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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9卷2期(2007)


潘光旦优生学研究述评

蒋功成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淮阴师范学院生物系)

 

摘 要:潘光旦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优生学家,他引入了西方优生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利用中国的历史文献,结合中国当时的现实问题来进行研究。其研究及著述工作推动了我国早期的优生运动,促进了遗传学在社会中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指导人与社会持久位育的新人文思想。
关键词:优生学 潘光旦 民族健康 新人文思想


  潘光旦先生是一位集各种专家称谓比较多的学者,被称之为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谱牒学家、性学家、教育家等等。之所以获得如此殊荣,那是因为他在以上的各种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但他的老本行,则无疑是优生学。近代中国的优生学引自西方,本土的学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有其独特贡献和成果的,也只有潘先生一人。近来潘先生逐渐被学界重新关注,但其影响主要是在社会学科。在优生学领域内,大多数《优生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物对潘先生虽有介绍,但皆语焉不详,只有李崇高在《中国优生科学》一书中对潘先生的谱牒学研究有较详细的述及[1]。冯永康在《中国遗传学史》一书中,张慰丰在“优生学发展述评”一文中对潘先生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其优生学基本观点的介绍却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在本文中笔者拟对潘光旦先生所做的优生学工作作一具体的介绍和评述。

1.早年接受的教育和训练
  潘光旦(1899-1967),原名光亶,别号仲昂,江苏宝山县人,从1913到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学习(1914年参加跳高锻炼时受伤锯去一腿,休学了两年),1922年9月到美国留学,先入达茂大学(Dartmous College)插班学习生物学,1924年7月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赴美国著名的纽约州长岛冷泉港镇优生学纪录馆作人类学与优生学研究一年。1925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于1926年夏获硕士学位。在1923、1924、1925、1926年夏,他都分别在长岛冷泉港、卡拉奇研究院、麻塞区塞州林洞镇的海滨生物研究所参加优生学、内分泌学、单细胞学的暑期学习和培训。1926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北京、长沙、昆明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主讲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进化论、遗传学、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史、人才论等课程,曾担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务[2]。
  潘先生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主要是生物学和优生学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遗传学时,是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其英文水平之好,曾得到摩尔根的高度评价[3]。在冷泉港接受优生学培训时,又得到著名优生学家达文波特的指导,在他留学归国时,曾倾其囊中所有,购一套《达尔文全集》带回。这样的专业训练奠定了潘先生扎实的生物学根基,回国以后虽然他主要活动在社会学领域,但其研究的立足点始终是生物学的。
潘先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他治优生学多以中国古代的资料为主。这一方面是家学渊源外,另一方面是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课余花了很多时间研读中国的各种典籍,就是到美国留学时,他还随身带了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美国的教师经常请他吃饭座谈,向他请教中国的文化问题。
  早期的这种中西并重的训练奠定了潘先生后来一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路,这一点在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前为梁启超主持的一门《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所交的作业《小青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来。梁任公先生评他的“研究方法”得当,当时一位教德文的美国教授评他的“资料”比同类的西方资料都好。潘先生所受的这种训练,正如他在后来回忆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时所总结的那样,是一种“自由教育”的结果[4]。
  当年梁启超先生评价他:“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泛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5]” 潘先生后来的学术成就虽非止于一,但趣味实是有所集中的,而这个集中的方向,就是优生学。
  优生学(Eugenics)的学科性质与医学相似,它是建立在遗传学与进化论基础上的一门应用性学科,当年在美国优生学馆学习时,潘光旦就整合了优生学科创始人高尔顿和美国优生学领袖达文波特对优生学的定义而别拟了一个新的定义:“优生学为学科之一,其所务在研究人类品性之遗传与文化选择之利弊以求比较良善之蕃殖方法,而谋人类之进步②”。优生学的研究内容,潘先生亦分其为三方面:一是研究“人类一切品性之遗传问题”,相当于现在的基础优生学;二为“文化选择或社会选择之利弊问题”,部分相当于现在的社会优生学与环境优生学;三是如何“提倡、如何推行一种比较良善之蕃殖方法[6]”,现在的临床优生学可算是其中的一部分③。潘先生的研究是三方面皆有,而着力最多的,当是第二方面,即通过对中国多种历史资料的分析来研究各种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对中国人口素质的影响。

