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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1期


优生学与中国近代婚恋中异化的伦理
——从《善恶家族》一书翻译之婚姻故事说起

蒋功成①
(淮阴师范学院 生物系 江苏 淮安 223001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系 上海 200240 )

 

摘 要:通过对与《善恶家族》一书翻译有关的史料分析,我们了解到近代优生学被引入中国时,其理论与实践与复杂的婚姻道德价值判断纠缠在一起。优生学及其相关进化伦理学的引入,促进了一种精英主义婚姻伦理观念的产生。
关键词:《善恶家族》 优生学 低能 婚姻


  在近代的优生学与遗传学研究中,家系分析是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既用来研究欧洲一些皇家血统和一些著名科学家家系的遗传特点,也用来研究一些疾病和异常的心理特征在社会底层家系中的遗传状况。在这类作品中,高达德(H.H.Goddard,也曾被译为郭达德、高大德等)研究低能遗传的《善恶家族》是流传甚广的一种,不仅在国外被同类的研究引用得特别多,在20世纪早期,也较早地被介绍到我国,见于多种优生学、生物学和心理学著作中。
  《善恶家族》一书的原名是《The Kallikak Family:A Study in the heredity of Feeblemindedness》,出版于1912年。在本书中高达德通过对一个被鄙称为柯克里克(Kallikak)的家族的家系分析而说明低能(feeblemindedness)是一种隐性的遗传性状,(Kallikak,也有译作喝里柯克、加里加克等音译名词的,不是这个家族的真姓氏,而是高达德借用希腊文“好”和“劣”两字的英文拼音而造出来的,直译为英文就是good-bad[1])。这个被称之以Martin Kallikak的人在美国内战前同一个低能的酒吧女孩结婚,这对配偶被跟踪查到的480名后裔其智力都低于正常水平,且多有酗酒、精神失常、妓女、犯罪等社会不良者。后来这个人又同一个好的贵格会教友女孩结婚,他们的后裔中被查到的496名全部都具有正常的智力,且多有医生、律师、法官、作家等“社会价值较高”的人士[2]。这项研究与当年美国达德格尔(R.L.Dugale)写的《朱克斯家族》(The Jukes)、美国温济普 (Dr.Winship)的《爱德华家族》(J.Edwards Family)等一起成为继英国高尔顿(F.Galton)天才遗传之后研究家系遗传的优生学代表之作。这些研究作品通过中国当时一些优生学者译著中的引用陆续为国人所知,并对中国当时的优生学研究及公众的优生学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

1.翻译而引起的婚姻故事
  1935年,由黄素封和林洁娘合译的中文版《善恶家族》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发行。从书中的序言和跋语中我们却知道这一翻译背后有一段迷人的爱情故事。我们且看译者之一的林洁娘所写的跋语:
  1930年3月3日,那时我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小学生,年纪只满十五岁……校长龚道熙先生在揭示处贴起一张布告,说请黄素封先生演讲“成功之先天及后天的需要条件”。啊!“成功”,“又有条件的”,“还有先天和后天”。大家立刻乱轰轰地讨论起来……黄先生说话的声音很大,他演讲时又夹杂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尤其是他述说“善恶家族”的时候,他说道:“和低能者结婚,散下了低能的后代,是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一种万劫不赎的罪恶”的时候,大家的精神就完全跟着他去了。
