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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建构主义、知识的空间生产与历史性

闫宏秀

 

摘 要  建构主义与主体性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是对主体性哲学的一种反思。但是建构主义包含的关键性意义是通过强调“知识存在”的历史性因素得以完成。对知识的空间生产的关注是建构主义为科学哲学带来的极其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们对空间的理解过于狭窄。在他们那里,知识得以生产的“空间”是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某一科学实验室。他们忽略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的空间生产已经充分地显示出跨越国界、全球性流动的。
关键词 建构主义 主体性 空间性 历史性

  以往对建构主义的研究总是认为,建构主义与相对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①随着对建构主义研究的深入,对其所带来的相对主义的担心和恐惧已经日益显示出脆弱性来。人们发现:它为科学哲学带来的也许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其他。认识论的视野无法为切中建构主义的本质提供更有效地视角。因此我们需要对建构主义进行一种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理解应该包含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认识论的视野无从使得我们深入到建构主义的本质,那么,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因素来展示出其自身所包含着的东西?以往对建构主义与主体性关系的考察依然有效,它使我们看到,建构主义与主体性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关注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深入到其内部,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这种联系则会忽略建构主义更本质的东西。[1]
  知识问题依然是我们切入到建构主义中的线索,我们试图从“知识的空间生产”概念出发,揭示出建构主义更内在的因素来,而这一概念的提出切中了知识的“历史性”存在。

一、建构主义与知识的空间生产
 
  建构主义与后现代科学哲学是无法分开的。②建构主义或者被看作是有强烈的后现代倾向(李三虎等)[2]或者代表着超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新的趋向(安维复)。 [3]无论这两种观点怎样,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不同于古典哲学,建构主义所提到的知识所体现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在传统哲学中,所确立的任务是为知识提供基础,为知识的客观性、有效性提供一种辩护。多数的反思是从一种积极的意义上论证了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自我”、“先验自我”、“超验自我”概念的存在就是为知识的辩护而设立的。相应地,作为发展,建构主义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继续为知识给予出更进一步的阐述。这种辩护不再是同于原有的基础,“自我”和“纯粹理性”不可能作为他们的基础。如何逃脱客观性和有效性的知识假设为知识寻求一种新的形态就成为他们的必然事情了。
  于是,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进入到当前引人注目的建构主义者那里,从他们那里寻求到我们所需要的答案。
  建构主义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结果。③事实上,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是知识的空间生产过程。整个建构主义的空间化知识生产主要是有这样的表现形式: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波兰尼将“个体知识”给予揭示,而个体知识的主体是空间作用的结果;女性主义的知识观将知识的“情景化”意蕴给予揭示;法国的建构主义者强调了“科学实验室”这一空间概念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个体知识”将成为我们进入到知识空间性分析的一个基点。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特性。如今对个体知识的研究主要是根据波兰尼。 [4]他的“个体知识”理论受到了极大关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其来源上却有所忽略。其他研究更多的分析是从他的逻辑基础来进行的,即强调他对客观主义知识理论的批判。我们可以从历史上“个体知识”这一概念自身出发来观看其演变。
  这个概念在文德尔班那里已经有所论述。他的“个体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说的。在他那里,“个体知识”更多的是指那些不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形式。文德尔班把“个体知识”当作是与自然科学相不同的人文科学的特性。随着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界限的批判,个体知识(personal Knowledge)④这个概念在波兰尼那里得到了不同的使用。他没有遵循着个体知识的传统,而是把“个体知识”作为建构科学的一个基础,在他看来,个体知识论是对客观主义知识的挑战。[5] “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特别是由于启蒙运动和现代实证主义的推波助澜,客观主义的科学观、知识观已成为人们看待科学知识的主导性观点。波兰尼认为客观主义的知识理想不仅有理论上的困难,而且在实践上也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他从科学研究的实际出发,指出科学家的个体性介入是科学知识的逻辑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个体知识论”。个体知识论严格区分个体的和主观的,在强调科学研究中个体性介入的重要性的同时,和主观主义、唯我论和相对主义划清了界限。[6]如激情是个体的一种形式。
  “个体知识”标示着科学家个体的因素,特别是非理性的因素。他的形成是在逻辑形式的旁边建构了一个非逻辑形式的图景。“波兰尼认为,个体知识论是一种逻辑研究,当然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逻辑研究。个体知识论视野中的科学研究的逻辑 ,不是正统的科学哲学所追求的那种可以用严格的、明确的规则来表述的形式化的逻辑 ,而是一种非形式化的逻辑 (informal logic)。它具有和演绎、归纳不同的推论形式,它本质上是一种整合的逻辑。”(郁振华)但是,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人们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方面:个体知识概念的提出,更多的将知识的空间性特性给予展示。如强调“知识是个体的”意味着凸现出人自身所具有的个性、气质,而气质、个性的形成来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自身特点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科学家会形成不同的个性和气质,如德国科学家注重精确性,而英国科学家更偏重实证性。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个体知识才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在波兰尼那里,“个体知识”将具有空间性的个人作为基础而确立了起来。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哈拉维(Donna Harway)的“情景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概念的提出也将知识的空间性给予了强调。[7]我们已经看到,个体知识是把知识的个人性给予凸现,但是,在这个概念中一个自身的局限性就在于,个体知识依然把认识主体看作是一个封闭式的个体。这和以往的认识主体完全相同,只不过,不同的是,以往封闭的个体表现为逻辑、先验的自我。现在尽管具体化为个体性,但是依然是封闭的,在个体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与周围环境的意向性关联。在情景化知识那里,这个弱点给与了完全的克服。
  另外,大多数建构主义者们非常重视科学知识建构过程中科学实验室的作用,因此在他们的研究非常重视对“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8]科学实验室是在某一空间(国家)的存在物。如此,他们从“场所”的角度开始涉及到知识生产的空间性。

