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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9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60)


克隆:还想扮演上帝的上帝吗?
——“南腔北调”专栏5周年

□ 江晓原  ■ 刘 兵

 

  □ 先看看下面这一段,描写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布什的交接班:
  两人礼节性地握了握手……,(克林顿)交代了发射原子弹的密码、设备的工作状态,还有几份总统才能过目的国防高度机密情报。……又向四周最后环视一圈,转身朝大门走去。他走出两三步,突然回转身来,再次打开皮箱,不动声色地说:“啊,对了,事实上,我们克隆了耶稣。”
  这就是法国人迪迪埃·范考韦拉特的畅销科幻小说《克隆救世主》开头的场景。这部小说已经荣膺诸多奖项,在法国引起轰动。
  小说所依据的“学理”,或者说科学根据,就是今天的克隆技术。克隆生命既已成为现实,我们为何不能为人类克隆一个救世主?而救世主的基因也不难找到,都灵教堂中那块著名的“耶稣裹尸布”上就有耶稣的血迹——当然,那块布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耶稣裹尸布”,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论的,不过写小说就不用顾虑太多了。至于救世主,和我们从小就在“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唯物主义教育下长大不同,这在西方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也是西方文学艺术中常见的主题之一。

  ■ 看到这本小说,可以联想到另外两本小说,一本是克莱顿的《侏罗纪公园》,其中设想利用存储在琥珀中吸了恐龙血的蚊子中的恐龙的DNA复制了恐龙,并讲述了因此而带来了一系列不可控制的后果;另一本,是丹布朗的《天使与魔鬼》,其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和冲突是重要的核心线索。
  不过,比起上面提到的那两本主题和线索相对清晰明确的小说来,这本《克隆救世主》所包括的内容和提出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远不是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总结清楚的。我在《译林》杂志这首发的这篇小说的中译本后面,还看到有一篇评论文章,就觉得那篇评论写得很不得要领,把相当复杂的问题过度简单化了。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包括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包括了科学之应用可能带来的问题,包括了科学研究的作伪,包括了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和认识宗教及相关问题的困难,也包括了宗教自身的许多问题,如目前的某些困境等等。(当然,对于特定的阅读中译本的读者,还会再加上我们长期以来无神论教育的特殊文化背景的影响。).但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作者同样没有给出自己明确的答案,而是把问题放在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中以暗示的方式来提醒读者。
  对于以这样的方式来看这本小说,以及对于这些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 对于那篇评论,我也有同感。作者以通常的文学评论思路来看待这部小说,当然难免落入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老生常谈之中,甚至不得不以空洞的感叹来填充篇幅。在这篇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你所说的“我们长期以来无神论教育的特殊文化背景的影响”,例如“人类曾经需要宗教,但现在已不再需要它”之类的话,就显得幼稚武断——人类中有那么大的部分迄今仍然信仰着各种宗教,作者有什么权力代他们断定“现在已不再需要”宗教了呢?在我们中国,宗教信仰也是合法的嘛。
  你对另两部小说的联想,和我最初的联想完全相同。我感到,迪迪埃·范考韦拉特其实就是想用类似《侏罗纪公园》的“故事平台”,来讨论类似《天使与魔鬼》的主题。但是,从克隆恐龙到克隆救世主,是想像力的一个巨大飞跃,这个“故事平台”远比《侏罗纪公园》来得惊心动魄,而且可以容纳远比《侏罗纪公园》多得多的文化内涵,确实是一个天才的想法。从编故事的角度来说,也提供了远比《侏罗纪公园》更为宽广的空间。

  ■ 确实如此。如果说仅仅是一般的克隆人,虽然那也还有来自宗教上的阻力,但如果把克隆这种高新科学技术的手段用于克隆耶稣,就将科学与宗教之间微妙的冲突大大激化和提升了。而这一点恰恰是这本小说在创意上最绝之处。从而,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像“神性”是否可遗传、可培养?应以什么方式来培养?“神迹”是否可能?如此等等。以“神迹”为例,其存在的前提,就是与现有科学规律和理解认识之不符,否则就不成为“神迹”了。在小说中,作者虽然也描述了一些因“作伪”而被识破揭穿的“神迹”,但又留下了不少伏笔,似乎并未彻底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作者才在科学和宗教的差异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张力而没有明显地偏向哪一方。
  以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此中小说的意义,与其说在于为读者提供了有关某些问题的答案,倒不于说是向读者提出了更多需要更深刻地思考的问题,并且将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更鲜明地展示出来。

  □ 这使我想起一个类比,即人们经常会提起这样的问题:科学与艺术能不能相通?类似的,我们也可以问:科学与宗教能不能相通?从技术性的层面上来说,当然可以找到相通之处,比如艺术表现手法中要用到科学的工具或方法,或者神学论证中的逻辑推理在科学中也同样需要之类。但是从最根本假设上来看,科学与宗教是无法相通的。
  因为科学假设了有一个纯粹客观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这个外部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这个外部世界是有客观规律的,而且它的规律是可以被我们认识的,这些规律可以通过实验、观测等等的手段去逐渐发现、并且用数学工具进行描述的——科学活动就是寻求这些规律。而宗教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假设。“神迹”就是对这种假设的直接否定。在宗教的假设中,外部世界既可以因为神(上帝、救世主、耶稣)的意志而改变,也可以因为人的祈祷、信念等等而(借助神来)改变。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克隆救世主》的故事,就会发现作者不怀好意地让这两种假设直接冲突起来——克隆出一个救世主,是一项纯粹的科学活动的结果,但是这个救世主却可以行神迹,那岂不就是说,科学活动的结果,可以摧毁科学的客观性假设?作者既然已经成功地达到了“挑动科学斗宗教”的结果,他自己当然就可以“全身而退”,用不着再明确表示什么立场了。

  ■ 从出发点上来看,作者似乎是有这种成心制造出一种极端冲突的“理想实验”的嫌疑。但这又仅仅是一个出发点,顺着这个线索发展下去,问题就复杂了。你上面分析的科学与宗教的不可相通是有道理的,用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说,也即类似于所谓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但实际上,不可通约的又岂止是科学和宗教呢?就在狭义的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科学“范式”不也具有不可通约性吗?科学与艺术,也是如此。以此方式类推,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人类文化间的不可通约。但这些东西又确确实实地存在性或曾经存在过。对此,我们可以采纳的一种可能的立场,就是直面、承认这种文化多元性的现实,而不是人为地以某种先入之见而要努力消灭那些与已所好的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
  科学和宗教,就是典型的例子。

《克隆救世主》,(法)迪迪埃·范考韦拉特著,王莉译,载《译林》双月刊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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