  我听过这篇演说以后,心中便觉得“善恶家族”的故事,含着很大的意义,我的脑海中也深深深藏着个无穷的愉快和希望。愉快什么?愉快的是黄先生今天指给我一条做人的大路。希望什么?希望任何人对于将来的人类要尽一部分改善的责任。[1]
  这两位合译者的相识就缘于这一次优生学的讲演,译者之一的林洁娘,在还是一位初中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倾倒于黄素封的演讲,并对黄所讲述的“善恶家族”念念不忘。她说:“黄先生的这篇演说稿,整整在我的心中盘旋了一两年”,两年后她在黄素封的帮助下致力于《善恶家族》一书的翻译,作为一个在海外(爪哇直葛)学国语的中学生(国语对她算是外国语,她的家庭说马来话),用汉语翻译这本书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初稿是林洁娘所译,但被黄反来复去地改了许多次,两个人就在这样的合作中建立了甜蜜的感情②。
  从序跋的时间看,此书首版当是在1934年,1935年黄素封将此书重加刊印,作为两人联姻的纪念册。比较特殊的是,在此书的封三上还印上了两人的结婚登记证书。
  为此书作序的牛惠生是黄素封的师母,她在序中言道:“素封知国运之否泰,系于人种之优劣,而人种之优劣,又造端乎夫妇也,乃以此刊为结合纪念,于此可见其识见之独到。”“余深慕素封、洁娘二君学行高超,而又志同道合,切磋之余,进而互订白首,行见千百年后,夫考其家乘,必有如书中爱氏夫妇③后裔,悉为邦国之秀,可断言也”。
  这样一个由《善恶家族》的翻译而引起的婚恋故事,引起了笔者的兴趣。这种兴趣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善恶家族》这样一本优生学书籍在当时的中国产生的影响,笔者想知道:这样两个非专业的优生学爱好者,他们翻译此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在他们的心目中,优生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科学呢?他们借《善恶家族》这样一本优生学作品而产生的联姻,是否暗示了那个时代一些知识分子特殊的婚姻观念呢? 
  《善恶家族》是一本研究低能遗传的优生学或遗传学的作品,所谓低能,在当时是用来指称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神经功能缺陷以及具有异常社会行为倾向的概念[3]。高达德通过他在美国维英兰城迟钝和低能儿童教养院对低能儿童及其家系的长期研究而证明低能是一种遵循孟德尔分离规律的一种隐性性状。把这样的一本书译到当时的中国,译者的意图可见之于林洁娘的跋语:
  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生物科学,不如说它是一本教育或心理;如其说它是教育心理,不如说它是善书,更不如说是一本“恋爱宝鉴”或“结婚指南”。要知道人类最大的罪恶,乃是把人类弄得退化了,人类最高的宗教,是在昌旺未来的种族!结婚的审慎与否,便是未来的种族的良莠的一个大关键[1]。
  尽管现在我们知道智力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高达德所研究的“低能”是一类由于多种不同原因而产生的性状,虽然有的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却不可能严格遵守孟德尔的遗传规律。但在当时的遗传学发展水平上,高达德的研究有详细的调查数据,有具体的家系性状遗传分析,尽管不算精确,还可以说是体现了当时“生物科学”的一般要求,译者把它界定为一个研究智力遗传的生物学作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说这本书是“教育或心理”学的作品,倒也能说得过去,因为作者高达德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霍尔的学生,他还是当时首先介绍比纳的智力测验到美国来的学者,从1908年开始,他应用比纳的量表测验美国的低能儿,并在1910年编成一个修正的量表,他对低能的鉴定及分型主要是根据IQ的测量结果而确定的。智力、能力本身就是心理学、教育学传统的研究对象,高达德这部研究低能遗传的作品被归之于心理学也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把它当成了“善书”,那它可就具有伦理学的意义了,再说它是一本“恋爱宝鉴”和“结婚指南”则更是体现其对婚姻实践的指导价值了。