2.以中国的历史文献、谱谍为材料,研究伶人、画家、科举等方面人才的遗传。
  西方的优生学在最初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注重对不同人群的性状,特别是心智特征进行观察、测量和记录,并以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分析它们的遗传特点,家系分析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研究内容。潘先生在回国后,则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如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曲话、地方志、谱牒等为材料,研究伶人、画家、科举等方面人才的遗传规律。此类的成果包括《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武林浏览与人文地理学》等。以《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为例,潘先生收集整理了近代自嘉庆十七年起到民国二十三年约120年间共十个血缘网,计一百七八十个家系的伶人资料。系统分析了他们的地理分布、社会阶层分布、移殖和血缘关系,从血缘和婚姻关系方面来解释一些伶人在演艺方面的特殊才能,用生物学的“类聚配偶律(Law of Assortative Mating)”以及不同阶层之间婚姻的“隔离”来解释伶人世家的形成和不同“脚色的奕世蝉联”。例如在他所列第一血缘网中,陆氏家系中二世七个伶人,有五人是小生;徐氏三代四个伶人中,全是小生;俞氏三世七个伶人中,五人是武生..... [7]这里虽然有子承父业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同角色所需要的特殊嗓音、体格、气质等却不能不体现出遗传的重要影响。
  中国家谱和方志的编撰历史源远流长,它不仅是一种历史学的文献,亦可以看着是一种人类生物学的文献。在潘先生之前,丁文江就认识到这一点而于1919年作《哲嗣学与谱牒》一文,但丁先生只是论及谱牒与优生学的关系而未作具体实证之研究,同样在1923年以优生学观点来研究《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时,丁先生的研究涉及的历史跨度久而统计不免粗疏[8]。而在《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的研究中,潘先生则把研究的时间、地点和统计对象都作了严格的限定,并试图打通自己原来对家谱学与人才学的独立研究而沟通之。他不仅收集家谱和方志中的名门望族资料,更从行状、墓志、乡会试的硃卷中寻找资料来补充。他第一步把《嘉兴府志》以内所有的与人物有关的资料搜罗于一处,然后把许多人物按照其血缘关系归并为血缘系统,再把不同血系之间的婚姻关系联缀为一个血缘网,这样建立的一个血缘网中收集了九十多个血系。在对这个血缘网进行分析时,主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由来,二是世数及人数,三是婚姻关系,四是关于盛衰兴亡的论证。在论证盛衰兴亡的原因时,他批评了风水和因缘果报之说的不经,而以移徙、婚姻及夭寿来解释。他发现,在九十几个血系中,至少有44个已知是从外地移入的,而移民之易形成世家大族,正是潘先生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等书中一直强调的把移民看作一种人才选择的观念。潘先生发现,嘉兴的每个血系的世泽流衍平均到8.3世之久,而非古人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这些血系中,潘先生发现了560根红线,标志着280次婚姻关系,这也正说明了“婚姻能讲类聚之理,能严选择之法,望族的形成,以至于望族的血缘网的形成,便是极自然的结果。所聚与所选的,从大处看去是人,从小处看去,还不是许多遗传与环境的造成的优良品性么?” [9]。
  潘先生的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汇通于一处的重要范式。潘先生所做的,既是一种社会学、谱牒学的研究,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遗传学的研究,是以历史文献中的人类心理行为特征等记载为材料而进行的一种遗传规律的探讨。潘先生明言,收集这些许多伶人的资料的目的,“一所以示婚姻关系的密切”,“第二个目的是在观察遗传的影响”。这在当时孟德尔、摩尔根等人所揭示的遗传规律还未被普遍肯定和接受的情况下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近年赵功民、谈家桢等人编著的《中国遗传学史》亦与潘先生一席之地,赵寿元先生在书中评价:“潘光旦作为我国优生学研究的先行者和著名的社会学家,为推动我国早期的优生运动,推动遗传学在社会中的应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0]”

