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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主编絮语(1)

□ 江晓原  ■ 刘 兵

 

  □ 刘兵兄,编一个关于科学文化方面的丛刊的想法,在我们这些朋友中间已经谈论、酝酿了好几年了。也要怪我,红尘陷溺,俗务缠身,日日身不由己,随波逐流,经常要靠别人帮助我克服惰性。去年暑假,我终于“发愤”将我们几个人的合集《看!科学主义》编完(今年1月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算是对编这个丛刊的一个热身活动。恰好此后不久丛刊的出版得以落实,更巧的是2006年年底我终于可以卸掉一部分俗务,真有点好事频来的感觉。我想这恐怕是某些外来的合力又在帮助我克服惰性了,我再不打叠起精神来编,就有点讲不过去了。特别是,今年1月份我们的第五次科学文化会议上,大家对丛刊都全力支持,更增添了我的信心和责任感。估计你也颇有同感吧?

  ■ 是啊,实际上,我们周围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是对此事极为热心和支持的。回想8年前,我也曾主编过一个类似的丛刊,即《三思评论》,当时还一度获得了不少好评,但后来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只出版了两集就停了。尽管《三思评论》与今天我们在做的《我们的科学文化》相比,前者的学术研究性要更弱一些,而是更侧重文化和普及,但在编者、作者和编辑、写作的出版理念上,却是非常的相似。通过那次的经历,我也知道了做这种事的辛苦与琐碎。但是,从这些年来科学文化的发展来看,又确实很迫切地需要这样一个发表阵地。虽然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和同事们由于做科学文化研究和传播的水平以及他们与各种媒体的关系,发表文章并不困难,但如果能有一个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倾向和理念之工作的出版物,其意义仍然是重大的。从科学社会学的立场来说,作为一个学派的要件之一,不也需要有代表性的、独特的系列出版物吗?

  □ 几年前,我曾经说过“要有形成一个学派的思想准备”,当时还觉得这话是不是有点说得大了。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学派——不妨就称为“科学文化”学派——确实已经初具规模了。让我们按照一个学派的基本要件来检视一番:
  1、志同道合的学者。现在这里已经包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多所著名高校的学者,以及若干重要出版社、若干全国性报刊的资深出版人、编辑、记者等。
  2、共同的学术倾向和旨趣。这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几年各位同仁在学术刊物和大众媒体上发表许许多多有关科学文化问题的论述,都自发地表现了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思想倾向。尽管大家在具体问题上也常有看法的分歧,但诚如古人所言,“君子和而不同”——这些分歧反而使我们在共同的道路上前进得更好。事实上,大家就是因为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思想倾向而成为朋友的——田松对此说得最好:我们大家是“由衷地相互欣赏着”。
  3、学术理念的发展与广泛传播。一方面,大部分同仁都已经指导研究生,有的已经培养了相当多的学生。这一良好状态使得我们的理念能够更好地传播和实践,更使得我们的工作能够有梯次地、可持续地展开并不断进步。另一方面,近年同仁在各种刊物和媒体上发表的大量论文、文章、书评、影评、随笔、访谈等等,以及撰著、翻译、主编的大量书籍,已经产生了相当积极而广泛的社会影响。
  4、标志性的事件。2002年在上海召开了首次科学文化研讨会,会后发表了引起颇多争议的《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可以认为就是这样的标志性事件。
  5、有代表性的出版物。如今这最后一个要件也具备了。

  ■ 说到学派的问题,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可能会引起一定的争议甚至非议,但我觉得,一方面,引起一些争议也没有什么关系,另一方面,其实用不用“学派”这一概念倒并非十分重要。对于某个群体,或者说学术共同体,关键不在于人们给它贴了什么标签和用了什么名称,而是在于实质。从你上面列举的那些特点和标志来看,可以说,确实是在一部分的学者中形成了一些带有大体上共同倾向和理念的学术共同体,尽管在任何一个学术共同体中,从来也不可能在任何细节的观点上都完全一致,这在刚刚召开的一届科学文化讨论会上形成的备忘录中(此备忘录也收录在现在的这本集子中),其实也有体现。但在大方向上和大的倾向上的趋同,确实又有你所说的“科学文化”学派(我们当然也不妨先来这样称呼)的一个鲜明的标志。
  在这样的前提下,一个既能集中地反映此群体和更大范围内有相近学术理念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尽量保持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的连续出版物,其重要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有时,人们会顾忌或回避使用“同仁”出版物这样的说法,但我们完全不必讳言《我们的科学文化》的“同仁”色彩。这个系列出版物,是多元化学术环境中有自身特色的一元。当然,我们相信它将是富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并且是在学术发展及社会影响方面有着积极意义的一元。

200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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