2.《善恶家族》何以是一本“善书”——优生与婚姻的伦理学
  早在十九世纪末,赫胥黎就在他著名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批评斯宾塞所持的具有进步主义倾向的进化伦理学的谬误,提出自然进化的法则与伦理的原则恰恰相反。可是1896年严复在把这本书译为《天演论》时,却大大的摈弃了赫胥黎的正确意见,把受批评的斯宾塞的观点作为书的主要内容而介绍到我国。这种“有心的误译”及其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正说明了当时国人接受本来是一种自然科学理论的进化论的方式和水平。他们对“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种简单口号式的进化观念是容易理解和相信的,而对于进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达尔文作品中深刻而丰富的生物学思想却没有多少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当他们把“优”、“劣”、“适者”、“不适者”这类具有价值判断的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时,必然会体现出浓厚的伦理学色彩。
  当以进化论与遗传学作为理论基础的优生学被介绍到我国时,国人理解这个学科时所持的伦理学倾向更加明显了。在1923年陈长衡与周建人合著的《进化论与善种学》④一书中,陈长衡就把“善恶”这样的伦理学概念与进化论中所讨论的“适应”概念联系在一起,他说:
  吾人试细察天演界中,善者虽不必尽适于生存,而实较恶者生存之机会为多;设以世界十万最文明人,与十万最野蛮人,使各自为生,则后者之死亡率必较高,其群亦必早归消灭,可无疑义。又吾人试披阅人类历史,将见世界中许多劣弱或退化之民族或已完全灭尽,或次第辗转消沈,以归于尽,优强之族,起而代为之生存,此又一证也。又如欧美诸邦,善多于恶,吾国社会,恶多于善,欧美诸邦亦较适于生存,非又一证乎?[4]
  周建人亦接着他的话说:
  人生的观念本随着科学知识改变,自进化论发达以来,不但人类的历史须重新写过,便是道德标准也变了方向,由遗传的研究而建立起善种学,这也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善种学的用意,无非要想从根本上救济人种的堕落,用和平的方法来维持好种,禁止劣种,免得到了堕落之后,再行剧烈的自然选择[4]。
  对优生学这种伦理学意义的认识,同样反映在1929年华汝成所著的科普读物《优生学ABC》中,他在该书序中先是论述了中国传统的性善论、性恶论、无分善恶论,然后引出优生学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人的天性,既天然有优劣的不同,那么天性是优良的,当然容易训练为优良的人,反之,天性不优良的人,虽经十分的训练,也难造就起来。所以人的天性是基本,教育是一种补助品,我们要使人群优化,那么非把人性改良不可。现在我们知道人性是是遗传的,所以要使人性优化,非根据遗传学的原理去发展优良的性质,消灭恶劣的性质不可。优生学就是专门去研究为什么和怎么样,去发展优良人种和消灭恶劣人种的学问。
    现代的世界,表面似乎日有进步,其实危机四伏,前途难抱乐观,试研究人类不能真实上进的原因,就是因为恶劣的人种日渐发达,优良的分子反渐减少的缘故。我们要防止人类的劣化,使人类的前途大放光明,除了应用优生学的原理去实施优生法不可。[5]