3.民族优生学研究
  潘先生治优生学,他关注的重点对象不是个人,也不是国家,而是民族,所以他的许多研究集中在民族优生学这个方向上。这一类的作品有《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1930年)、《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研究》(1930年)、《民族的根本问题》(1936年)、《犹太民族与选择》(1936年)、《西班牙内乱的民族背景》(1937年)《美国民族的兴起》(1937年)《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1937年)、《中国之民族问题》、《中国民族自救中的人口问题》(1940年)、《再论卫生与民族健康》(1943年)、《评《民族素质之改造》》(1943年)、《优生与抗战》(1944年)、《优生原理》(1949年出版,其中辑入了1935年发表的《基督教与西洋民族健康》、《儒教与中国民族》等一系列有关宗教与优生的专栏文章)等等。这些研究体现了他将优生的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犹太、美国、西班牙、古罗马以及中华民族等中外民族的历史研究而探寻一个民族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道理,尝试对民族发展和民族特性的形成运用人口移徙、民族混同、文化传统的影响等优生学原理进行解释,分析不同的文化势力之所以有利于优生和反优生的原因。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民族卫生或民族健康的具体方法。
  潘先生以为,中国人特性中所体现出的“私、愚、贫、病、乱”的民族病态是长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作用下一种不适当的文化淘汰和文化选择的结果。而要民族振兴,民族卫生是最重要的出路。而民族卫生的路径,他提出六点:一、在自然环境方面,救荒是目前最急迫的一条路。这种救荒不是救济,而是改革荒年与荒年的成因,在于造渠工程和造林运动。二、在经济生活方面,是求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分配的利便与公允。要做到这一点,大规模的改良农业是第一步,适度的工商业化是第二步。三、在社会生活方面,是都市化的控制和家庭制度的整顿。他以为都市化不利于婚姻、居家与子民的养育,正起着一种反优生的作用。四、在家庭制度方面,他提倡一种折中的家制,即保留大家庭的根干,而去其枝叶,家庭的组织兼收并蓄老、壮、幼三辈。五、在政治生活方面,主张思想、言论、与学术的自由,以及国家仍须厉行一种科举举士的制度。六、在教育设施方面,他提出教育的人文化与种族意识化,还有教育应适合性的分化[5]
潘先生对引入西方的“民族卫生”这个提法一直是有所顾虑的,他“有鉴于西方民族卫生运动的覆辙,深怕有一知半解的好事者出来大敲大擂,不但不足以推进此种运动,反足以阻碍它的健全的发轫 ”,所以后来他用“民族健康”来代替“民族卫生”这一名词。他所提出的民族卫生或民族健康的方法不同于当时美国所采取的对所谓“劣质人口”进行绝育或隔离的“优生学”措施,倒是更多地类似那种“改良环境及教育之学”的“优境学”手段。这种手段并非是指望环境可以直接作用于人而使之体质及性格改变,而是通过改良自然与社会而形成一个良性的选择环境,在此环境中人类的优良品质不至于被摧残、被淘汰,恶劣的品性不至于被选择。
  按优生学家皮尔逊(K.Pearson)的理解:优生学基本上是民族的,因民族而异,因为各民族的素质是不同的,在一定意义上,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优生学研究,对一个民族为真的东西对第二个民族来说并非必然为真,在一个民族中适用的社会控制在第二个民族中也许毫无作用[11]。我们看到,潘先生提出的民族卫生或优生学措施与西方的偏重于生殖或遗传技术的优生是有明显不同的。他的理论基础侧重于他所提出的人文选择,即主要通过对社会环境与文化的改进来促进人群中优秀分子的增加,这一点体现了他治优生学的中国特色。
  他的民族优生学主张同样未能避免西方的优生学被批判的命运,沿着这个路径,后来他转向了民族学方向的研究,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4.优生的基本观念和主张
  张慰丰先生在《优生学发展述评》中指出,潘光旦先生在“30年代提倡节制生育、限制人口、禁止血缘相近的男女“内婚”和早婚,以及指出同姓和表亲结婚的害处[12]”;冯永康先生在《中国遗传学史》中也称他:“不仅向国人介绍和宣传优生学的理论,还提出节制生育、限制人口,禁止血缘相近男女的‘内婚’和早婚,以及同姓、表亲结婚的害处等观点[10]。”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和研究一下潘光旦的作品就会知道,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潘先生在1928年利用其担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的机会,进行了一次有关“家庭问题”的问卷调查,并结合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而形成《中国之家庭问题》一文,在文中对早婚、近亲婚姻、节制生育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迟婚之潮流,实弊多而利少”,“就一般之利害言之,则当为早婚为宜,”赞同女子在20岁,男子在25岁前后2-3岁为合宜之婚姻年龄;针对一般人认为近亲有害的认识,他从遗传学角度指出近亲既有可能有弊,亦可能有利,并以中外著名世家之人才迭出证明近亲结婚有利于家族优良品性的遗传,认为美国有些地方的法律不允许中表结婚毫无道理;他不反对同姓婚姻,以为同姓之亲缘关系或远或近,其利弊主要看其祖先家世是否“清白”;对于人口限制和节制生育,他认为“限制之时又不能不有限制”,即提出一种有选择限制的观点,对于“社会价值高”的遗传品质中上的分子不但不要限制,还要开放,鼓励其多育,生育限制应当从那些“社会价值低”的品质中下的分子开始[13]。
  在此前1924年的《中国之优生问题》、1925年《生育限制与优生学》中,此后1931年《优生婚姻与法律----论《民法亲属篇·婚姻章》之优生价值》、1935年《生育节制的几个标准》、1941年《优生与人口政策》、《生育的资格与责任》等文章中,潘先生多次地强调了自己的主张,其观点前后基本上是一致的。其间有所变化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两类人口区分时所用的概念,一开始是以“社会身份高、社会价值高”的“需用智力多”者与“社会身份低、社会价值低”的“需用智力少”者相区分(1928年),后来以“遗传良好的人是有聪明智慧能教养子女的人”与“遗传不良好的人,亦即才智不足以教养子女的人”相区分(1941年)。二是在抗日战争前,他比较赞同对人口进行限制,虽然在1928年他认同美日一些学者的估计,认为中国当时人口只有二亿七千万。抗战开始后,他有时宣称“不反对增加人口”,也“不反对减少人口”,但当1941年当时的八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奖励人口,提倡优生”的议案以后,他立即觉得很兴奋,以为“这样一个提案是抓着了民族问题的痒处[14]”。
  他其它的优生学主张还包括提倡母乳喂养、反对代乳和代育、反对儿童公育、提倡家庭教育、提倡男女教育适当分化、认为择偶标准以“家世清白”最重要、赞同折中之家庭制、主张容忍一夫多妻制、反对贞节之习尚、反对胎教而重胎养等等。
  潘先生的看法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婚姻政策与优生主张是有许多不同甚至相悖之处的,对此客观的介绍和历史的评价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对人口以“社会身份高低、社会价值高低”来进行区分,当年就有周建人等与之辩驳,以为是一种“阶级歧视”,现在看来周先生的批评还是很有道理的。至于提倡早婚、反对迟婚,他的论点也是基于当时一些学者的生育统计研究基础上,虽与现在的研究结果不同,但谁是谁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潘先生的主张在当时就被许多人目为保守,但他的态度从来都是科学的,总以统计数据说话,而不用“往往”、“不一定”、“据我所见”之类词汇。他对人口的看法是质量重于数量,其积极性就在人口膨胀的当代也是不能忽视的。

