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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社会学家茶座》总第20辑,2007年3月


子弹不杀人:科技中性论的电影007版本

刘华杰

 

  在科学文化领域,出于对科技的热爱,有些人一边高度肯定科技的正面价值,一边说科技本身是价值中性的,不存在什么“双刃剑”的道理。李醒民教授还写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一篇文章《“科学的负面作用”是“假命题”》(《社会科学报》2006年9月14日第5版)。
  “科学的负面作用”真的是“假命题”吗?李老师等人持有的观点可以用一部007电中的对白生动复现出来。《大战金枪客》(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1974)中,邦德找到为杀手制作专用子弹的拉扎(Senhor Lazar),当邦德(James Bond)指责对方,要求对方说出为谁服务时,影片中有如下的台词:

  拉扎:邦德先生,我与顾客的关系,是完全保密的。好比医生。好比神父与忏悔者。(My relationship with a client, Mr Bond, is strictly confidential. Like a doctor. A priest with a penitent.)
  邦德:噢,当然!但你为断指流氓造枪,为暗杀者造子弹。(Oh, of course! Yet you make guns for fingerless hoodlums, bullets for assassins.)
  拉扎:邦德先生,子弹不杀人,杀人的是扣板机的手指。(Mr Bond, bullets do not kill. lt is the finger that pulls the trigger.)

  拉扎的工作与犯罪之间的联系有多紧密?当代军事科学技术与杀人之间有多大关系?它们是类似的问题。
  机关枪从概念的提出、设计的一开始,就是要用来杀人的,而不是用来打猎的,虽然事后战争停止时也可以用它打猎,甚至打游戏。制作子弹技术,在子弹制造过程中、甚至在制造之前,就有杀人的目标指向,如何能说是价值中立的?当然,并非所有科学技术都有明显的目标导向,确实存在一些技术是中性的。但不能归纳出所有的技术均是中性的。现代科技不同于传统技术,价值导向一般很明显。目前,在许多国家中,不但枪支是受管制的,毒品合成技术、计算机病毒程序设计技术、核技术等等,也是受到限制的。
  至于李醒民老师的论点,其实很容易驳倒。假如我们认可李老师的结论:“科学的负面作用”是假命题,按照他的逻辑,由此就能够推出很荒唐的结论。
  李老师指出:“说到底,科学以及它的副产品技术,都是一种工具。工具能使干坏事者干更大的坏事,一般而言却不会使真变假,使善变恶,使美变丑。反‘科学主义’者或‘反科学’主义者归咎于科学的诸多罪状,事实上并非科学实际为之或能够为之的,而是由诸多综合因素引起的,科学在其中并不起主导作用。追溯科学的‘原罪’是无的放失,充其量也不过是舍本逐末,因为这种‘原罪’是莫须有的。当然,在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和文化与境中,科学也或多或少地会异化,从而引发不应有的恶果。然而,异化的科学根本不是科学,而且异化的科学的根源在于异化的文化、异化的社会,归根结底在于异化的人。看来,人的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李老师在多处假想了一种特异的“分离技术”,用它可以把心目中美好的东西从社会之网上剥离出来。李老师已经由“科技”退到了“科学”,即认为技术已经不纯粹了,那么科学就纯粹了?在大科学时代,纯科学的立项也是不纯粹的,也是民主决定了,而民主决策自然要反映举手者的利益。
  既然“人的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是不是人有好和坏呢?按同样的推理,人也不过是工具!人不能负责,不能负主要责任!呵呵。既然负面作用是假命题,那么依照逻辑一致原则,正面作用也应当是假命题。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早就指出过,功利后果论的论证有缺陷。科学到底有没有正面作用?恐怕李先生与许多人(包括我们)一样都是想当然地承认的,这种正面作用是如何确认的?通常是依照功利后果论,依着同样的理由,负面作用说就是有道理的,因为李先生也承认科学能够“引发”恶果。
  另外,除了人之外,还有科学吗?人都死绝了,还剩下某种科学吗?某种上帝的科学吗?好,书本也许还在,那上面有科学!但是,那不是现实的科学。科学从来都是与人相结合的,我们讨论科学的后果,也是与人对其的使用、运用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负面影响当然是就人运作科学技术导致的后果而言的,“科学自身”是抽象的。科学的负面作用也许从来不是指科学自身的负面作用。  
  所以,当时一读到李老师的文章,就想写一篇《“科学的正面作用”是“假命题”:和李醒民老师》。我一直没动笔,不久清华大学蒋劲松博士已经写出了很好的反驳文章,我没必要另写了。昨天看了一部007老片子,又想起这件事,简写几句吧。

 

 

20070714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