  不仅优生学在当时学者的心目中具有伦理的意义,同时对人的道德评价在一些对生物学一知半解的人心中也有了遗传学的根据了。丁福保在其所编的《结婚与优生学》中称“意气用事及成见太深之人,皆一种遗传之精神病也,”“有隐伏此种病症之人,若与一团和气毫无我执之通品人结婚,则所生子女皆非意义用事、成见太深者,因其遗传因子已处于劣势地位也[6]”。聂其杰是在为1919年出版的美国优生学家达文波特著,胡宣明、杭海译的《婚姻哲嗣学》作序时称:“不仅饮博小人、市井无赖、知识愚昧、性情乖僻者”为“脑弱之遗传”,并且“营私害公、见近利而忘远害、逞小忿而乱大谋者皆有脑弱之遗传”,更称“窃权卖国者、贪利忘义者、诱惑当前不能自决者,都为脑弱之遗传也”[7]。此处之“脑弱”,当由feeblemindedness一词译来,不过“脑弱者”如果真能具有上述“营私害公、窃权卖国”的特点,那么就和“低能”不大容易挂上边了。
  既然优生学在当时体现出如此重要的道德意义,那么《善恶家族》一书的译者把这本书理解为一本“善书”那就一点儿也不值得奇怪了。这样的“善”就是自许为优秀的人不要和低能的人结婚,也最好让那些低能的人不要产生出他们的后代来,免得造成人种的衰退。林洁娘在跋语中这样说:
  我个人也觉得人生最大的罪恶就是散下了许许多多不但不健康,而又是低能的、朦胧的⑤、白痴的或残疾的牛儿猪孙的后代。所以我们对于结婚这个问题更应该格外注意,不要盲目,青年男女在选择夫妻时要看清楚对方的性情是否高尚洁白,能力是否雄厚独立,身体是否健康结实,更应该进一步的考察目的人物的家系和身心状态……
  如果每个小孩子都没有好的遗传,不能得到生活的趣味,那是人生最可耻的啊!但是有许多真可怜的孩子,他们生下来确已接受了不利的遗传,如低能、朦胧,还有肺痨病或别种病症的毒害,等他长大时,还是逼迫他们去和强健优良的同辈竞争,叫他们如何不失败。有的接受了祖上的根性太坏了,一见了天日,就向着犯罪作恶的路上走,这是什么景象!光明美丽的世界,被他们糟蹋透了![1]
  善恶这样的道德价值评判就这样与低能、贫、病、犯罪者及其婚育联系到一起来了。本来从生物学上讲,具低能等性状的人,最多可以算成是一种“不适者”,具有适应这个社会的障碍,可是一旦他们要结婚生育,留下他们遗传上有问题的后代,在优生学家及其信奉者的眼中那可就是遗害于社会,具有“恶”的性质了,那是他们不能同意的。陈长蘅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把宇宙之进化分为两种:天演之进化(natural evolution)与人演之进化(human evolution or progress),并称:
  天演以“适”为主要,“善”为次要,人演则谓“适”固重要,“善”尤重要。天演于“善”者以较多之机会,“恶”者以较少之机会,人演则更进一步着想,谓“善”者宜次第代“恶”者而生存,故谓人类宜设种种方法,使人演界中之“适”者尽为“善”者,“善”者尽为“适”者[4]。

3.优生学的实践——作为“恋爱宝鉴”和“结婚指南”的《善恶家族》
  优生学既有如许的伦理学意义,自应在社会上充分实践它的主张,最有效的优生学手段是对低能者实施绝育律,这一法律到1923年为止已在美国十五个州通过(但依然有效者只九个州,其它有经法庭认为不合宪法而废止者),从1907年到1921年1月1日,美国已对低能、癫狂和怙恶者实施了3233例对男子断精管,或割精囊,对女子断卵管,或割卵巢的手术[8] 。《善恶家族》一书的译者和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看来对此项法律是非常同意的,该书后就特意附录了潘光旦先生1923年10月21日发表于《申报》的《合众国绝育律的现状》一文,此文在《申报-星期增刊》一发表,就被爪哇直葛华侨许汶泉译为白话,在一所华侨学校的揭示处贴出来。可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动乱的中国和南洋,要想靠政府来推行此种尚有争议的优生措施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推行优生运动的方法则唯有宣传与教育一途。周建人在1927年与潘光旦讨论“中国的优生问题”时就以为:“现在对于积极方面所能行者,只有传播遗传学知识,灌输优生学的理想,使青年的恋爱选择中养成一个优生学的理想,并使他们都知道人种改良的重要性而已”[9]。对于个人和家族而言,优生的关键在于择偶和婚配,译者将《善恶家族》定位成“恋爱宝鉴”和“结婚指南”无疑有助于其目的之实现。所以林洁娘在跋中这样说:
  我抱着无限的希望,诚恳地把本书译来献给祖国的遗传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请求指教,更盼望我们的亲爱的少年朋友们,能细心看看,老年人看了也好,请他随时指导后辈青年,尤其是打算结婚的正忙于寻找爱人的朋友们,更需要看这本书。请记妥:一念之差会造成千古的恨事,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人生最大的羞耻,莫过于生下许多亲眼看见的愚劣子女哟![1]
  牛惠生也在该书的序言这样说:
  《善恶家族》一书实为父母之宝鉴,为父母者不可不读,又为青年择配者之指南,故青年不可不读。语云“知已知彼,百战百胜”,若为父母者能明燎自已遗传性优劣之所在,自必知其子女身心缺陷之所由来。而改善其环境,以为后天之助,可免去许多不请之体罚与无谓之谴责矣。而青年择配者,果能循此原理,谨慎选择,亦可谋得优秀之裔胄……今之谈救国者,须注意于人民遗传性之优劣,譬之耘田,务去其稂莠,存其嘉禾。是以两性缔婚,宜至察体格品性为优生之保障,而尽救国之使命,使社会因我之婚姻而愈以进化,愈以发达。惜乎世之男女青年,因一时情感冲动贸然结合,而子孙蒙其祸者多矣[1]。
  优生学对于择偶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当时是为许多学者认识到并提倡的,陈寿凡在1919年译著的《人种改良学》中称:“人种改良学之关系,在于后世子孙,由斯学之根据,观之子孙身体对于疾病抵抗力之强弱,能否成长增殖,实系于婚姻之成败如何。[10]”刘雄在1926年所著的《遗传与优生》一书中亦言:
  吾人由人种改良学见地,对于配偶选择极为重要,关于结婚应注意下列条件:1)欲得优良之子孙,必须体质最良之配偶;2)具有优良体质者,不可与体质恶劣者结婚;3)有病的倾向者,不可与同一病的倾向之人结婚。
  总而言之,结婚当选择比较健康者为配偶,不然则其优良体质每被恶化,在于家族社会方面,均为罪恶,吾人对于恶种之蔓延,不可不尽力防之。[11]
  潘光旦曾在1927年借主编《时事新报·学灯》之机,进行一次对于“中国之家庭问题”的问卷调查,其中有婚姻选择标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排在婚姻标准前三名的分别是“性情、健康、教育造诣或办事能力”,与作为一个优生学家潘先生所提倡的优先选择标准“家世清白、健康、相貌与体态”有很大差别。所谓“家世清白”指其“上代无恶疾,无癫狂,无低能,无犯罪行为或其倾向”,“家世清白”的标准不被被调查者重视,潘先生以为是他们对“清白”意义之不了解,他说:“不了解云者,指答案人对于生物遗传之原理,容有不习或几完全不知者,是则非答案人之咎,乃科学教育者之咎也” [9]。
  1935年麦惠庭在其所著的《中国家庭改造问题》一书中所提出的择偶标准也与潘先生几乎完全相同,即把遗传的优良、健康、美好的容貌和体格作为首选的三项。对于如何择配自审,他还提出有间接调查法、直接访问法、观察法、试验法等几种,并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择配自审表”,此表共十三项,184条,且看前几项与优生相关者:
  个人的历史:姓名、年龄、生日、籍贯、双亲均在否?父执何业?祖父母均在否?祖父执何业?他有几位兄弟?他的兄弟从事何业?他有几位姐妹?他的姐妹从事何业?
遗传的测验:他的祖父母有何特性?他的祖父母身上有何缺陷?他的父母有何特性?他的父母身上有何缺陷?他的祖父母和父母有无不道德的行为(如饮嫖赌吹癖等)?他的祖父母和父母有无犯罪的行为或其它倾向?他的祖父母和父母健康状况如何? 
健康的测验:他平常的健康状况如何?他曾有何大病否?他是富有精神或易于疲倦?他每晚熟睡否?他的血液是否清洁?她的月经是调和、无程序,抑或停止?(专指妇女)......