5.为优生学所做之译介、宣传与教育工作
  在近代的中国,并没有可能采取法律或行政的手段来推行如美国、德国的优生运动,故优生学之作用于社会,也就是宣传与教育两种途径。在潘先生之前,1919年就有陈寿凡、胡宣明等人将达文波特(C.B.Davenport)的《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译入中国,题名为《人种改良学》和《婚姻哲嗣学》,后来又陆续有王新命、高方、郭大文、卢于道等把英、美、日本等国优生学家的作品译入。潘先生在优生学这一领域内没有此类概论性的译作,其所译的大都涉及优生中一些与他自己的研究相关联的专门问题,属于连编带译的性质。如1935年他在关于性与养问题的系列“优生学谈座”里译介了高尔顿的《双生子---性养比重的一个标准》、在1937年出版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中辑入了1929年译出的亨廷顿(E.Huntington)的《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和1932年始译的明恩溥(A.H.Smith)的《中国人的特性》,此类译作尚有《一个意国学者的战争之优生观》、《论种族才品的不齐》、《以色米的部落----一个反优生的血统》等,这些译作以及他对西方优生学专文的介绍和评述促进了国人对优生学的全面了解。
  潘先生是个极多产的作家,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上海还是北京,他都充分利用各种杂志、报刊宣传和介绍优生学的思想,许多作品都是先在报刊上登出,然后结集出版。他先后在《留美学生月报》(英文版)、《留美学生季刊》、《时事新报·学灯》、《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版)、《新月》月刊、《优生月刊》、《华年》周刊等报刊任编辑或主编,也是这些杂志最主要的撰稿人。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5月到1932年3月他主编的《优生月刊》和1935年1月到1937年5月主编的《华年·优生副刊》可算是当年中国优生学的专业刊物,他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涉及人类遗传学、进化论、人口学、民族研究、性学、婚姻、家庭等许多与优生学相关的研究领域。他在英文版的《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长期任书评栏编辑,从1928年到1935年间发表的书评篇目众多、内容广泛、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梁实秋先生称之为“不仅是书评的书评”),有效地促进了中外学术界的沟通和相互了解,其中与优生学相关的部分亦是大头[15]。
  潘先生在上海、北平、昆明等地多所大学任教的时候,优生学都是他所担任的主要课程之一,另外还有遗传学、进化论、人才学、家庭问题等其它相关的课程。他任教的系科大多在社会学系,虽然他的学生中未见到从事优生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但受他的影响,从进化或民族优生的角度来从事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人却很多。即如著名的谭其骧先生,当年研究中国移民史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实际指导者都是潘先生[16]。课程之外,他经常应邀进行多种临时性的学术讲演,其杖迹几乎可以说是踏遍全国各地,优生学及相关话题自然是最主要的讲演内容。他提倡“新母教”,其优生与家庭主张常与女权主义者意见不同,故讲演时常挨骂,但奇怪的是各地的妇女组织活动时还是喜欢请他去发表高论。
  潘先生在1924年就建立了中国的优生学会,看来主要是他一个人操办起来的,据说参加者还有一些文化学者、社会学家[17],其活动情况和参加人员尚未找到具体的历史记载。