二、 知识的空间生产与知识主体的历史性

  我们已经知道,知识的空间性从“个体知识”、“情景化知识”等形式体现了出来。知识空间性的凸显是对西方哲学自身的一种克服,这也是建构主义所确立的对传统哲学的一种克服。而这种克服是通过“知识主体”概念完成的。空间化知识形态将将“知识主体”给予一种完全的转变;将知识的生成性给予强调;将知识的建构性过程给以强调。其中,所隐含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它通过强调知识的空间性生产达到了对知识存在的历史性本质的强调。这才是建构主义之所以为我们所关注的本质所在。
  传统哲学对知识主体的设定是一种单面理性主义的设定。在“自我”、“纯粹理性”、“先验自我”等设定下,主体的理性方面被极大的放大出来。在理性主义的前提下,主体仅仅表现为理智和经验的存在物。知识问题表现为知识如何从经验或者理智中出来?因为在传统的设定中,主体就是理性的。从笛卡儿、康德再到胡塞尔,他们的主体都是被设定为理性主义的。“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经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到胡塞尔早期对先验自我之有效性起源的探讨以及后期对这个自我的发生起源的探讨,这里贯穿着一条先验的发展线索。而追求本我,强调自我意识的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高扬理性主义的大旗,正是这条西方传统哲学思路的内在动力。”[9]为了更有效地理解这里所说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牟宗三的理解。“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我,这个我相当于康德的超越的统觉(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的我,此为逻辑的我(logic self)[10] “胡塞尔之现象学……他的纯粹意识(pure consciousness)不能超过康德所说的超越的统觉(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胡塞尔之纯粹意识底智思与智思之所对(Noetic-noema of pure consciousness),其实就是超越的统觉之转形,转形而以现象学之方式讲。” 
  建构主义设定认识主体是非理性的主体,如主体的激情、意志、美学兴趣等因素受到关注。他们更多地揭示出知识主体的历史性存在特性。但是,这却不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设定完全的颠覆,而是解蔽理性主义的结果。在传统的主体概念中,主体自身的规定性并不仅仅是理性的。在“自我”、“先验自我”等概念中,存在着丰富的规定性,但是由于主体受到理性主义乌云的遮蔽,这一点被忽略。
  笛卡儿在阐述“我“时并没有完全将非理性的因素给予排除。他指出,在“我”中,既有理性的因素,也有非理性的因素存在。“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在他看来,非理性的因素不是我的本性,而本性是完全不同于这些的因素。“当然,如果所有这些东西都属于我的本性,那就不算少了。可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不属于我的本性呢?”所以,在寻求“本性”要求的驱使下,笛卡儿抛弃了自我中的非理性的因素,而毅然寻求着理性因素,最后到达了自我的本性——思维。⑤可以看出,在笛卡儿那里,主体自身有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是二者的统一体。但是笛卡儿却轻易地忽略后者的重要性。
  在康德那里,这种理性主义的色彩更加厉害。我们几乎看不到主体自身的非理性因素在主体中的影子。康德的先验自我所起的功能完全是理性的执行者。康德“先验自我意识”将处于不同时空阶段的表象联结在一个单个经验中的作用(Pieer Keller)。 “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我也把这种统一叫作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以表明从中产生出先天知识来的可能性。”[11]因此,康德的“自我”不是经验的、感性的人的概念,而是经过理性批判获得的先验概念。思的主动活动通过“综合”把思的先天范畴统摄到由感性直观所接纳的杂多上。[12]
