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页 

载2007年6月16日《新京报》


科学家的自我反思值得赞赏

蒋劲松

 

  科学家从内部对有关科学技术研究及应用的反思难能可贵。这正体现了有良知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科学家是否可以对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进行伦理的反思,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反思,这是最近网络上颇为纷扰的裴雪涛事件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在社会上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似乎科学研究的合理性不容质疑。这种观点假定,科学研究永远都是有利无害的,至多是中立的。技术的应用固然会产生出负面结果,但那与技术本身无关,是使用的人以及体制的问题。因此,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研究者只需努力工作即可,不需要对研究工作进行伦理的反思。
  然而,这种观点不能成立。科学研究活动是一种物质性的操作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活动,无论是对实验室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还是对实验室外的环境乃至社会都有可能产生实际的负面影响。
  就技术而言,它也决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支配的中立工具,相反它可能是一种操纵人类生存的座架,决定着人类的选择。因此,无论是科学活动,还是技术成果,都不是一种无关利害的中立手段,而是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可能会带来严重负面后果的巨大风险之源。
  从事研究活动的科学家们,对科学研究的细节活动了解较多,本来最有机会反思科学研究的负面后果。然而,一方面由于科学家工作特点决定了他们往往沉浸于技术细节之中,很难统观某一项科学技术的长期、全局影响;一方面由于自身利益的影响,使得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某项科学技术的正面影响,而低估或忽视其消极影响。
  在历史上,往往是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外行人士,对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率先提出怀疑和警告。例如,环境问题就是敏感的浪漫主义诗人最早提出来的。但是,外行人士对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质疑,在科学技术已占据话语霸权的今天,往往会被贴上“反科学”标签而置之不理。尤其是现代社会大科学兴起,官产学一体化趋势愈演愈烈,面对资本与科技乃至权势的寡头联盟,科技的反思和批判就越发艰难。在科学精神相对缺乏的我国更是如此,先是科幻作家,后来是所谓“科学文化人”,都曾因对科技的反思,而被扣上“反科学”的帽子。
  因此,科学家从内部对有关科学技术研究及应用的反思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这正体现了有良知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科学家反对原子武器竞赛,推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阿西洛马会议上分子生物学家向社会警示基因工程的风险,并且在风险不确定情况下对研究活动进行自我设限;我国学者薛达元研究员揭示转基因抗虫棉的负面影响等等;都是值得称赞的榜样。
  记得2002年署名“柯文慧”的科学文化学术宣言中,提出要反思“科学的滥用和技术的无度发展”,结果被污为“反科学宣言”。然而,今年中国科学院在“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指出,当代科学技术的试验场所和应用对象牵涉整个自然与社会系统,可能给人类和自然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明确要求科学家必须更加自觉地遵守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该宣言还要求科学家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一旦发现弊端或危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
  这不仅是科学主义退潮的信号,更是中国科学共同体与时俱进,接受世界科学界普遍价值的重大进步。1999年,在迎接新世纪到来之际,世界科学大会发表的“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中,就曾指出,“科学发展的应用和人类活动的发展和扩大,也造成了环境的恶化和技术灾难,还引起了社会失调或社会排斥现象。”宣言明确要求:“科学家和其他主要参与者更有责任防止违反道德的科学应用或产生不利影响的科学应用;必须遵照在公众广泛辩论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道德标准来从事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知识。”按照这一精神,裴雪涛研究员对科学研究活动的伦理问题进行反思非常可贵,值得赞赏。

 

20070701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