那这个欲望自然就没有了嘛。我不认为有终极真理。
  南方都市报:爱因斯坦晚年追求大统一场的理论就是在追求终极真理。
  江晓原:不,统一场论并不是终极真理,当然现在也还没追求到。这和刚才我说的不矛盾。科学本身如果仅仅留在学院里,很难产生危害,能直接导致危害的都是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技术,滥用技术最后就会危害人类。爱因斯坦揭示了核能的基本规律,这有什么害处啊,你可以建核电站啊。你也可以造原子弹,核能的理论是科学,原子弹是技术。科学主义的立场说原子弹是中性的,没什么好坏,掌握在希特勒手里就做坏事,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往日本一丢,提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就是好的。这个话当然是可以成立的,我们也同意,但是你还有更多的东西,比如生物武器这些疯狂的杀人武器,如果纯粹从技术无限制发展的角度去看,你就觉得杀人效率越高越好,一颗原子弹当时只杀了广岛八万人,那你想不想造一颗更大的啊,能够一次死十亿人的好不好?你如果一根筋地想,当然好了。但那样的东西造出来,你可能把全人类都毁灭了。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是中性的,有一些技术很像魔鬼,你把它放出来就很危险。


萨顿在今天的意义

  南方都市报:科学史对中国人有什么意义?你把这套书介绍进来,希望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江晓原:萨顿还有很多大部头的书是非常专门的,我们准备逐渐地引进,目前推出的这几种,体现了萨顿主要的思想,但是相对比较适合公众阅读。推出这套书,更重要的有两层意义:一个是想把科学史最正宗的“科学史之父”的东西让中国更多的公众和学者了解,亲近经典;第二也有现实意义,因为萨顿一直呼唤要在科学和人文之间建立桥梁,他选择的这个桥梁就是科学史,今天的中国,我们需要这个桥梁。科学主义不要这个桥梁,因为这个桥梁会对科学主义产生制约,科学主义总是希望把它搁开,让自己凌驾在最高的位置上。虽然我们的科学是不够发达,但我们的科学主义却比美国严重,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发展只有阻碍没有帮助,现在实践萨顿的呼唤,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也是有益的。


两位主编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你和刘兵合作很多年了,也出了很多成果,你和他平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江晓原:二十几年前我们读研究生时就是同学。我们的友谊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因为那时候国内的学术界非常低迷,我们周围的很多人都跑掉了,出国啊下海啊改行啊,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同龄人几乎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他两个人仍然坚持下来,我在上海,他在北京,一直互相支持。在那个学术最低潮的时代,我们甚至已经有某种互相温暖的感觉,因为你很孤独,在你的身边没有人和你一起做这个事情,只有远方的他和你一起做,因此友谊是非常好的。
  再说你知道中国人友谊很难持久,往往同行一起合作就要闹翻,但我们俩一直合作得很好。虽然不止一次有人试图挑拨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都是开诚布公的,某人搞这些手法,我们就会跟对方说某某如何如何,然后立刻就拆穿了,大家就一笑说那小子又想挑拨我们。因为两个人精诚团结合作产生的力量一定会大于一个人力量的两倍,这使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比较成功,有的人出于嫉妒,他希望你们不要那么成功,他认为如果你们闹翻了就不会那么成功了,所以他就会想来做这种事情。那很可笑。我们做朋友到现在二十多年,都从小青年变成老头了。
  南方都市报:今年你们两位的合作特别出成绩。
  江晓原:一个是我们学派的同人出版物《我们的科学文化》今年8月创刊,是我和他一起主编的,《萨顿科学史丛书》也是我和他一起主编的,我和他的对话集《南腔北调》也是今年出版的。我们的对话专栏谈了有五年了,这本书是前四年的结集。
  此外我们也经常做很多合作的事情,他还是我这个科学史系的兼职教授,也是我这个博士点的兼职博导,在我们学校的招生简章上都会登上的,是我们交大校学位委员会正式认定的兼职博导,真的在这里带学生,他带的学生学籍还是归我们科学史系。
  要说私人的,其实我和他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人,他比我更愿意冒险,更极端一些,我更保守一些。我是南方长大的,他是北方长大的。也有共同背景,我们都是学物理出身,他本科是北大物理系的,我本科在南京大学学天体物理。我是77级的,他是78级的,中间只差半年。以前有人说过,学物理的人相互之间是最容易沟通的,这个话确实不错,我很多朋友都是学物理的。