6.优生学研究与新人文思想的形成
  优生学是一门极其特殊的学科,它以人及其种族的延续作为研究对象,一头以自然科学中的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为基础,一头又紧密关连着复杂的人和社会。潘先生在研究中既未象一般的遗传学家和医生那样只关注优生的技术和手段,也未如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那样只从社会的需要角度去论人。他在研究中一方面结合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而提出了民族优生的种种方法和出路,另一方面又在研究中会通了科学与人文、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而提出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新人文思想。
  潘光旦新人文思想及其重要意义,现在已受到当代许多学者的关注,笔者不去重述,此处只就它与潘光旦优生学研究的关系略作分析。
  依笔者看来,潘先生新人文思想的形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24年至1937年,这一阶段他所做的是一种以生物学观点和理论来解释文化的还原论工作。这一时期他所发表的文章分别被编为《人文生物学论丛》三辑。第一辑为《优生概论》,第二辑为《人文史观》,第三辑为《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④。“人文生物学”这一名词的最早使用者为美国柏尔教授(Raymond Pearl),潘先生以为自己所从事的优生之学,“以生物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文进步之目的[18]”,与“人文生物”之意义,最相吻合,故取它来作为自己优生学及其它相关作品的总称。这一“人文生物学”观念的趣味,以及他“以生物的现象或原则来解释文化”的理由,在他1931年发表的《文化的生物学观》一文中有很好的说明。他说:“生物学家观察文化和解释文化,有一个假定,就是:文化盛衰由于人才消长,而人才消长由于生物原因……所谓生物原因有三:一是变异,二是遗传,三是选择或淘汰。选择有两种,因了自然势力而发生的叫做自然选择,因了社会与文化势力而发生的叫做文化选择[19]”。 
  新人文思想形成的第二阶段大约是1934年至1947年间。这一阶段潘光旦的研究仍然以优生学为立足点,但更多地把优生学中的生物学观念与解释人类文化的其它传统与现代思想相综合。他译注蔼理士的《性心理学》、赫胥黎的《自由教育论》,著有《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说本》、《明伦新说》等多篇后来被辑入《优生与抗战》、《政学罪言》、《自由之路》的文章。这些文字与以前的相比,所涉及的论题更为现实、所引证的资料更为广泛、所持的论点也更为中和扎实,作品不仅体现出其“通学之才”的研究特点,亦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在1946年给费孝通《生育制度》作序的《派与汇》一文中,潘先生综合中西方的古人文思想、生物位育论、社会学的功能学派思想、美国学者的实验论和工具论,以及关于整体的人的科学等五个头绪而正式提出新人文思想这一概念。
  潘先生的新人文思想是一种社会学的汇通之学,他所做的会通工作,应当说是建立在其一生的优生学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一会通的完成,也说明了潘先生所从事的优生学工作的独特之处。他的优生学工作,决不会导致狭隘的种族主义,反而会成为文化多元论的基础。费孝通先生在他八十岁生日展望人类学未来时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对这一思想最好的说明。