  容貌和体格的测验:他身长多少?他体重多少?他的体态正当否?[12]
  此种调查所问及的与当事者父母与媒婆所要了解的事项差不多,这些东西看起来是优生学的,但也是常识的,当然对于其祖辈的身体缺陷、不良行为、健康状况大加关注,这恰恰是从遗传学角度考虑的,以前为子女婚姻做主的父母虽然可能注意到,但近代社会自由恋爱的当事人则大多没有这种眼光。
  优生学本来就是一种应用的生物学,它的应用方法有积极与消极两类。积极的优生便是促进优质人口的增加,消极的优生便是减少人群中不良品质人口的比例,总的目标便是提高整个国家或民族的人口素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把提高国民的人口素质作为一种理想,只是在如何定义人口素质,以及如何具体实施优生措施方面会有不同的主张。从婚姻选择入手来对国民进行优生及人类遗传方面的教育本无可厚非,也是一种非激进的相对中和的方法。只是如果我们对当时的优生学及人类遗传学的科学基础进行分析便会明白,这里面却也有不少唐突的地方,而且优生学者所提倡之婚姻选择也有根本的矛盾与困难之处。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遗传学快速发展的时期,惟其正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所以不少的研究成果尽有许多错误和不确切的地方。这些错误和不足在国外自然会有其它的学者不断地予以更正和发展,但在科学研究不发达的中国,一种学说或研究成果引进以后,往往会被当着真理或宝鉴,而难受到公众的质疑。即以高达德的这项低能研究成果《善恶家族》而言,不仅现在被发现有很多错误,就是在当时,也受到不少国外学者的怀疑。如他所定义的低能(feeblemindedness)决不是一种独立的遗传性状,不同的低能者虽智力表现相同,但却有可能是由遗传、环境、病理等多种因素单独或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决不可能体现出严格的孟德尔分离规律。有些性状虽然表现出家族遗传的特点,但也有可能是由于家族成员生活在同一种环境下或具有相似的营养条件而造成的。如呆小病(cretinism)曾被当成是一种遗传的低能表现,后来才知道它是与人的甲状腺激素分泌有关,并与人对碘的摄入有关。现在的研究也证明,孕妇或儿童早期的营养不良也会造成一个人成年后精神性失常比率的升高[13]。《善恶家族》的译者把这样一个科学上有争议的研究成果奉之为“恋爱宝鉴”和“结婚指南”,这未免也有些不太慎重了。作为优生学家的潘光旦和周建人等在宣传和提倡优生时倒是一再提醒大家的:“优生学发端未久,其研究成绩尚不多觏,其应否立即加入科学之林,尚是疑问。[9]”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等国的数量遗传学家围绕着绝育和隔离措施对低能遗传控制的有效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争论,并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普通人同样带有缺陷的基因,使他们有可能生下低能的子女,只有十分之一的低能者由低能的父母所生,倒有十分之九的低能者由正常的父母所生[3]”。
  另外,优生学者推荐的婚姻选择方法也有根本的矛盾和困难,不需他们提醒,谁都愿意找一个各方面素质都不错的人作为结婚的对象,婚姻讲究门第和家世清白也是中外社会一贯的传统。潘光旦曾应昆明广播电台之约,在1942年4月4日的儿童节广播《新母教》一文,宣传婚姻选择的重要性,他说:“一个女子在结婚后想做一个好母亲,想实行新母教,第一要郑重的选择她的配偶,一定要选择一个家世清白、身体健康、品貌端正、智能优秀、情绪稳定、意志坚定的男人做配偶。[14]”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在自己的身边看看,符合这样好条件的对象能有多少呢?即使有,好象总是有人捷足先登,据为已有了。难道没有了这样理想的对象,青年男女们只好选择独身吗?而这也是优生学家所不同意的啊。还有,从优生的逻辑上讲,每个人都应找一个比自己“品质优良”的人结婚,否则自己的血统必受牵累,可是如果对方也是这样考虑,那么岂不形成了一个谁也找不到对象、结不了婚的悖论!