  胡塞尔更多地接受了笛卡尔的“我思”概念,他甚至认为,“具有令人惊异的深刻性的笛卡尔的基本性思考已迫近现象学。”[13]所以,他的理解再次显现出“我思”概念中包含着除理性之外的其它因素。“同样,多种多样的情绪和意志的行为和状态:喜欢与不喜欢,喜悦与悲伤,渴望与逃避,希望与恐惧,决断与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一个笛卡尔的用语cogito(我思)中了,它包括单纯的自我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我以自发的注意和把握,意识到这个直接在身边的世界。”[14] “作为起始点,我们在严格的、一开始自行显示的意义上理解意识,我们可以最简单地用笛卡尔的词cogito(我思)来表示它。众所周知,我思被笛卡尔如此广义地理解,以致于它包含着“我知觉、我记忆、我想象、我判断、我感觉、我渴望、我意愿”中的每一项,以及包括在其无数流动的特殊形态中的一切类似的自我体验。它们全部与自我本身相关,或自我以各种不同方式在它们中间积极地、消极地或自发地“体验着”,以感受的或其它的方式“行为着”,这个自我,以及任何意义上的自我,在开始时将被我们排除于考察之外。”[15]如此,理性的因素和非理性的因素共存于“自我”之中,并且二者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依赖性。自我的辩证法在此体现了出来。
  如此,我们将获得对于建构主义理解的全新纬度,建构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推翻和重建实际上是一种解蔽,解蔽出理性主义中的其他纬度,这一海德格尔的概念非常适用这一描述。建构主义对建构性和生产性的强调意味着通过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把主体看作是处于不同空间、处于不同地域、处于不同世界的具有激情、非理性、非逻辑存在物。他们在整个知识的生成过程中参与到这一过程中。这种描述得力于主体间性概念的出现。在传统的“主体间性”概念中,主要是表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主体如何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他者?对他者的理解成为主体间性理论的主要解决问题。在这一概念之中,他者所具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开始出场了。与我们相比,他者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有完全的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要理解的他者可能是处于同一时间但不同空间的他者,如我们的外国朋友;也可能是处于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人,如自己周围的朋友、同事等等;也可能是处于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人,如我们的长辈或自身历史中的事物;也可能是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人,如外国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建构主义所描述的知识主体,即参与到知识生产和建构中的主体都是表现为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他者。如全球化的知识流动就表现出这一点来,即参与到知识流动的主体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在新的空间化的知识形态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在知识的生产过程和建构过程中,主体不再是表现为一种纯粹性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物,不再是“理性存在物”,它的更丰富的特性也开始被考虑到知识的生产中,如激情、美学因素等等。空间化的知识形态将知识主体设定为充满激情、非理性、非逻辑的存在物,而特殊的空间性使得知识主体的这些特性成为可能。