文理兼通在今天仍是可能的

  南方都市报:你是一个随着兴趣走的人吗?比如你还研究性学。
  江晓原:基本上是。当然,你该尽的义务也不能不尽。在该尽的义务尽到的前提下,我基本上是随着兴趣走的。包括科幻,也是前几年偶然涉足,后来有兴趣也就开始介入。
  南方都市报:像台湾的黄一农先生也是学物理出身,再转到历史取得了很大成绩。像你和黄一农先生这种文理兼通的人,现在很少,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出现?
  江晓原:会的。我的大弟子就是又一个这样的人。(南方都市报:钮卫星?)对啊。钮卫星1990年开始跟我读研究生,1996年得了博士学位,那还是我在中科院的时候。现在他已经成长为这样的人了。天文学史,这是他的正行啊。他去年当了教授,在国内科学史界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如果我们借用武侠小说的话说,他的武功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江湖地位。这样的人是可以产生的,当然不容易,个人兴趣是很重要的,另外总要勤奋,一点不勤奋也不行,当然天分也是需要的。天分加勤奋,这两个事情的总量是不可少的。这样的人不是很容易培养,基本上属于可遇不可求,我们也没必要刻意去培养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有这样的资质,他也愿意往这样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科学史可以提供这样的环境,因为这个学科本身就是文理兼通的。
  南方都市报:那你读书的时候,个人的基础是什么样的?
  江晓原:文科的基础,可以说我上大学之前就打好了。我没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就进了工厂,从初中起到从工厂出来有十年光景,我一直在读书。我有一些特殊的机缘,那时候是文革,一般人读不到书,但是我可以读到大量古代的、国外的书,所以文科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的。我那时候想要做文理兼通的人,考大学时觉得自学理科比较困难,所以就去读一个纯理科的专业。现在没有任何人敢这样干的,你要这样干,你父母肯定把你骂死,说你不珍惜自己的前途,瞎搞。那时候也没有人管我们,愿意报什么专业我自己看着报,觉得什么顺眼就第一志愿,什么顺眼就第二志愿,……。那是特殊情况。
  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3岁了。我在纺织厂当电工,惟一能明确的就是我不可能一辈子呆在这个厂里,我肯定会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更大的天地去。这个天地是哪里,我自己不知道,社会也不会向你呈现这个可能性,我不会算命,只是觉得这个工厂呆了六年,腻味了,正好恢复高考了,我当然要去考试。


宽容,多元,不要自命拥有真理

  南方都市报:你谈到的科学利益共同体是怎么回事?
  江晓原:它是一个特殊的机制。我打一个比方,你就能明白它怎么劫持公众、劫持政府、劫持舆论。比如要上马某一个大工程,有两派意见互相争论,利益共同体在搞工程的那一边,因为一旦这个工程上马,国家就要投资几百亿,财富就滚滚而来。环保人士提出这个工程有问题——他们不是利益共同体,上马与不上马,他们都不会得到好处。如果两派意见在争论,搞工程的就会出来说,你是不专业的,你不懂工程,我们才是专业的。他这么一说,公众就会相信他。但这些专业人士里会有人出来说不要上马工程吗?几乎不会,因为大家心知肚明,我们拿下这个大单来就发展得更好,我们当然要说这个工程是好的,我们说我们已经开了n次论证会,所有专家都说这个事情是完美无缺的,环境是不会破坏的,甚至还会改善。因为论证会从来只挑选支持的人来开,反对的人从来不请。如果政府决策者有疑问,想听听不同意见,如果去听环保人士的意见,搞工程的就会说他们是不专业的,他们不懂的呀。科学主义的作用在这里就显现出来了,由于我们对科学迷信,相信科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比其他一切知识更高,所以这个共同体一说这个工程是没问题的,政府的人就会相信,而一个民间人士肯定会受到质疑。无论是媒体、公众还是政府,听到的都是这个共同体的声音,其他的声音会被压下去。这个利益共同体如果有私心,你就很难制约它。
  以前张君劢和丁文江等人的“科玄大战”,丁文江他们就是典型的科学主义,他们认为连人生也可以过一个“科学的”人生,张君劢认为人生问题是科学不能解决的,他们就说玄学鬼附在他身上了。后来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科学主义更加严重,我们就把这件事情说成是丁文江等人完全占了上风。实际上你如果仔细去看看两派的讨论,张君劢他们不见得没有道理,因为你自己戴了科学主义的有色眼镜去看,所以就宣布科学主义已经赢了。
  南方都市报:今天还会产生“科玄大战”吗?
  江晓原:事实上现在也在争论,表现为科学主义和科学文化的争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今天的“科玄大战”。当然丁文江他们是君子,争论归争论,起码不会想要弄点意识形态的东西来打击你之类的。有些人的脑子还停留在过去阶级斗争那一套,就想把争论搞到意识形态上去,他宣称我是正确的,真理是惟一的,而真理在我手里,所以任何和我不一致的意见就都是反动的。
  南方都市报:科学主义和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实际上只要认为真理在握,就有可能产生谬误。
  江晓原:以前我们都是相信真理是绝对的,一元的,因此我有了真理,你就不会再有了,除非和我一样,你和我不一致你就没有真理,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这种想法不能容忍不同意见,更不能容忍异端,不容许别人有其他的想法,它和科学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科学主义就是认为只有一元真理,是我揭示出来的,真理就是在我这里,你和我不一致你就是伪科学、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