4.优生学与精英主义的婚姻制度
  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围绕婚姻而产生复杂的社会关系,针对婚姻而形成的伦理教条也数之不尽。在近代中国这一个转型的社会中,这些婚姻伦理都面临着一个扬弃的问题,而西方科学的传入,特别是与婚姻相关的遗传学与优生学的传入,也促进了新的婚姻制度及婚姻伦理观念的形成。这一点,我们从《善恶家族》一书的翻译及其因之而发生的故事可以看得出来。
  陈顾远在其《中国婚姻史》中列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几种“婚姻故障问题”,有同姓不婚、尊卑不婚、宗妻不婚、中表不婚,及官民不婚、良贱不婚、僧道不婚等项[15]。陈鹏在其《中国婚姻史稿》中也引述多方面史料对诸种婚姻限制的生理、宗法、伦理、迷信、政治之原因进行分析[16]。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婚姻限制措施虽然不一定得到事实上的实行,但总是反映出每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那个时代的等级秩序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自遗传学、进化论以及作为它们的应用学科优生学传入,人们对人与人之间遗传学上的差异,及其对家庭生活和种族绵延的影响有了一定的认识,这种认识便促进了建立在优生学基础上新的婚姻限制观的形成。上述所引刘雄的建议“具有优良体质者,不可与体质恶劣者结婚”,陈长蘅在《中国人口论》中自拟的婚姻法条目“癫狂痴呆及有神经病者,不许结婚” [17]不就是一种新的婚姻限制吗?潘光旦所认为的择偶标准以“家世清白”为第一,《善恶家族》一书的译者所描述的与恶劣者结婚所可能导致的种种恶果都说明了对这种婚姻伦理观念的提倡或赞同。 
  这种婚姻限制观多多少少还体现在近代中国所制订的婚姻法规之中,如民国立法院1930年制定的《民法亲属篇·婚姻章》第976条有:“婚姻当事人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约:有重大不治之症者;存在花柳病或其它恶疾者;”第1052条有:“夫妻一方,以他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限,得向法院请求离婚:有不治之恶疾者;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但对此项法律,潘光旦仍“深致不满”,以为未能体现出优生的价值,指出它对于品性不健全之当事者,“法律但知于事后取缔,而不知于事前防范”;对于“重大不治之症者”等项也太过含糊,难以操作;欧美先进各国对于低能都有严格的婚姻限制,但此法律却未“道及只字”[18]。相对而言,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1942年制定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虽然对此类限制着笔不多,内容却很明确。其关于“结婚”的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凡有神经病(如白痴疯癫等)花柳病及遗传性之恶疾者不得结婚”[19]。
  法律虽未对低能等“劣质人口”的婚姻予以限制,但近代学者中提倡者却不少。除上述所引之外,陈长蘅在《进化论与善种学》中建议:“凡有危险遗传疾病者,不应结婚”,“凡欲结婚者,须向官府取证书,婚礼应由注册官主之,注册官必以精明医士充之”。“再设养济院,将有危险遗传病之男女(如癫狂神经软弱之类)分别管束,以人道待之,惟不许结姻传后再养育其类似之分子”[4]。丁福保要求:“国家亦宜制定法律,对于恶劣家系,实行生殖限制,对于低能者、有精神病者,皆不宜许其结婚,或者强制施行手术,使之不能生殖。[6]”张君俊在其《民族素质之改造》中认为:“国家若要实施这种控制手段,首先的动作,便是一般将结婚的当事人身体之检查,与心理之测验,这两项如能合格,便发给可婚证,青年男女领到可婚证,然后可以向对方求婚”[20]
  这许多学者极力要求对低能等劣质人口进行婚姻限制,其原因除了他们反复陈述的在于改良种族,提高整个人口素质外,笔者以为其目的尚有两种,一是经济的,二是血统的。
  从经济方面考虑,如果任由低能、癫狂者结婚繁衍,而生下了更多低能、癫狂的后代,则国家社会必然要花费更多的金钱用于建设养育院、救济院以收容安置他们,近代的中国人虽没有西方国家那么强烈的纳税人意识,却也明白,这笔钱会最终落到每一个人头上的。林洁娘在跋中这样说:
  我们的国家,只看见身体的年龄够了,便允许他结婚,而他的智力不如一个五岁的孩子也不问,结果只让他们传下他们的劣性,来破坏我们的文化。国家无奈何,便向社会上的人征收重税,建筑感化院、监房、牢狱、病院、疯人院来安顿他们,来供给他们的衣食住行。表面上看来是“德政”,是“王道”,但细心一想,社会全体的牺牲是何等的重大啊![1]
  聂其杰也在他给《婚姻哲嗣学》所作的序中引述美国的事例,说明“愚鲁者、偷盗者、残疾者、犯罪者”给美国带来的经济上的压力。他称:
  济贫院、医疗院、养疯院,以及各种慈善事业,每年靡费达百千万金之巨,益以各机关办事人员,大都聪明贤智者流,终其身以服务于消极方面之事业,尤为可惜。假使人人皆谙哲嗣学之理,婚姻当而遗传良,则前此一切愚不肖之民,足为社会累者,日以澌减,而此项人才与经费概移之于积极方面之建设事业,则障碍尽除,幸福倍进。一反一正,两相比例,而国家社会之进步,不几一日千里耶[7]。