三、建构主义与历史性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出:如果从认识论这条路径切入到知识问题上,我们所达到的一个目标将是虚幻的相对主义的指责,而无从切中建构主义的本质。因此,对建构主义的理解要深入到其主导概念“社会建构”之下,去探索其真正的意义所在:揭示出知识空间生产这一历史性的特质。我们反思建构主义并不意味着如同后现代本身的完全性的否定,而是要如海德格尔对待“逻辑”一样。“反对‘逻辑’来思考,这并不意味着要为非逻辑的东西辩护,而只是说:‘要追思逻格斯及其在思想之早期显现出来的本质,就是说,要为准备这样一种追思做一番努力’”。[16]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从建构主义自身的原则出发。我们选取这样一个原则作为反思的对象——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知识的生产过程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如此,我们开始重新面对这样的问题:追思建构。
  对建构的追思必须与从其历史的线索进行,以往通过主体性的反思已经开始切入到这一追思中,但是这却不够,现在看来,当把知识存在的历史性作为建构主义的贡献时,这一切开始显得清晰起来。建构主义自身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社会建构”是生产,而且是与空间有关的生产,但是他们却没有继续自身的原则而触及到知识生产的更深领域。对于空间他们只是把握为某个地方——“科学实验室”。[17]这将知识的空间性生产给予狭窄的把握,只把握到某个处所。而没有涉及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关于知识生产的背景: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知识、信息、物资等表现为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跨越,从一个地域向另外一个地域的流动。事实上是:当前知识的生产更多的体现为空间的跨越,而不是局限在一个“单子式”的实验室内,知识的传播、生产在实验室内是无法实现的。在其他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到的“理论旅行”概念那里,知识生产从地理位置的变迁上表现了出来,知识生产体现为跨国的生产过程。如当前最热火的“文化研究”,其整个生产的过程的空间性已经为学者所勾勒出来。“毋庸讳言,文化研究之于中国,仍可为其勾勒出一条西方理论的旅行线路: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再度发现)→美国(作为跨学科、准学科的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论,后殖民理论及其表意实践,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及其族裔研究、性别研究)→亚太地区的文化研究实践(中国)。”[18]这一勾勒充分地展现出知识生产的跨国性特点来。
  以往对建构主义的把握忽略了他们对于知识存在历史性的切中。揭示出他们的这一新的事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建构主义。知识是有限的,自身体现为生产的结果,而且与空间的生产联系在一起。当然空间却不仅仅是建构主义所指出的科学实验室。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失去了对这一纬度的在先理解,那么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就会停留在一种知性思维的层面上:认为它完全是对传统的一种反叛。也正是在我们这里所描述的辨证关系上,我们将看到:建构主义是从传统的土壤中生长出来,他们也只有在传统的视域中得到理解。

参考文献:
① 内在的关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来源上看,建构主义来自相对主义。“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李三虎)。2、强调建构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刘华杰)。3、强调建构主义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大部分国内学者)。来自“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② 直接对后现代科学哲学问题进行研究的国内学者主要有周昌忠、郑毓信、洪晓楠、刘高岑等人。
③ 这是建构主义的总体性观点(李三虎)。其他观点如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等。
④ 将个体知识作为personal knowledge的翻译,是否恰当需要争论,是否可以译为“个性化知识”,如此这个概念的准确内涵也凸现了出来,不同于来自理性、逻辑的具有客观性的知识。
⑤ 这一做法就是当前所批判的本质主义,即坚持自我有一本质,而其他因素则是非本质性的东西,应该给予忽视。
[1]杨庆峰、姜琬.建构主义与主体性.[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1.
[2] [8]李三虎.当代西方建构主义研究述评.[J]. 国外社会科学.1997.5.
[3]安维复.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知识论的“终结”.[J].哲学研究.2005.09;科学哲学的最新走向——社会建构主义.[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6.
[4] 黄瑞雄.波兰尼的科学人性化途径.[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2.
[5] 郁振华.默会知识论视野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争———论波兰尼对斯诺问题的回应.[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4.
[6] 郁振华.克服客观主义———波兰尼的个体知识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1.
[7] 周丽昀.情景化知识——唐娜.哈拉维眼中的客观性解读[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11.
[9] [12]凌云、 林艳.时间与先验思路. http://www.hnass.com.cn/zzxk/200206/no6-34.htm
[10]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05.
[1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9.
[13] [14][15]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 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0.91.102.
[16] 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11.
[17] 李三虎.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科学地理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6.
[18] 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与现实观照. http://www.xslx.com/htm/kjwh/whys/2002-10-2-10144.htm

 

 

20070701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