  在潘先生这里,优生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建立在现代遗传学和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应用学科,而是一个对“囫囵的”人所进行的一种整体研究,只有这种研究才能成为社会学、教育学等一切以人为对象的社会举措的基础和出发点。这种研究的取向与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西方风行起来的社会生物学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威尔逊等人的社会生物学从研究蚂蚁、黑猩猩等社会型动物的行为入手而建立起一套可用之于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理论,潘先生则是直接通过对人类历史进行一种生物学取向的研究而提出理解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新人文思想,以及人与社会如何达到最佳位育状态的三纲六目的社会学理论。对它的重要意义最恰当的评价莫过于费孝通先生总结的一段话:“达尔文只阐明了‘人类的由来’,而潘先生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着眼于‘人类的演进’。他发挥了中国儒家的基本精神,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改进遗传倾向和教育去培养日臻完善的人的身心素质。因之先生所提倡的优生学和社会学是一门包罗众多科学知识,融会贯通而成的综合性、完整性、实用性的通才之学,开辟了新人文史观的端倪。[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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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hung, Yuehtsen Juliette: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Chinese eugenics in a transnational context, 1896-1945.Dissertation PH.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9.101.


The 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to Eugenics Studying of Pan guang-dan
JIANG gong-cheng
(Science History Departme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Biology Department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Huaian 223001;)

Abstract: Quentin Pan was the famous eugenicist in modern China. He had studied eugenics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y and method from the west, making use of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ancient China, conducting the real-life problem of China. His studying and writing had pushed forth the early eugenic movement in China, promoted the application of genetics in society, and proposed an important new humanism thought.
Key words: eugenics Pan Guang-dan national health new humanism thought 

①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4SJD770002)
作者简介:蒋功成 男,1968--,江苏涟水人,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进化生物学、生物学史。
② 潘先生称之为“学科”而不是“科学”是考虑:“优生学发端未久,其研究之成绩尚不多觏,其应否立即加入科学之林,尚是疑问。”
③ 现在的优生学被称之为“Birth health”以示与“Eugenics”相区分,它分为基础优生学、临床优生学、社会优生学与环境优生学四个部分。
④ 现存的《人文生物学论丛》三辑之外,潘先生尚有第四辑《优生闲话》、第五辑《民族兴衰各论》、第六辑《家谱新论》在1937年编成,可惜在战争骤起,仓促南下时不及携带而佚失。

 

 

 

20070714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