  从血统方面考虑,一是怕差异的生育率导致人口中劣质比例的升高,就象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少数的优良人口会淹没在多数劣质人口的海洋中。因为在近代的社会中,逃避婚姻和倾向节育的总是那些被优生学家认同为优质人口的知识阶层,而被认同为人口品质处于中下层次的劳动阶层却未受到优生教育的影响,仍保持着多子多福的观念,这几乎是中国近代所有的优生学家都担心的。另外,只要有劣质人口及其遗传物质存在,那些自诩为具优良遗传品质的人就不能不担心,总有一天,自己的子孙会不小心找上这样具有显性或隐性遗传疾病的对象,那样优良而纯正的血统不免要被玷污了。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防患于未然,一方面形成具有不同遗传品质阶层的婚姻隔离制度,别一方面对低能、癫狂等斩草除根,通过法律、教育等手段对他们的婚姻和生育进行种种限制,以达到所谓的纯净社会的目的。

  这样的考虑显然具有精英主义的色彩,他们提倡的优生学标榜着以种族进步和提高人口素质为目的,从生物学上把那些被定义为低能的人群视为另类,并无视他们婚姻自由和生育的权利,所维护的正是自己所在的精英阶层及其子孙后代的利益。精英与非精英的区分,以前的划分标准是门第、种族和尊卑,可是在近代中国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这些多少有点土崩瓦解了。而随着西方科学特别是优生学的传入,另一种“科学的”标准被建立起来,那就是遗传。遗传既不否认门第、种族和尊卑观念中的“合理”内涵,又特别把智力这一对知识阶层最有利的因素包括进来,并加以强调。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对外是民族主义的,对内是精英主义的。这两种观念虽不是因优生学而起,优生学却是被充分地利用来培养这两种观念的形成。它们的表达方式,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分析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所认识到的那样[21],对外是强调利害关系,对内是强调善恶关系。我们从《善恶家族》一书引入中国及其相关的故事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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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7.


Eugenics and the Dissimilated marriage Ethic in modern China
-------An analysis to the marriage story of translation for 《The Kallikak Family》
JIANG gong-cheng
(Biology Department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Huaian 223001;
Science History Departme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for 《The Kallikak Family》, we found tha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ugenics was badgered with complicated marriage ethic when it was introduced into modern China. The import of eugenics and its correlated evolutionary ethic had given birth to the marriage ethic of elitism.
Key words: 《The Kallikak Family》 eugenics feeblemindedness marriage ethic



①作者简介:蒋功成 男,1968--,江苏涟水人,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生物科学史、进化生物学。
② 黄素封毕业于金陵大学,曾自费入自然科学研究所从事药用植物研究,他著译颇丰,所著多为自然科学史及科普教材类。
③ 指美国温济普 (Dr.Winship)所研究的《爱德华家族》(J.Edwards Family),其家后裔多“有用之人才”。
④优生学(eugenics)在当初被译入我国时,常被译为“人种改良学”、“善种学”、“淑种学”、“哲嗣学”等,这样的译名同样体现出伦理的含义。
⑤ 朦胧(moron)指智商停滞在八岁至十二岁水平的人,高达德把低能(feeblemindedness)分为三个等级,即白痴(idiot)、愚笨(imbecile)和朦胧(moron)。Moron是高达德从希腊语中取来,相当于英语的dull 和stupid,笔者以为相当于汉语中的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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